赵凤玲

（河南农业大学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的“中国文化失语症”，先是发端于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主要指许多从事外语教学的中国学者，在与西方人交往的过程中不能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心有余而力不足［1］。此后渐渐延伸到文学理论界，进而蔓延到整个学术界并成为从事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家们批判西方文学思潮的入侵和传统文学思想的流失，并由此带动了整个文化界对中国文化话语权的反思。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很显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成就已让世界刮目相看，尤其是近几年西方国家的信贷危机、金融危机，把中国逼到了拯救世界经济担当者的地位，而在我们文化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却处在焦虑状态，诚如曹顺庆先生所言：“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 ”［2］

为什么在中国贫穷、落后的时候，我们没有感受到文化话语权的失落，反而在我们国力不断强盛、国家实力不断提升的今天，我们却感受到文化的危机感，感受到中国文化话语权的失落，发出“中国文化失语症”的感叹？我们无需跟着一些西方学者论调舞步，中国经济强大、国力强大就一定会“威胁世界”，中国也不一定会出现“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文化更不会随着国力强大而像西方那样出现“文化霸权”，我们之所以感受到“中国文化失语”，其实是对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历史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