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英

(株洲职业技术学院, 株洲 412001)

政治语篇中的人际元话语研究
——以201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个案

鲁 英

(株洲职业技术学院, 株洲 412001)

元话语是关于话语的话语，是发话人意向性的言语表征。目前，国内外现有元话语研究大多集中于写作与教学领域，对机构话语中的元话语关注不多，尤其是汉语机构话语中的元话语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本文在反思现有元话语研究的基础上，以201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语料，尝试探讨体现说话人意向性与目的的人际元话语在政治语篇中的分类与功能，旨在分析人际元话语在政治语篇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与作用。

人际元话语；政治语篇；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主观性

1 引言

“目的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是人的行为的根本属性。说话是行为，是人的根本属性之一。因此，目的性是言语行为的根本属性。”(廖美珍 2009:62)在交际的过程中，发话人的目的是让受话人最大程度地接收、理解并实现自己的目的。为此，发话人不仅须要满足格莱斯(P. Grice)提出的量与质的要求，还要顺应语境，选择恰当的语言成分来有效地组织话语，在话语中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与受话人进行人际交流和协商。我们认为，言语互动通常包含两个层面：命题内容层面和元话语(metadiscourse)层面。命题内容层面主要提供有关文本主题的信息，而发话人通过使用元话语，将自己投射到文本中，引领并指导读者去解读语篇、评价语篇，进而针对命题内容进行互动。1959年，哈里斯(Z. Harris)首先提出元话语概念，用于表征说话人为引导受话人理解语篇所作的尝试与努力，目的在于为解读语言的各种使用状况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因此，元话语通常被视为“关于话语的话语”(Williams 1981:211-212)，是发话人意向性的言语表征。本文在反思现有元话语研究的基础上，选取201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源自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网址为http://www.gov.cn)作为语料，尝试探讨体现说话人意向性与目的的人际元话语(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在政治语篇中的分类与功能，旨在分析与解读元话语在言语交际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2 元话语研究反思

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对各个学科的发展方向起到指挥棒的作用。因此，哲学研究范式的改变必然带动其他学科范式的更新。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之后，哲学家们将对哲学终极关怀——人的研究，置于语言中。因此，很多著名的哲学家纷纷提出有关人与语言的著名论断，如海德格尔的“我们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和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等。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不断追问语言与人的关系，即人是如何在语言中存在的。在语言哲学的带动下，语用学与话语分析等学科纷纷涌现，语言学者们尝试从语言事实入手揭示语言的主观性现象，即语言表达中的“人因素”(刘辉 2009:24)。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元话语作为包含人的意向、目的与主观态度的话语成分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元话语作为“关于话语的话语”，展现了语言这个特殊的在者；作为本体，它拥有人的具体方式(Williams 1981:211-212)。它能够在话语层面外显作者的意向性、立场与目的，传递作者的主观倾向，是人在语句中的存在。目前，国外元话语研究的重阵是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Williams 1981，Vande Kopple 1985， Crismore 1989，Swales 1990，Hyland & Tse 2004， Hyland 2005等)。国内学者在国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比汉语与英语的不同，提出了很多汉语元话语的分类方法(成晓光1997，徐海铭 2001，徐赳赳 2006，李秀明 2006等)。遗憾的是，国内对机构话语(institutional discourse)的元话语研究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政治语篇作为机构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政策性、权威性和纲领性，具有严谨、客观和正式的语言特点。作为典型的中国政治语体，《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国务院代表政府部署和汇报工作的公文，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法定性和执行力。学界通常认为，政治语体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人的因素对其影响较小。但是，我们认为，分析《报告》中的人的主观性与目的性的语言体现，可以更好地理解政治语体的写作过程，剖析其内部隐含的语言主观性以及发话人意向与目的的存在样态。

3 政治语篇中的元话语分类

海兰德(K. Hyland)认为，“元话语在本质上是一个由开放性的语言单位集合实现的意义系统”(Hyland 2005:37)。他将元话语分为交互维度(interactive)和人际维度(interactional)两种。交互维度的元话语体现受话人的存在，目的在于构建受话人脑中的思维框架，尽量引导他们按照发话人的意图理解话语；人际维度的元话语旨在外显作者的意图与目的，将受话人纳入交际活动中，凸显话语的互动性。本文采用海兰德的分类框架(Hyland 2005:49)，以人际维度的元话语为研究对象，从模糊标记、强化标记、态度标记、自我提及和涉入标记共5个方面分析政治语篇的元话语。

3.1 模糊标记

海兰德认为，模糊标记(Hedges)凸显发话人的主体地位，它使信息以观点而不是事实描述的状态呈现出来。发话人在陈述话语时要考虑到断言的准确性、可靠程度以及被推翻的可能性的大小。因此，模糊标记体现出发话人说出的话语是基于似是而非的推理，而不是确定的知识，为受话人提供了商讨的空间，进而为主体间性的建构提供了空间。例如：

① 投机、投资性需求得到明显抑制，多数城市房价环比下降，调控效果正在显现。

② 在全球通胀预期不断增强，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国内要素成本明显上升，部分农产品供给偏紧的严峻形势下，我们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坚持综合施策……扭转了一度过快上涨势头。

在上例中，《报告》使用了“多数”、“部分”等模糊性成分，为断言内容的确定性留有商讨的余地。在一定意义上，这也可以被视为《报告》语言准确性的体现。康德对人的有限性的探讨正好适用于解释这一现象。康德认为，人是有限的，为理性保留地盘的方式就是为理性划界。人总是尝试突破自身理性的有限性而作出全称性的判断，因此，全称性的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是不准确的。例如“多数”、“部分”等词语的使用，隐去了具体的统计数字，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问题的变化趋势，但却没有具体数字的说服力强，这也是政治文体写作常用的手法。同时，模糊词汇的选择、使用与搭配也体现出发话人的目的等主观因素。

3.2 强化标记

强化标记(boosters)正好与模糊标记相反，体现的是发话人对陈述内容的确定性，是发话人对陈述内容拒绝商谈的态度表现。请看下面的例子：

③ 我们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举，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积极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努力优化贸易结构。

④ 我们一定要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决不辜负人民的重托。

⑤ 我们要恪尽职守、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决不懈怠，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

在上面的例子中，强化标记的使用凸显了发话人对陈述内容的肯定态度，表明了发话人的决心，使得受话人对陈述的内容没有商谈的余地。强化标记表明发话人在发话前意识到陈述立场存在多样性，但是发话人根据自身的意向性缩小立场的选择范围，从特定的角度选用肯定的态度表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模糊标记与强化标记共同构成一个连续统(continuum)，分别各执一端。前者倾向于互动，留有协商的可能；后者则屏蔽受话人的反对意见，尽量避免协商的发生。“由于文本中模糊标记与强化标记的平衡显示出发话人愿意考虑其它选择的程度，所以二者在体现发话人对文本内容的确定性以及对受话人的维护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Hyland 2005:53)概括地讲，强化标记有助于凸显发话人的主体性，而模糊标记则更多地体现了主体间性。

3.3 态度标记

态度标记(attitude markers)主要表达发话人的个人情感因素，而不是理性的推断。海兰德认为，态度标记主要由表示态度的动词(如agree, prefer)、副词(如unfortunately, hopefully)和形容词(如appropriate, logical, remarkable)构成。例如：

⑥ 我们相信，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香港、澳门同胞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⑦ 教育寄托着人民的希望，关系国家的未来，我们一定要把这项事业办得更好！

通过我们对语料的观察发现，态度标记在《报告》中的使用频率很高。笔者对“宁愿”、“愿意”等情态动词进行搜索，结果为零；“相信”和“希望”的出现频率也仅为1次。态度标记主要是个人情感的表达，而在政治语体中，发话人大多以机构目的为主，最大限度地隐去个人的观点与态度，因此态度标记在政治语篇，尤其是我国的政治语篇中，使用较少。与英、美、俄等西方国家的《国情咨文》不同，《报告》具有自身体裁与目的的特殊性，这都决定其在语言选择与表达上的特点。囿于篇幅所限，我们将另辟专文探讨中外对比方面的问题。

3.4 自我提及

语言与人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因此，不同的人说出的话语必然都带着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通过发话人对不同语言成分的选择与使用出现在发出的话语中，自我提及(self mentions)就是其中的一种，是发话人在话语中外显程度的标志。机构话语研究通常区分机构目的与个人目的，二者在个别情况下会重合。它们分别对应着机构与个人两种称呼语。一般情况下，机构目的的表达采用的都是第一人称复数的形式，如“我们”、“我们的”；单数第一人称多用于个人目的的表达，如“我”、“我的”。《报告》中的自我提及主要有“我国”和“我们”两种形式。

⑧我们要坚定信心，善于运用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

⑨我们强调扩大内需，但决不能忽视外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政府性文本的特殊性使得《报告》中的自我提及没有使用单数第一人称的形式。只是在宣读《报告》的人陈述自己身份与目的时使用了一次“我”。例如：

⑩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请各位代表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海兰德认为，“发话人不可避免地将自己和自己对命题内容、所在的共同体以及受话人的态度投射到话语中。发话人通常根据自己的立场与当时的情景身份有意识地选择是否使用自我指称”(Hyland 2005:53)。因此，在《报告》中，发话人顺应机构目的，全部使用了“我们”等包括受话人在内的自我提及标志。这样不仅增强了话语的客观性，也进一步压缩了受话人对陈述内容的协商空间，使得互动双方之间的主体间性变小。

3.5 涉入标记

涉入标记(engagement markers)的主要作用是外显受话人的存在，多为第二人称代词“你”、“你们”等。发话人通过使用涉入标记引领受话人按照自己的意向理解话语，阻止受话人提出反对意见以及产生其它与发话人目的相违背的话语解读。在《报告》中，最典型的、同时也是唯一的涉入标记是“各位代表”，全文共出现7次，并且6次出现在段首。例如：

各位代表！回顾过去，我们拼搏奋进，取得显著成就……

我们认为，比较自我提及与涉入标记的使用情况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发话人对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选择倾向，通过对比分析可以揭示发话人的意向状态，展现发话人在突出自身观点与引发受话人思想呈现之间的取舍。也就是说，自我提及与涉入标记的使用是发话人意向与目的的体现，发话人会根据自身的目的决定人际元话语的使用策略，进而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

4 结束语：政治语篇元话语的特点与功能

“交际不仅仅是信息、物品或者服务的交换，也包括交际双方的个性、态度和设想的互动。无论是写作还是言说，只要是产生意义的过程都不会是中立的，通常伴随着发话人的兴趣、地位、观点和价值。”(Hyland 2005:3-4)这不仅是说话人的存在方式，而且是提出元话语概念的意义所在。“本体的语言一定要在具体的现实中展现自己。这就涉及到语言实际存在方式的问题，即它是如何是、如何在的。”(刘辉 2010:26)

“元话语强调作者在追求目的的过程中通过修辞选择来构建社会世界。”(Hyland 2005:60)发话人通过语用选择构建对受话人之间的互动，进而为主体间性的建构提供可能。人际元话语不仅标识发话人对命题内容和受话人的态度、情感与评价，同时也有助于构建互动双方之间的关系，以此建立主体之间的协商关系。人际元话语是语篇互动与主体表达自身目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反映出互动双方之间的亲疏远近、权力分配以及角色扮演，也可以反映出发话人对自己所表达的内容的态度以及期望受话人介入的程度等。通过以上对《报告》中人际元话语的分析，我们发现：

首先，政治语篇在陈述政府工作业绩与描写社会现状时多使用模糊标记与强化标记，二者构成一个连系统。发话人会根据自身目的在此连续统内进行语言选择。

其次，政治语篇中几乎不使用态度标记，这也印证了政治文体注重客观性的特点。

再次，政治语篇的自我提及标记多受机构目的的支配而选用第一人称复数的形式或其变体，以期增强受话人的参与度，压缩商谈空间。

最后，政治语篇倾向于通篇使用同一个涉入标记，起到突出强调的作用，吸引受话人的注意力。

综上所述，政治语篇在人际元话语选择上的特点主要是受发话人目的与意向的作用。即使在政治语篇这种注重客观性的文体中，体现发话人主体性的语言成分仍然对陈述内容起到重要的限制作用。语言中“人因素”的凸显使得话语研究逐渐走入社会语言学的层面。本文尝试通过表征“人在语句层面的存在”的人际元话语，将语言哲学对人与语言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关怀性研究引入政治语篇分析，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希望共同探索语言哲学、语言学与真实语料3者之间的整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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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洪儒】

OnInteractionalMetadiscourseinPoliticalTexts—A Case Study ofReportontheWorkofGovernment(2012)

Lu Ying

(Zhuzhou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College, Zhuzhou 412001, China)

The research of metadiscours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concentrates in written text rather than oral discourse. However, the researchers hardly focus on the metadiscourse of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especially on Mandarin. This article reflects the theory of metadiscourse. Taking theReportontheWorkofGovernmentas data, which the writer collected from 1978 to 2011, it tries to analyze the interpersonal function of metadiscourse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tentionality and purpose in political texts, and aims to present the indispensable place of metadiscourse in verbal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 political text;ReportontheWorkofGovernment; subjectivity

H0-06

A

1000-0100(2012)05-0052-4

2012-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