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

《师院图书馆会议记录》，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10月版

但凡涉及历史学科的研究，史料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民国时期“史料学派”的傅斯年那一句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就是指因此而来的学者的治学状态。如今，学术圈子中又有了一大批自觉的和积极的“史料学派”的拥趸者，他们汲汲于实物、文字等各种新发现的史料，跋涉于各地的档案馆或公私的处所，也因此有了通过辛苦而换来的焕然的成绩。比如在北京的潘家园旧货市场，有人发现了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给周恩来的亲笔信、张学良亲信朱光沐与朱五的情书，以及八国联军侵华烧杀抢掠及圆明园被毁前后的历史照片等，于是一册《从潘家园翻出的历史》让人对潘家园引发了无穷的兴致。

除了潘家园，北京的报国寺、琉璃厂，以及全国其它地方的旧货市场，陆续都有学者们的“斩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丛书，据悉也是大多来自于各地的旧货市场。而作为整理和编辑者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称：

本书是一套记录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的资料丛书……收录的是流散于社会的各种民间文献，包括日记、笔记、记录、信函、小报、表格、账册、课本等等……这套丛书以反映社会底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家庭关系、个人境遇等为内容，为读者提供记录底层历史变迁的原始资料。……原本应该浩如烟海、取之不尽的当代民间史料，如今竟成急需抢救的“国宝”。近十几年来，意识到并重视当代史料搜集和抢救工作的民间人士和专业研究者，已不在少数。但十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工作迄今为止仍处于一种分散游击、割据自守的状况。……

所说至为肯綮，相信当能获得各界有识之士，特别是史学同道的认同和称许。笔者读了其中一册，有感而发，望更多的同道来关注。

从会议记录寻觅历史沧桑

《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第2册，是《师院图书馆会议记录》。这个书名，编者说“出于维护原始资料所有者名誉的考虑，隐去了单位或个人所在地名称”。不过，笔者翻阅之后，其中记录的人名、事件等，均有笔者所熟悉者，细思作为历史的陈迹，将之“说破”大概也无关乎当事人的名誉”，故而其“隐”不如由笔者“显”，且借兹可以充实“师院图书馆”的馆史，乃至师院”的校史。这所“师院”，就是山西师范学院（后为山西大学）。

编者称是从旧货市场收购的民间资料，共有5册，按年份装订，时间为1954年至1960年。编者说：

这套资料所作的记录，既有馆务会议，也有全馆人员大会，还有少量临时性的办公会议。会议内容比较庞杂，涉及馆务管理、工作计划、业务和政治学习、人事调配、教职工生活等多个方面。……由于1950年代政治运动频仍，资料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政治运动在一个高校基层单位的展开和实施，特别是教职工在运动中各自公开表达的态度和遭遇。

如是，这本书的看点，是其记录而涉及的共和国1954年至1960年的政治运动。如今读来，自是心情格外复杂，也更为前人之不易而敬佩，乃至敬谢不敏，同时又为后人庆幸再三。因为随着历史的进步，后人已摆脱当年那些政治运动的羁绊。

如书中所载，1958年，“书记说我们就是革命论，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革命论”就是“运动论”，试看1954年至1960年，有多少“运动”！“红与专”、“跃进”、“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大炼钢铁”，等等，不一而足。小到批评资产阶级思想，如个人主义、事务主义等，大到雷霆之威的“反右”，这皆在“记录”中有充足的印迹。笔者因而细思：小到一个师院的图书馆，乃至一所高校，又到全国的一盘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如此。所有这一切，皆是当代政治学、政治心理学、大众政治心理和仪式学等的绝妙素材，而这大概也就是这本《师院图书馆会议记录》的应有之值。

当年地处太原的山西师院，是山西的最高学府，因而也是娘子关里意识形态交锋的首当之地。恍惚之间，山西的几个大右派，也产生在这里，如院长梁园东、学者朱荫龙（民国著名诗词家、明史专家。书中误抄为“朱险龙”）、姚青苗（作家）等。而区区一个图书馆，也有若干的右派：李树兰（古典文学专家姚奠中的夫人。书中有其思想检查云“怪姚奠中肃反有问题才对党的反感”）、蒋思道、晋如祥等。而通过书中的“右派分子鉴定会议”记录，即馆人以及其对自己思想、工作、劳动、学习、态度等各个方面的考查，可以知道当年“反右”斗争的一般程序和方法，特别是“攻心”和“反省”的方式，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今人读之，当恍如隔世矣。

图书馆当然是读书的地方，而当年读书自有禁区。书中云：学生要看《胡适文存》，须党委批准；《金瓶梅》则“不宜出借”；“反动书籍”一概不得出借，且“内部发行书籍”分“绝密”、“秘密”、“反动”、“唯心”等，“须通过党委借阅”，又是“不开架的”。今人读之，当可领略前人读书之不易矣。

《师院图书馆会议记录》关涉馆史及校史，其中读到了若干个陌生的名字，如武寿铭副馆长、马立伯、帅佐唐、杨滋荣、迈威等；当然，还有一些熟知的名字，如馆长许预甲、柴作梓等。

许预甲是历史系教授，兼在图书馆任职。他曾是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部“现代化编译社”成员之一，与方彦光、徐崇寿、于飞黄等合著《山西抗战史略》。作为图书馆馆长，其一生与书打交道，岂料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记得有一个时期，整个学校的家属区弥漫着竞相卖书的潮流，而售书的对象不是书商，而是收破烂的游商。多少读书人家、教授人家的藏书悉数一空，许馆长大概于心不忍，将其藏书送交了图书馆。此事今日来看是“捐献”，彼时却是“添乱”，竟不被接受，于是许馆长只好随众，将藏书按废纸卖掉。

柴作梓，早年是读经济系的，由于喜欢看书，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据说当年山大图书馆藏有美国大使馆的新闻公报，他是忠实读者，并且按照上面的介绍，用英文向重庆的使馆新闻处函索，竟如愿获得了惠寄。后来校长徐士瑚欲提升图书馆工作，将本来留在经济系担任助教的柴先生派到北大图书馆去进修，继而又派赴国立北平图书馆实习，随之接任山大图书馆代主任一职。他还带回了“北图”的一位女郎——郑维阁，原来两人在“北图”以工作之便产生了感情，久之结为连理。山大图书馆一下子获得了两位重要的业务骨干，山大图书馆也以北大图书馆和“北图”为范型加以提升改造，至1956年柴先生升任副馆长。在书中，他已是山大图书馆主持者的身份了。

在书中，还有一些熟悉的名字，如王和兆（专擅日文，在笔者记忆中，后来他在期刊阅览室工作）、薛愈（在古籍部工作，晚年著有《山西藏书家传略》）以及陈杰等。

一个人的遭遇

《师院图书馆会议记录》中折射出了一个人的遭遇”，笔者以为是“反右”时的师院院长梁园东。这在书中是“梁圆（园）东问题”，谓其“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然被认为“这是最大事情”，除了“作检查，发印材料还不够，应继续揭露，尤其是背后的，进行分析批判”，而且是对其批判之后，每个人“心里的问题，应吸取那（哪）些经验教训”云云。

馆人的批判，有“梁园东也经常去看大字报，第一次鸣放非常积极，反右非常消极，认为现在的党和过去的党不一样了，去党组织闹对立，不是偶然的，而是计划的，一贯的，有策略的，是个澈（彻）头澈（彻）尾的右派分子”；有其“认为自己有职无权，说党认为他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他不仅是脱党而且是叛党，如说（为）国民党盛迹博览会写说明，参加中统的经济调查团等”，以及其“去政协的发言与葛佩奇的反动言论有些相同，报告粮食就是为了煽动学生”，而“近来在反右斗争中包庇右派分子，九三的政治路线问题，都证明是反党的。他不但是效果，而且动机上是反党的。他利用人民代表歪曲粮食政策”。

梁园东，原名佩衮，山西忻州人，著名历史学家、民主人士。其早年加入中共，并受党组织派遣赴武汉从事农运工作，后奉命返回太原筹建中共山西省委，负责财务工作；此前他还曾读书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在太原国民师范任教。1927年“4·12”蒋介石叛变革命，梁园东在白色恐怖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其父梁际蓉（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参加太原起义）则受到羁押。此后梁园东遁往上海等地，先后在上海劳动大学、浦东中学、大厦大学等任教，并以“进步教授”著称。1928年10月，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揭橥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连带起中国社会的构造等一系列的史学讨论。梁园东彼时发表了数十余篇论文，成为讨论中的一员重将，同时编写出版了一些高中、初中的历史课本，以及《五代十国史》《中国文学史》《爪哇史》等著作。

当时他就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性质等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时人喜以西方欧洲史来套用国史的主张，认为“中国不同于欧洲”，反对秦汉以后的中国已不是封建社会的观点，认为“秦、汉以后仍然是封建国家”；他还反对以顾颉刚为主的“《古史辨》派”，认为那是走清儒崔东壁的老路，顾氏的“辨伪”与崔氏的“考信”“殊途同归”，即崔氏以“真古经”为研究古史的起点，而顾氏则以“真古书”为研究古史的起点，反对以“辨伪”的方法来否定古书。他推崇清代学者俞正燮的史学方法，即其是“真能不以古况今或以今释古的”。当时系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语境，人们在寻求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和新方向。介乎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新生命派”，即陶希圣、梅思平、萨孟武、严灵峰等，提出了中国社会结构封建势力尚存的综合社会论、资本主义社会论，而梁园东提出了所谓的农业和商业结合的社会论，即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业与商业相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这种观点当然不同于有共产党背景的学者们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论，因而被认为是“新生命派”的观点，也因此在“反右”时，他被指控为“托派”。

1947年，继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反对国民党迫害的“五·二O”事件之后，由国立武汉大学发起了武汉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派军警镇压，除枪杀学生多人，还悍然逮捕了武汉大学师生24人，其中有教授缪朗山（外文系）、朱君允（中文系）、金克木（哲学系）、梁园东（历史系）、刘颖（工学院）等5人。此为“六一事件”。

1950年8月，梁园东受山西大学校长邓初民、副校长赵宗复之邀，回到故乡，出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师范学院院长；1953年秋，山西师范学院独立建院，其旋被任命为山西师范学院院长。与此同时，他还兼任九三学社太原分社主任委员、山西省政协委员及常委。1958年6月，他被罢免了院长一职，后因心情抑郁而中风偏瘫，直到“文革”再迭经抄家、批斗、遣回原籍等磨难，于1968年含冤去世。

《师院图书馆会议记录》有了以上的“注解”，或许读来会更有兴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