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鹤， 朱杰华， 杨志辉， 韩彦卿， 王 宇， 徐小虎

（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保定 071000）

从1845年马铃薯晚疫病在爱尔兰暴发至今，晚疫病一直受到世界植物病理学家的瞩目，尽管世界各国均投入了无以计数的人力和财力进行研究，但至今为止马铃薯晚疫病（potato late blight）仍然是马铃薯生产上最具毁灭性的病害。究其原因，应该说致病疫霉病菌群体结构的变化是导致晚疫病防不胜防的主要原因之一。

致病疫霉群体结构的变化可以通过测定表现型（交配型、甲霜灵抗性和生理小种）和基因型结构来分析和衡量。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致病疫霉“新”群体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致使致病疫霉群体结构的组成与变化日趋复杂［1］。自1996年Zhang等［2］首次报道我国发现A2交配型以来，伴随致病疫霉甲霜灵抗性群体的发生，由于A2交配型菌株与已有的A1交配型菌株可进行有性生殖，导致寄生适合度更高的后代菌株产生，从而愈发加快了我国致病疫霉群体表型的变异［3］。刘晓鹏等［4］、姚裕琪等［5］、杨艳丽等［6］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我国致病疫霉生理小种测定结果显示，小种组成相对简单，包含毒力基因数目较少。之后，朱杰华等［7］、杨艳丽等［8］对我国各地分离的致病疫霉生理小种测定结果显示小种组成明显复杂。近几年，赵志坚等［9］、韩彦卿等［10］均报道了致病疫霉“超级生理小种”（能克服所有已知的R1～R11等11个抗病基因）的发现。加之高比例的甲霜灵高抗群体在我国各地陆续报道［11－12］，以上表明我国致病疫霉群体组成愈加复杂，给我国的晚疫病防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针对不同地区致病疫霉的群体表型的变化，及时的跟踪报道就显得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