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龙飞 宋亚培

(湘潭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国内外旅游研究不断深入，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人们尝试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理论来解决领域发展中的问题。在这些研究领域中，社会心理学占有独特的地位，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来研究旅游问题。东道社区是旅游发展的重要利益主体之一，社区居民对旅游的态度在目的地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1］。近年来，红色旅游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特色旅游，发展红色旅游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富民工程、民心工程、经济工程和文化工程，在促进革命老区居民致富的同时，旅游地居民也会感知到旅游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景区居民中那些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被边缘化甚至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弱势群体常常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严重时甚至会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对剥夺责任者及其参照群体产生不满甚至敌视的态度，从而对旅游业的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运用相对剥夺理论研究红色旅游景区居民感知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笔者拟运用相对剥夺理论来分析红色旅游景区居民的感知问题。

一、相对剥夺理论的内涵及其应用

1、相对剥夺理论的内涵

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是指人们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其他群体或自己过去的经历进行比较产生的心理失衡现象。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人们的满足感不取决于自己所得的绝对量，而取决于与他人相比较的相对量。马克思形象地描述到:“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旁边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的地位就如同茅舍了。这时，小房子居住者就会产生修葺房屋的欲望。随着文明的进步，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扩大，只要旁边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2］

相对剥夺这一名词最先是1949 年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夫(Stouffer)提出来的，他在研究中发现，美军中那些升迁较快的人都是心怀不满的人，因为他们往往拿自己和那些比自己权利更高、收入更好、声望更高的人比较，发现自己总是处于较低的位置，进而产生不满、怨恨、愤怒等情绪，觉得自己被剥夺了［3］。后来，墨顿(Merton)进一步阐释了这个概念，他把个体比较时所选用的另一群体明确为“参照群体”，即个体所产生的主观态度是与参照群体相比较得来的，若个体将自己的利益与参照群体比较觉得自己应得的东西没得到，就会产生剥夺感，即“相对剥夺感”［4］。朗西曼(Runciman)认为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某人没有某物;(2)他发现别人(或自己以前)拥有某物;(3)他希望得到某物;(4)他觉得自己应该而且可以得到某物［5］。王宁将人们与其他参照物进行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感称为横向相对剥夺，而与自己过去的经历相比产生的相对剥夺感称为纵向相对剥夺［6］。

古尔(Curr)进一步发展了相对剥夺理论，他认为相对剥夺是个体对价值期待和价值能力不一致的认知［7］，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当人们的利益得到提升时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的问题。根据价值能力和价值期待的关系随时间变化的差异，可将相对剥夺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下降的剥夺、渴望的剥夺、渐进的剥夺。下降的剥夺是指人们在价值期待保持相对均衡而价值能力却在下降时感到的相对剥夺。渴望的剥夺是指人们在价值能力相对静止而价值期待却在增长或加强时感到的相对剥夺。渐进的剥夺是指人们在价值期待增长与价值能力下降(增长速度快于下降速度)同时发生时感到的相对剥夺。

总之，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来源于人们在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以后得出的判断和评价，表现为人们通过与其他群体比较而感知到自己所得的回报与所做的贡献不成比例，进而产生不公平感［8］。

2、相对剥夺理论在我国的应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持续处于剧烈转型期，经济体制改革造成我国城乡差距拉大，居民收入差距增大，贫富差距也进一步增大，弱势群体不满情绪增大，对于相对剥夺理论的研究也随着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逐步增多。罗桂芬(1990)［8］在研究中指出:在社会改革中的中国，处于不同群体的社会成员，其利益得失的变动导致他们普遍产生“相对剥夺感”;李俊(2004)［9］从相对剥夺理论的角度提出了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的疏导机制;郭星华(2001)［10］通过问卷调查对城市居民相对剥夺感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社会利益的调整和价值观念的冲突是相对剥夺感产生的重要原因。在旅游研究领域，一些学者也开始运用相对剥夺理论来研究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问题，彭建、王剑(2012)［11］从三种社会心理学比较的视角，分析了旅游发展中的相对剥夺问题，并以茂兰自然生态区为例研究了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的现象，得出了“相对剥夺感越强的社区，对旅游发展的负面态度越强;相对剥夺感越弱的社区，对旅游发展的态度越积极”的结论［1］。总之，相对剥夺理论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较少，在旅游研究领域十分少见，应用于红色旅游景区居民的研究更为罕见。

二、红色景区居民感知调研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红色旅游景区发展对居民产生的影响和居民的态度问题，笔者于2011 年8 月受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委托，对湖北武汉、山东临沂、四川5.12 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系列景区、江西井冈山和瑞金、陕西延安、湖南韶山等红色旅游景区居民进行了实地调研。本次调研采取实地问卷调查、访谈调查、实地观察和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居民的基本信息、红色景区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和居民对景区的参与情况三个方面。共发放居民问卷601 份，回收有效问卷590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8.2%。

调查显示，随着景区的逐步发展，居民的参与度不断提高，收入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居民的收入差距增大，产生了一系列的不公平问题，导致一些居民的不满情绪，相对剥夺感知强烈。

1、景区居民基本信息

(1) 性别分布

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本次六个红色旅游景区接受问卷调查的景区居民的性别比例较为均衡，男性居民占43.9%，女性居民占56.1%，女性比例略高。主要与男性多外出工作、女性多居家等因素有一定关系。

(2) 年龄分布

接受问卷调查的红色旅游景区居民年龄主要集中在18－40 岁之间，比重为66.4%;其次是41－60 岁的居民，比重为22.7%;18 岁以下和60 岁以上的景区居民，比重均较低，分别为5.8%和5.1%。

(3) 文化程度

接受问卷调查的景区居民文化程度主要是高中或中专，占36.4%;其次为大专学历景区居民，比例为22.2%;初中和本科学历的居民人数相近，分别为99 和98 人，占总问卷调查人数的16.8%和16.6%;小学和研究生及其以上学历的景区居民人数比例较低，均低于5.0%，分别占4.1%和3.9%。这一结果表明:一方面近年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已初见成效，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另一方面可能受教育程度低的居民不愿接受问卷调查，导致得出的数据与居民实际受教育程度有出入。

(4) 职业情况

接受问卷调查的红色旅游景区居民职业分布多样、较为均衡，其中企业事业单位职员、工人、学生、农民所占比重较大，均超过10.0%;公务员、商贸人员比重均为9.0%;离退休人员比重为6.3%;专业/文教科技人员的比重最低，占3.0%;其他职业人员居多，主要是家庭主妇、自由职业者等人员，与接受问卷调查的各景区实际环境与条件不同也有很大关系。

(5) 月均收入

接受问卷调查的六个红色旅游景区居民月均收入集中在1000－4000 元，占74.4%;其次为1000 元以下和4000 元以上的居民，分别占19.4%、6.3%。反映了红色旅游景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高，居民收入普遍偏低。

2、居民对红色旅游景区的影响感知

接受问卷调查的武汉市、井冈山、瑞金、延安、汶川、临沂、韶山景区居民就红色旅游景区对其生活的影响评价集中在“大”和“一般”，反映红色旅游景区发展对当地居民生活带来了较大影响，相当一部分居民对红色旅游的发展的评价不是很高，甚至有少数持批判态度，认为与其他参照群体相比较，利益被剥夺。

(1) 家庭收入影响评估

接受问卷调查的景区居民有41.7%认为红色旅游景区开发对其家庭收入的影响程度“一般”;54.9%的居民认为“大”、“很大”;认为影响程度“小”、“很小”的人数比重为3.4%。数据表明我国红色旅游景区开发对居民的家庭收入影响较大，居民家庭收入受到景区旅游经济的带动普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居民通过自己过去的收入水平与景区开发后的收入水平进行纵向比较，发现自己收入水平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高，进而产生相对剥夺感。

(2) 生活水平影响评估

接受问卷调查的景区居民有58.8%认为红色旅游景区开发对其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的影响程度“很小”、“小”、“一般”;认为影响程度“很大”、“大”的人数比重占41.2%。数据表明，被调研地区红色旅游景区开发和建设对居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影响不大，是影响选项中评价最低的一项。红色旅游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发展也极为不均衡，对21.4%的居民的生活水平基本没影响。因此，部分居民拿自己的生活水平与参照群体进行横向比较，发现别人得到的利益自己应该得到却没有得到时，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3) 思想观念影响评估

接受问卷调查的景区居民有55.7%认为红色旅游景区开发对其思想观念的影响程度“很大”、“大”。数据表明，被调研地区红色旅游景区开发对居民的思想观念的影响程度较大。一方面，受环境的影响，居民更多地接受了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政治理论修养和道德素养都有较大的提升;另一方面，更多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人们思想观念得到更新，市场经济意识更强，生活观念更加积极乐观。但也有34.1%的居民认为“一般”;认为影响程度“很小”、“小”的人数比重占10.2%。景区应与当地居民互动，消除相对剥夺感，提高景区居民素质。

(4) 生态环境影响评估

接受问卷调查的景区居民有35.6%认为红色旅游景区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一般”，所占比重最大;54.8%的居民认为影响程度“很大”、 “大”;认为影响程度“很小”、“小”的人数比重占9.6%。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影响主要是从正面来理解的，认为红色旅游发展带动了景区生态环境的美化和绿化，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由此可见，红色旅游景区开发能够较为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优化环境的作用。当然，事实上这种影响包括正面的积极影响(如生态环境的改善、景区绿化率的提高)，也包括负面的消极影响(如游客过多带来的拥挤、汽车尾气、噪音、水质下降、卫生状况恶化等)。调查说明，红色旅游的发展对当地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消极影响，居民觉得自己原来良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产生了纵向相对剥夺感。因此景区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考虑景区环境承载力，注重生态环境的优化和保护，防止环境破坏或变质。

(5) 交通状况影响评估

接受问卷调查的景区居民有58.0%认为红色景区开发对交通状况的影响程度“很大”、“大”。红色旅游景区开发对地区交通状况影响较为明显，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和景区可进入性都得到很好改善。但也有29.0%的人认为影响程度“一般”;认为影响程度“很小”、“小”的人数比重仍占13.1%。表明景区开发对交通的改善并没有达到居民预期的效果，导致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属于渴望的剥夺。

(6) 治安状况影响评估

接受问卷调查中有59.3%的景区居民认为红色旅游景区开发对治安状况的影响程度“很大”、“大”;其次为35.6%的居民认为影响程度“一般”;认为影响程度“很小”、“小”的人数比重分别为1.2%、3.9%。由此可见，红色旅游景区开发对治安状况的影响较大，人们普遍反映过去一度盛行的赌博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人们生活更加充实，邻里关系更加和谐，红色旅游的开发使当地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更有保障了，居民的安全感提升了。

(7) 物价水平影响评估

接受问卷调查的景区居民有59.7%认为红色旅游景区开发对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很大”、“大”;26.6%的居民认为影响程度“一般”;认为影响程度“很小”、“小”的人数比重为13.7%。需要说明的是，红色旅游发展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主要是导致物价的上涨(当然物价上涨不完全是旅游发展造成的)。物价水平的上涨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增加当地居民收入，二是增加生活成本和开支。对于收入增长高于物价上涨水平的居民来说，影响是正面积极的;对于收入增长低于物价上涨指数的居民来说，影响则是消极的。大多数居民认为红色旅游开发导致当地物价飞涨，难以承受，由此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情绪，他们常通过与开发旅游前的物价水平和开发后的物价水平作比较，从而产生纵向相对剥夺感。

3、红色旅游景区发展成效感知

(1) 红色旅游促进爱国主义教育的评价

接受问卷调查的景区居民80.5%认为红色旅游景区发展对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作用“很大”、“大”，是评价得分较高的一项;有18.6%的居民对此评价“一般”;0.9%的居民认为成效“很小”、“小”。数据表明，接受调查的景区居民对发展红色旅游与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认知程度非常高。

(2) 红色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的评价

65.9%的接受调查景区居民认为红色旅游景区的发展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大”、 “大”;有26.1%的居民对此评价“一般”;认为作用“很小”、“小”的居民比重分别是6.3%、1.7%。数据表明，调研的六个景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很大，有效带动了地区酒店、旅行社、交通运输、贸易等的发展。

(3) 政府发展红色旅游的行为效果评价

64.6%的接受问卷调查景区居民认为，政府发展红色旅游景区取得的成效“很大”、“大”;有31.0%的居民对此评价“一般”;4.4%的居民认为政府行为作用“小”、 “很小”。数据表明，政府部门对红色旅游景区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得到了景区居民的认同。

(4) 红色旅游开发的居民受益程度评价

24.6%的接受问卷调查景区居民认为红色旅游景区发展对居民的利益关注程度“小”、“很小”，是评价最差的一项;有34.2%的居民对此评价“一般”;41.2%的居民认为其利益受关注程度“很大”、“大”。数据表明，调研六个红色旅游景区发展对居民的利益关注度不高，景区居民所感知的受益指数较低。

(5) 红色旅游弘扬传统文化作用评价

76.3%的接受问卷调查景区居民认为红色旅游景区发展对发扬本地优良传统、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很大”、“大”;有22.2%的居民对此评价“一般”;1.5%的居民认为对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小”、“很小”。数据表明，景区居民对红色旅游景区发展促进优良传统文化的弘扬给予了很高的认同。

(6) 红色旅游坚定社会主义理想评价

73.4%的接受问卷调查景区居民认为红色旅游景区发展对坚定人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的作用“很大”、 “大”;有23.7%的居民对此评价“一般”;2.9%的居民认为发展红色旅游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作用“小”、“很小”。数据表明，调研六个地区的景区居民对发展红色旅游能够坚定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高度认同。

通过对居民“红色旅游景区发展成效感知”分析，我们发现:与红色旅游景区居民中分别有80.5%、65.9%、64.6%、76.3%和73.4%对红色旅游促进爱国主义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红色旅游成效、弘扬传统文化、坚定社会主义理想持肯定态度相对应，只有41.2%的居民认为居民利益受到了“很大”或“大”的关注，58.8%的居民认为红色旅游景区的发展对居民利益的关注“一般”、“小”或“很小”。由此可见，大部分红色旅游景区居民存在相对剥夺感。

4、居民的旅游参与情况

有33.9%的接受问卷调查景区居民参与红色旅游发展的方式为“销售旅游商品”;32.3%的居民为“参与景区建设”;其次是“从事景区管理和维护”工作(22.4%)、“经营餐馆”(19.0%);“经营旅馆招待所、旅行社、或作导游”，“从事旅游运输”的居民分别占10.7%、12.2%和10.8%。说明红色旅游景区居民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红色旅游发展并从中受益。统计结果显示有些人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旅游职业，居民的参与度很高但是不均衡，从而带来居民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一些居民通过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主观判断得出自己的利益处于弱势，他人得到的利益自己也应得到却没有得到，产生不公平感，觉得自己的利益被剥夺了，产生横向相对剥夺感。

5、居民感知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景区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数据结果，从三部分展开分析:(1)选取居民年龄、居民文化程度、居民职业分布、居民月均收入4 个因素;(2)选取红色旅游对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效果、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发扬传统文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3 个相关因素;(3)居民受益程度、收入影响、生活条件影响、观念影响、生态环境影响、交通状况影响、治安状况影响、物价影响8 个相关因素。通过SPSS 软件，分别与居民红色旅游发展成效感知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经数据提取得出以下分析结果。

表1 因素相关性分析

据表1 分析结果可知，景区居民对红色旅游景区发展成效的评价与其年龄、职业相关不显著，其他因素均显著相关。

表2 相关因素系数排序

从表2 可见，第一部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居民月均收入、居民文化程度与其对政府发展红色旅游成效的满意度成负相关;居民的年龄与职业与其对红色旅游发展成效的感知相关性不大。第二部分相关因素统计结果显示:居民对红色旅游景区的教育效果、促进经济、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弘扬传统文化的评价与红色旅游发展成效的感知从高到低依次正相关。第三部分相关因素统计分析显示:居民的受益程度、思想观念的变化、生活条件、生态环境、收入、治安状况、交通状况、物价水平与红色旅游发展成效的感知从高到低依次正相关。相关性分析有利于厘清影响红色旅游景区居民感知的主要因素，分析居民相对剥夺感产生的主要原因，构建有效的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疏导机制。

三、居民相对剥夺感疏导机制的构建

红色旅游促进了红色旅游景区的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使原有的社会结构进一步优化。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居民的收入来源多样化、收入差距增大，导致物价上涨过快，加剧了当地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因此，建立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疏导机制就显得极为重要。

1、壮大红色旅游经济，制定景区居民优先产业政策

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政府部门应健全各项管理法规和制度，加大监管力度，规范市场秩序。

一方面，要做大做强红色旅游，壮大红色旅游经济产业链。要想使蛋糕分配均匀，首先要把蛋糕做大，使蛋糕足够分配，也就是说政府要加强规划，合理安排旅游项目，丰富旅游内涵，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红色旅游，加大红色旅游投入，促进红色旅游景区的发展。使红色景区在发挥文化价值的同时，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切实让当地的居民从中受益。减少居民因与景区开发旅游前的收入进行对比而产生的纵向相对剥夺感。

另一方面，制定产业政策时要在兼顾公平的基础上，优先考虑景区居民利益。景区居民无疑应是景区的主人，他们本身也是景区重要的吸引力要素，应尊重他们旅游参与的权力和分享成果的权力。在项目建设、项目管理、项目经营和成果分享方面，景区居民理应享有优先权。没有或主要不是依靠景区居民经营管理的景区是很难得到居民支持的，相对剥夺问题也容易产生，景区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调查显示，红色旅游景区居民社区参与度越高，从旅游发展中受益越多，相对剥夺感越低;反之，居民社区参与越低，从旅游发展中受损利益越多的景区，相对剥夺感越强，对旅游发展的态度越消极，对红色旅游发展成效的感知越差，对政府和景区管理部门的抱怨越多。

2、引导居民选取合理的参照群体，找准定位

红色旅游景区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纵向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和自己过去的经历相对比产生的，横向相对剥夺感则是和其他参照群体对比产生的。红色旅游景区居民的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一方面是拿自己现在的状态与过去进行比较，觉得今不如昔，这主要是针对当今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而言(如环境问题)的;另一方面主要是居民拿自己的收入水平和其他群体相比较，觉得其他群体得到的利益高于自己的利益，进而产生相对剥夺感。这些居民多属于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因此，政府在合理规范市场的同时，还应引导居民根据自身的能力和贡献选取合适的参照群体，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打消不切实际的幻想，保持平衡的心态。居民选取了合理的参照群体，在进行比较的时候就不会感到太大的差距而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舒缓不公平的态度感知。

3、建立公平分配制度，树立正确的公平理念

把蛋糕做大的同时，还要对蛋糕进行合理分配。红色旅游景区的旅游业发展带动了经济增长，那么居民从中收益的不均衡也逐步凸显出来，一旦分配不公，居民就会产生横向相对剥夺感，因此要建立公平的分配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但是公平分配不是平等分配，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很大，在进行分配的时候如果强调平均主义，必然会对能力强、贡献大的群体造成相对剥夺感，是一种新的不公，也是不现实的。应强调“按劳分配”，即根据个人的贡献大小确定报酬，居民为旅游业发展做的贡献越大，从中的收益就应越多，反之则少。所以，要想减缓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就应树立正确的公平理念，让居民意识到收益是有差距的，但这种差距取决于居民的能力和贡献的大小，有效舒缓居民的相对剥夺感。

4、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和水平，促进社区普遍受益

调查发现，红色旅游景区居民的参与程度差别很大，有些人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旅游职业，居民的参与度很高但是不均衡，从而带来居民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政府应加强培训，提升居民的素质和能力，全面提升居民利益参与的程度和水平。要在旅游开发建设、景区经营管理和经营成果分享方面，充分尊重社区居民参与的权力，建立保障居民全面旅游参与的体制和机制。要通过创造更多的旅游就业机会使居民直接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从而使居民可以直接从中获利。另外，应兼顾社会公平，积极履行景区企业的社会责任，从旅游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回馈社区，使得那些不能直接参与旅游的居民也能间接从中受益。居民的参与程度提高了，所得的收益增加了，那么因为物价上涨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就会大大减弱。

红色旅游景区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情况，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从而导致居民产生相对剥夺感。居民的相对剥夺感一旦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就会危及地方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的稳定、旅游体验质量的提高以及旅游资源的保护。应全面了解居民的感知，构建居民相对剥夺感疏导机制，建立和谐的旅游景区关系，实现红色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1］王 剑，彭 建.相对剥夺视角下的旅游地社区居民态度研究——以茂兰自然保护区为例［J］.生态经济，2011，(2):34－40，49.

［2］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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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urr T R.Why Men Rebel［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5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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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彭 建，王 剑.旅游研究中的三种社会心理学视角之比较［J］.旅游科学，2012，(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