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富军 1,2(1．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062；2．宁夏大学，银川 750021)

俞益谟(1653—1713)，字嘉言，号澹菴，别号青铜，清代宁夏广武营(今宁夏青铜峡)人，官至湖广提督，有文武才。其最重要的著作为《青铜自考》，全书足本凡12卷，1160篇，35万多字。此前，因条件所限，拙文《清代宁夏籍湖广提督俞益谟著述考》[1]97-103和《清代宁夏籍湖广提督俞益谟<青铜自考>卷十一校勘札记》[2]81-88等关于《青铜自考》版本内容论述有不确之处，近因笔者获得了一些新的材料，复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青铜自考》的相关资料，现就《青铜自考》的版本情况论述如下。

1 《青铜自考》各版本基本情况

《青铜自考》有刻本和抄本两种形态，传世四种版本。

1.1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 馀庆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以下简称北大刻本)

是书12卷，2函12册，板框高20 C M，宽27 C M，四眼线装，半页9行，行20字，白口，四周双边,单白鱼尾,版心上镌书名,中镌卷次。前有俞益谟《<青铜自考>叙》，叙后有“俞益谟印”阳文方印、“癸丑进士光禄大夫嘉言之章”阴文方印各一枚；后有王基手写体《跋》,“跋”字下有阳文随形章一枚，“跋”后有阴文方印二枚，一为“王基之印”，一为“梦渔”。王基，字梦渔，俞益谟友，曾为俞益谟《办苗纪略》作《序》，且《办苗纪略》各卷正文首页都题“濑上梦渔王基参定”。[3]版刻时间据《叙》《跋》所题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确定。全书每册书封面钤“燕京大学图书馆章”阳文方印，每卷正文首页右下角都有“燕京大学图书馆”一阳文方印。第四卷89页前半页中间空隙有一竖排的约1 C M×6.5 C M红色花纹和1 C M×3.8 C M的蓝色印迹，第六卷32页的前半页中间文字上面有一竖排的约1 C M×5 C M和1 C M×3.5 C M的蓝色印迹。第六卷5-58页都用红笔句读过。全书《叙》《总目》《跋》自编页码，内容分卷编页码。其中，第一、二卷，第四至七卷为目录连同正文按顺序统一编页码，卷七出现“又四”页编码，即有两个4页，从第“五”页往后编码正常；第三卷、第八至十二卷目录和正文各自编页码，十二卷出现“又三十二”页编码，即有两个32页，从第“三十三”页往后编码正常。

北大刻本书名页镌“馀庆堂编辑”和“本堂藏板”字样。俞益谟纂修的(康熙)《朔方广武志》中有《馀庆堂捐建义学义田记》一文，是俞益谟子俞汝钦所撰，记述了作者奉父命捐资建义学的经过。[4]132-134据此可知，“馀庆堂”即俞氏家族的堂号，《青铜自考》属家刻本。

是书卷十54、55、56、61、66共5页位置装订了卷九同页内容，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90册全文影印的《青铜自考》就是以北大刻本为底本的。遗憾的是因是书缺5页，《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故将61、66两页略去未影印，而《清代诗文集汇编》却将这装订错了的5页内容影印，并将版心“卷之九”改为“卷之十”后仍按原内容依序装订，十分不严肃。

1.2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馀庆堂刻本(以下简称中科院刻本)

中科院刻本可以看作是北大刻本的第二版，在版刻上和北大刻本的区别在于：其一，卷六54页左上角有断板的情况，裂纹明显。其二，卷五增加了87-93页共7页内容，补充了《酌定护解饷鞘则例》一文，相应的在该卷目录中补充了篇名。其三，修正了北大刻本的字词错误十余处。如：北大刻本卷五《扣饷之禁》“尚不足赡养家口、辨备草料”句中“辨”字误，[2]81-88中科院刻本更正为“辦”。此类例证很多，此不赘述。其四，删掉了北大刻本原版上的一些污迹。如北大刻本卷九目录第4页最后有三篇文章名，后又被涂黑，其中两篇仍可以看得很清楚为《复甘肃李提台》 《复镇筸雷镇台》，查正文无此三文，当为制版时误刻，中科院刻本无此痕迹；再如北大刻本卷七目录“又四”页前半页最后两行无内容，整行涂黑，中科院刻本无此痕迹。此二处当为再版时做了处理。

另外，中科院刻本没有像北大刻本卷四和卷六中那样的红色或者蓝色的印迹，没有被句读过，亦无装订错误之处。每卷正文首页钤有阳文方印二枚：一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另一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藏图书印”，每卷正文末页有阴文方印“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藏图书印”印记。除此之外，中科院刻本都与北大刻本相同。

刻本除北大图书馆和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本外，另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本。因条件所限，笔者未能亲见。查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可知，该馆所藏《青铜自考》十二卷，“框19.5x13公分”，“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俞益谟‘叙’，封面镌‘本堂藏板’,钤‘馀庆堂’印”，“10册(3函)”。从系统提供的书影和上述基本数据可知，该书应与北大刻本或中科院刻本中的某一版本同。该书可能已经遗失2卷和《跋》，因为按照该馆对书目的登记，不会只登记《叙》而不登记《跋》，并且没有必要把原书的十二卷12册重新装订为10册，至于称“十二卷”，只是按照书的内容或者总目推断出来的。是书被部分或者全部句读过。

施廷镛《清代禁毁书目题注 外一种》著录：“余见一本，书面上题‘馀庆堂编辑’，下为‘本衙藏板’，前有康熙四十六年王春之《序》，计十卷。题‘关中俞益谟嘉言甫着’。系一文集。”[5]88按：“衙”当为“堂”字误，“序”当为“叙”字误。施廷镛所见当为刻本，不知此书现藏何处。施廷镛还眉批：“清华藏本前有总目，计十二卷。”查《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不著录《青铜自考》，不知所说据何。

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载：“《青铜自考》十二卷，俞益谟撰。益谟字嘉言，号澹庵，宁夏中卫人……此集康熙四十六年刻，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清钞本。”[6]400(按：“庵”当为“菴”字误)查线装书局《中国古籍善本总目》[7]和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8](按：北京图书馆1998年更名中国国家图书馆)，笔者也亲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查寻，均无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青铜自考》记录，不知所说何据。

1.3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以下简称北大抄本)

是书12卷，每卷分2册,共24册，4函,半页 9行，行20字，素纸抄写，四眼线装。前有俞益谟《<青铜自考>叙》，后有王基《跋》,《叙》 《跋》前后均无作者印章。每册首页末页均钤有“国立北京大学藏书”阳文方印一枚。相对于中科院刻本，北大抄本缺卷七44页的后半页和45页的前半页，补充了诗文47篇(首)。北大抄本中间笔迹有差异，应是文章字数较多，抄写由多人分工，每人负责抄写一部分所致。页码标识时有时无，而且有无页码标识，一般都是变换抄写者(笔体有变化)时出现，应是由于抄写工作多人分配完成，有人抄写时疏漏所致。北大抄本有多处抄写错误后在错字旁边又将正确的字补抄的现象。卷十68页最后2行没有抄，疑为抄写者匆忙间漏抄，因为从69页开始字体变化。卷九《复克恭孙二府》第4—8行行末有28字的脱文，脱文处呈方形。有些部分字迹潦草，书写水平低劣。

1.4 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清抄本(以下简称台湾抄本)

10卷32册，半页 9行，行20字，素纸抄写，金镶玉线装。台湾抄本《<青铜自考>叙》、每卷目录与正文首页多钤有阳文“道光乙未顾瀛藏书印”“红蕤吟馆吴氏藏书”“家住姑苏台下”“渊如”“娱园藏书”印记，《<青铜自考>叙》、每卷正文末页均钤有阳文“陇西李氏所藏百汉印斋印存”印章。每卷分若干册，以25页左右为宜(个别册超过30页)，①台湾抄本各卷分册情况：《叙》，第1册；卷一，第1-2册；卷二，第3-5册；卷三，第6-9册；卷四，第10-14册；卷五，第15-18册；卷六，第19-21册；卷七(刻本卷八)，第22-24册；卷八(刻本卷九)，第25-27册；卷九(刻本卷十一)，第28-30册；卷十(刻本卷十二)第31-32册。但是在分册的时候有把一篇文章分到两册的情况。台湾抄本也有个别篇目被句读过。

2 四种版本的关系

2.1 北大刻本与中科院刻本

中科院刻本是在北大刻本原版基础上增加了7页内容(一篇文章)、修订了十余处字词错误而成的，可以说中科院刻本是北大刻本的修订版。

2.2 北大抄本与台湾抄本

首先，校勘二抄本，台湾抄本较北大抄本缺《总目》、卷七《启集》、卷十《传记引集》和《跋》，其余基本一致，特别是补抄刻本所没有的内容与北大抄本总体相同。

其次，台湾抄本是残本，北大抄本是足本，特别是台湾抄本缺刻本卷十《传记引集》一整卷内容，没有北大抄本在刻本后补的《重建悬常德提署御书坊额恭纪》《圣水泉记》《砚记》《筹苗续笔——致会审苗案钦差督抚诸公》等4篇文章，故台湾抄本在中科院刻本基础上后补内容为43篇(首)。另外，台湾抄本卷五《酌定护解饷鞘则例》“天字一号”至“地元黄字号仿此续刻”等二百五十七字(恰好是一整页)台湾抄本脱，北大抄本有。所以，可以肯定北大抄本不会源自台湾抄本。

第三，台湾抄本也不是源自北大抄本。台湾抄本和北大抄本后补部分各有多处字词错误，经校勘，二本各有正误。北大抄本后补内容数处有较多脱文，台湾抄本未脱。如北大抄本卷九(台湾抄本卷八)《复克恭孙二府》第4、5行每行最后各脱5字，第6—8行每行最后各脱6字，而台湾抄本却非常完整。再者，北大抄本是足本，如果台湾抄本是抄自北大抄本，它没有必要漏掉卷七和卷十而抄后面的内容，并且将从卷七开始往后各卷的目录页和正文页的卷次改掉，使其由卷七至卷十二变成卷七至卷十。

2.3 北大抄本、台湾抄本均源自中科院刻本并后补部分内容

首先，北大抄本、台湾抄本和中科院刻本共有的部分，三者基本相同，且具体内容、位置、行款格式都相同。比较特殊的例子如：中科院刻本卷六第24页第8行为19字、卷六第44页第8行为21字，二抄本亦如此，中科院刻本卷七19页15行删北大刻本所衍“尚”字，使这一行变为19字，北大抄本同。

其次，校勘北大抄本、台湾抄本和中科院刻本，凡异文之处，一般都是二抄本误。例如：中科院刻本卷十一《<上谕直解训戎简本>序》：“今大学士臣陈廷敬，昔任两浙巡抚，奉行讲解，犹恐颛蒙未尽通晓，乃辑为《直解》一书以便愚俗，请旨报可”句，“任”“请”北大抄本分别作“在”“讲”，根据文意，北大抄本误，中科院刻本卷五《咨访利弊》“奉行案件，何者宜遵，何者宜止”句中，“宜止”之“宜”，台湾抄本作“以”，从上下文可以看出，台湾抄本误，就连在台湾抄本上直接作句读者也在“以”字上用淡墨写了“宜”。

第三，凡是中科院刻本不妥之处，二抄本都一一从之，这是二抄本均源自中科院刻本的最有力的证据。例如：中科院刻本卷九(台湾抄本卷八)目录“《答宁国黄参戎》”，“答”字三本均作“复”，正文标题均作“答”，当据三本正文标题将目录“复”字改作“答”。再如中科院刻本卷八(台湾抄本卷七)目录《上席宗伯》后中科院刻本脱《上留李提军》，二抄本亦脱，三本正文均有此文，当据补。此类例证很多，兹不赘述。

总之，北大刻本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刻出后，中科院刻本后对其进行了修订再版，北大抄本、台湾抄本抄录了中科院刻本并补充了部分内容。

3 四种版本成书时间

3.1 北大刻本成书于康熙四十六年

俞益谟《<青铜自考>叙》后落款为“时皇清康熙四十六年，岁在丁亥王春之上元糓旦”，王基《跋》后落款为“时康熙四十六年，岁在丁亥上巳之吉”，由此及考全书内容可以肯定，北大刻本刊刻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

3.2 北大抄本和台湾抄本成书于清康熙末至雍正年间

二抄本成书年代最早应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最晚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

首先，刻本的体例是按类分卷，卷内分目，同一类目内大体以成文先后顺序排列。北大抄本和台湾抄本后补篇章均按此体例，分别位于《题奏条议》《咨呈移会》《檄行文告》《尺牍》和《序祝祭文集》等相应类目各卷的最后。一至三卷都是《题奏条议》，按时间先后编，所补内容就位于第三卷最后。北大抄本卷十二(台湾抄本卷十)为诗词对联，所补《祝刘太翁八袠荣寿 五言古》和《己丑春仲游桃源洞即事》二诗，虽不在该卷最后位置，却在《强吟诗集》的最后位置，符合刻本的编排体例。台湾抄本所缺北大抄本卷十《传记引集》后补内容也符合此例。

其次，二抄本后补内容除个别篇目是在刻本刊行前所撰未收入刻本而补抄外，绝大部分是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刻本刊行后俞益谟还在湖广提督任时所撰。如卷三《特参违例擅兵备弁》一文中有“康熙四十七年二月十四日题。本月十六日奉旨”等字样；北大抄本卷十一(台湾抄本卷九)《祭原任浙闽制军刘太翁文》是在闽浙总督刘兆麒去世后为其所写，考刘兆麒卒年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此文当作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北大抄本卷十二(台湾抄本卷十)《己丑春仲游桃源洞即事》的“己丑”当指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考俞益谟离任时间为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正月，因其与偏沅巡抚赵申乔为抽调兵丁事宜互相参劾，康熙认为巡抚和提督互相参劾，“有乖大体……必致贻误地方”，命二人离任候审，[9]398同年七月，康熙下旨：“俞益谟着休致，赵申乔着革职留任。”[10]410所以二抄本后补内容最晚产生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

第三，考二抄本内容，避康熙讳而不避乾隆讳。卷五《酌定护解饷鞘则例》“照数编立天、地、元、黄字号……将宇、宙、洪、荒字样接续编列”句中，“元”字当为避康熙皇帝名玄烨之“玄”字讳，且文中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卷三《降革土司例》“是又我皇上弘慈盛德所不忍出也”句，以及此文中多次出现的人名“田弘天”，均不避乾隆皇帝名弘历之“弘”字讳。可见二抄本成书最晚应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

3.3 中科院刻本成书于清康熙末至雍正年间

中科院刻本是北大刻本的基础上修订成书并于卷五后补《酌定护解饷鞘则例》一文，考此文当为俞益谟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至四十五年(1706年)因黄梅县停前驿、桃源县新店驿两次失鞘案被罚俸后所制定(参卷三康熙四十六年《军政自陈》)，应与卷三抄本后补《请更失鞘处分》作于同时或稍早，《请更失鞘处分》落款时间为“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故《酌定护解饷鞘则例》当作于康熙四十六年六月之前。故中科院刻本成书最早应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中科院刻本早于北大抄本、台湾抄本，亦只避康熙讳而不避乾隆讳，故成书最晚应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

4 四种版本比较

刻本虽属家刻，但版刻品质很高，除王基《跋》为行书外，其它都是规正的宋体字，字体端正大方，结构严谨，非常漂亮。因年代久远，北大刻本和中科院刻本都有个别地方字迹脱落和破损的情况，纸质发脆，颜色发黄，中科院刻本各卷都有虫蚀的情况，但基本不影响阅读。二本至今保存基本完好。从内容上来说，校勘谨严，尤其是中科院刻本，经过修订后，很少出现错误。因是家刻，不足之处在于俗字、异体字使用较多。

(1)北大抄本是各本中惟一的足本，虽抄写字迹一般，纸张颜色发黄，但因衬纸装订，总体保存完好，基本没有破损的情况。是书虽有很多错字，但抄写态度严谨，一旦发现错误就在旁边予以修改，或在错字上覆纸，然后在覆纸上写正确的字，基本上保持了刻本的原貌，除了将卷七44页的后半页和45页的前半页漏抄(应该是翻页的时候连在一起翻过去而没有抄)和卷十68页最后2行漏抄外，[2]81-88再无大的脱漏。

(2)台湾抄本破损、字迹脱落严重，有些书页损毁达50%，现已被以金镶玉方式修复。即使这样，台湾抄本为一人所抄，字体工整，至今看仍然非常精美。

台湾抄本相对于刻本和北大抄本来说，问题很多，抄写时随意性较大：

一是脱、衍和误抄较多。凡抄本一般都会有字词误写，此乃常见问题，不足为怪。但是台湾抄本很多地方明知误抄而不予更正。刻本卷八目录中多篇题目后有“二首”二字，台湾抄本卷七一概未抄。同样的还有刻本卷十二(台湾抄本卷十)目录中《咏水仙子》后的“五言排律”四字、《答黎秀才》后的“七言古”三字等。因为每行字数是固定的，台湾抄本前面漏抄了或多抄了，后面便加“其”“也”等凑数或随意脱去一字。如卷四《参陷兵隐讳镇备》“假令凶苗捉杀百姓之时该汛防官一面具报各宪”句，台湾抄本前脱“令”而在“之时”后衍“而”字。这种情况较多，这点不如北大抄本严肃。

二是错行、漏行较多。台湾抄本错行较多，特别是在目录中经常出现。例如卷十第、(刻本卷十二)目录将《美人蕉》和《双烈挽章》次序颠倒。有时发现前面抄错，过几行后又补抄。如卷八(刻本卷九)目录《致谢山陕汪学院》漏抄，错两行后补抄，并依刻本脱“致”字，此据正文标题补。卷五目录“补遗”部分不按前面上下两排排列的形式抄，而是改为单排，将“补遗”部分6行中的5行次序弄错。还有一种错行的情况是不按刻本原文位置抄，刻本原文空白处，台湾抄本将后面的内容整体前移，后发现错行，便把前行的内容抄一处将空白补齐。卷六目录上下两排排列，“祝寿”部分第一行下半部分是空白，台湾抄本却将后面的内容往前补抄，后面只能将整体前移内容中的“《祝陕西李提军》”又抄一遍，把后面匀出来的空白补足，出现了两次“《祝陕西李提军》”。漏行现象也有，更不可思议的是发现漏行后又从前面随便抄一行以凑足行数。例如卷六目录台湾抄本漏抄了“《致山西齐方伯》《致直隶于抚军 二首》”后的“《致临巩囊方伯》《致辰沅张镇台》”一整行，在页末发现少了一整行，便在上排最后将其前一行的“《致甘肃喀抚军》”又抄了一遍，出现了两个“《致甘肃喀抚军》”并列的情况，在下排将其隔一行的“《致宁夏叶镇台》”重抄了一遍，始终未将所漏内容补上。

三是偶有错页、脱页现象。古籍因装订而出现错页现象很正常，但一般不会出现半页装订错页次的情况。台湾抄本卷八(刻本卷九)将61页的后半页装在了59页后半页的位置，将62页的前半页装在了61页后半页的位置。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书纸破损严重，必须进行修复，而台湾抄本全文无页码标识，在以金镶玉的方式修补的时候将某些已破为两瓣的书页位置装错了。

5 台湾抄本的价值

尽管台湾抄本有诸多问题，但是书仍有很大价值。

首先，从收藏角度来说，北大刻本、中科院刻本和北大抄本均不及台湾抄本，台湾抄本被多人收藏过，钤有多枚收藏印。其中，藏书印“渊如”当为孙星衍所钤。孙星衍 (1753-1818)，字渊如，[11]489乾嘉年间著名藏书家。《中国人名异称大辞典》(检索卷)、[12]709《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载名号“渊如”的藏书家惟孙星衍一人。[13]821遍查孙星衍《孙氏家藏书目》内外编、《孙氏祠堂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廉石居藏书记》等著述，都不著录《青铜自考》。一则是因为是书在当时已成为禁书，再则是此书年代太近，无法和宋元本相比，没有录到善本书目里。查林申清《明清著名藏书家·藏书印》，孙星衍2方“渊如”印虽都与台湾抄本“渊如”印迹不同，但按照黄永年先生的说法，此书收印“收得并不全，并非某家的藏书印只有这几颗，不见于此书的千万不要认为是伪物”。因此，基本可以断定“渊如”印即为孙星衍所有。另外，“娱园藏书”印当为许增所钤。《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著录：“娱园，许增藏，娱园为藏书室名，清人。”[13]809又 《中国人名异称大辞典》(综合卷)载：“许增(1824—1903)，字迈孙，号榆园、娱园……清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喜勘订书籍……收藏甚富。”二书所载名号“娱园”的藏书家惟许增一人。故“娱园藏书”印当为许增所有。“道光乙未顾瀛藏书印”“红蕤吟馆吴氏藏书”“家住姑苏台下”“陇西李氏所藏百汉印斋印存”不知何人印记。

从台湾抄本所钤多枚藏书印可知，是书被多人收藏。收藏者收藏此书，除了其作为康熙年间的别集和抄写精美等一般收藏价值外，另有一重要原因，就是《青铜自考》在乾隆年间就已成为禁书。[1]98-99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十二吏部九十六《处分例·举首诗文书札》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皇帝谕：“据李湖奏武陵县生员邓大廷呈缴前任湖广提督俞益谟刊刻《青铜自考》一书请销毁查办一折。阅其书，系俞益谟将伊历任奏疏及文、移、书、启汇集而成，并无违碍。即该抚签出处所，亦止抬头款式未合，及字句偶失检点，此等乃常有之事，不足深责……且刻出距今七十余年，其人物故已久，何必复行追究乎？但原书既经缴出，自应销毁，亦不必辗转深求，致滋纷扰。著传谕李湖不必查办。”另，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也考证了《青铜自考》被禁毁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四日后，同年十一月三日前。[1]

“盖禁令之厉，不敌匹夫嗜古之癖”。因《青铜自考》已成为禁书，性好收集善本秘籍的藏书家孙星衍等人便收藏此书，使其得以保存并一直流传下来。根据著录台湾抄本的《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书目》的出版时间可知，最晚1968年此书已被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最终收藏。

首先，台湾抄本保存了多枚藏书家的印记，对于研究版本学自有其价值。(1)藏书印多，考索这些藏书印可以研究台湾抄本的流传脉络及相关情况。(2)此书经多位收藏家收藏，辗转流传，其中蕴含着很深的历史内涵，有史料价值，是研究藏书史和版本学的有力支撑。(3)这些藏书印都是阳文印，章型各异，印文精美，刻法不同，可供印章爱好者研究，为研究藏书印者提供资料。

其次，历史文物价值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布的《古籍定级标准》(WH/T 20—2006)，《青铜自考》作为清乾隆年间的禁毁书，台湾抄本应为二级古籍，虽然是书现在台湾，也足见其重要性。同时，台湾抄本成书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年代久远，历史文物价值很高。

第三，台湾抄本在抄写时将刻本中的一些当时的俗体字或不规范字抄成规范字，减少了辨认的困难。如刻本和北大抄本都将“取”字刻(写)成，很容易和“耴”搞混，而台湾抄本抄写字体规范，在校勘的过程中有积极作用。北大抄本后补内容虽保存完好，但有许多错误，台湾抄本作为与其并行的版本，可以对校。

总之，《青铜自考》现存四种版本中：北大刻本最早，中科院刻本最精，北大抄本最全，可以弥补刻本之不足，台湾抄本以其文物价值高，且后补内容可以参校北大抄本而依然有其可贵之处。

[1] 田富军．清代宁夏籍湖广提督俞益谟著述考[J]．宁夏社会科学，2005(2)：97－103.

[2] 马丽，田富军．清代宁夏籍湖广提督俞益谟《青铜自考》卷十一校勘札记[J]．西夏研究，2010(3)：81－88.

[3] (清)俞益谟编集．办苗纪略[M]．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馀庆堂刻本.

[4] (清)俞益谟，高嶷纂修；吴怀章校注.(康熙)朔方广武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5] 施廷镛．清代禁毁书目题注 外一种[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6] 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7] 翁连溪.中国古籍善本总目[M].北京：线装书局，2005.

[8]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9]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四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四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 (清)张绍南．孙渊如先生年谱[M]//藕香零拾．北京：中华书局，1999.

[12] 尚恒元，孙安邦．中国人名异称大辞典(检索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13] 池秀云．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