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烧于清康熙时期的粉彩瓷于雍正时期出现了人物瓷画，开始了古典粉彩人物瓷画时期。雍正、乾隆时期是古典粉彩人物瓷画的高峰期，而自乾隆之后，随着粉彩工艺与绘制技法的下滑，古典粉彩人物瓷画呈现显著的衰退迹象，至清末时即已退出釉上彩人物瓷画的主流地位而让位于浅绛彩。至民国早期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粉彩瓷悄然复兴，承继浅绛彩传统，并与近代绘画及风尚相融合，形成所谓“新粉彩”，并在民国中期蔚为大观，大放异彩。民国新粉彩人物瓷画具有鲜明特色与深邃内涵，因而，深入研究与探索不仅有益于厘清中国釉上彩人物瓷画发展之线索脉络，亦可助于窥探民国彩绘瓷艺术之全貌。

一、民国新粉彩人物瓷画源流

从工艺角度上来讲，民国新粉彩与粉彩瓷并无根本差异，其差异主要表现在艺术面目上。民国新粉彩人物瓷画的产生从艺术因素来考量，有古典粉彩与浅绛彩人物瓷画两个明显来源。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人物瓷画作品为古典粉彩人物瓷画树立了典范，并流传至清末直至民国时期，成为清末民国竞相模仿的蓝本。新粉彩人物瓷画并未对古典粉彩人物瓷画加以排斥，其表现手法与绘制技法与古典粉彩人物瓷画基本相似。不过，由于清末时期粉彩人物瓷画已经颇为衰颓，清末官窑粉彩瓷中几乎没有人物表现，因而，新粉彩人物瓷画更多借鉴的是浅绛彩而非古典粉彩。实际上，早期的新粉彩人物瓷画名家均曾为浅绛彩高手，其从浅绛彩转换为新粉彩只需要进行工艺上的转变，而在艺术上则延续自身风格，因而新粉彩人物瓷画在艺术风格上与浅绛彩人物瓷画联系更为紧密而直接。

早期新粉彩人物瓷画名家有王琦、汪晓棠及潘匋宇。1922年成立的景德镇“瓷业美术研究社”，对新粉彩势力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王琦与汪晓棠即任副社长，二人均为新粉彩人物领军人物。王琦原为捏面人出身，后改行习瓷画，号“陶迷道人”，曾向邓碧珊学习“九宫格”瓷上肖像画，再转为新粉彩创作后，以新粉彩人物瓷画而名扬瓷界，被誉为“西法头子”。汪晓棠亦极擅长新粉彩人物瓷画，尤其是以仕女瓷画见长，颇负盛名。潘匋宇是早期新粉彩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虽多绘花鸟，但亦有人物瓷画精品传世。

汪潘二人分别于1924年和1926年分别辞世以后，王琦独挑大梁，成为新粉彩瓷画界的领袖，其人物画更为精进。1928年，在王琦的组织下，几位志同道合的画友组成了“月圆会”，此即为后世广泛颂扬的“珠山八友”，成为景德镇新粉彩瓷画界的核心力量。“珠山八友”中，除王琦外，以王大凡的新粉彩人物瓷画闻名遐迩。王大凡在“珠山八友”中的地位仅次于王琦，早年拜新粉彩人物大家汪晓棠为师，曾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以新粉彩人物瓷画作品《大富贵亦寿考》技惊四座，夺得金奖，从此声名鹊起。

除以上主要名家以外，民国新粉彩人物瓷画家还有很多，特别是不少名家虽非主攻人物，但亦尝作人物，时有佳作流传，与新粉彩人物瓷画名家一道汇成民国新粉彩人物瓷画之大观。

二、民国新粉彩人物瓷画艺术特色

民国新粉彩人物瓷画名家均由浅绛彩瓷画家转化而来，因而其艺术特色与浅绛彩人物画派极为相近。早期浅绛彩瓷有三大名家，即程门、王少维、金品卿，而其中王金二人为御窑厂瓷画家，以人物绘画著称于世，影响颇大，新粉彩人物瓷画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王金等浅绛彩人物瓷画传统。浅绛彩人物瓷画艺术最大的特色是从形式到内容旗帜鲜明地倡导文人画传统，从而极大地提升了人物瓷画的整体艺术水准。新粉彩人物瓷画亦秉承了这一传统，以文人人物绘画为楷模，作品诗、书、画、印四者相融，形成浓郁的文人气息。

不过，与浅绛彩人物瓷画所倡导的纯粹文人画形式相比，新粉彩人物瓷画则作了较大的调整，使其不再是完全意义的文人绘画，而是融入了近代绘画元素以及西方绘画及工艺因素。浅绛彩人物瓷画往往依据的是明清人物名家之作，如仕女人物瓷画以改琦、费丹旭为宗，高士人物瓷画则主要效仿陈洪绶，焦秉贞、冷枚的人物画亦常成为新粉彩人物瓷画之蓝本。新粉彩人物瓷画也大量模仿明清人物名家之作品，但其与浅绛彩人物瓷画所不同的是，其更多地受到了来自海上画派的影响。上海是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也是景德镇瓷画的主要销售市场，因而，对海上画派的效仿成为民国新粉彩瓷画家的重要追求目标。

民国新粉彩人物瓷画名家对海上画派人物作品多有模仿，如民国新粉彩人物瓷画领军人物王琦、王大凡即是如此。为了揣摩海上画派之风格，王琦与王大凡甚至结伴前往上海去交流学习。王琦的新粉彩人物瓷画即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模仿海上画派著名人物画钱惠安人物画的痕迹。海上画派具有雅俗共赏的突出特色，将水墨与鲜亮的色彩有机结合在一起，近代景德镇瓷画界对海上画派所呈现出的色彩等形式感的日益追求亦是使设色过于雅淡的浅绛彩人物瓷画迅速退出历史舞台，新粉彩人物瓷画代之而起的关键因素之一。

海上画派具有浓郁的金石韵味，对于新粉彩人物瓷画风格亦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对书法题诗和印章的重视。新粉彩人物瓷画家多通过勤奋学习，积累了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从而在题诗、书法以及篆刻等方面造诣颇深，而这正是当代新文人瓷画最为欠缺的基本功之一。其二是新粉彩人物瓷画往往将书法笔势入画，线条雄健古朴、苍劲有力。

民国向焯在《景德镇陶业纪事》中提及：“海上之瓷，花式多喜美女。”因而，受上海市场之影响，在新粉彩人物瓷画中，以仕女画最为多见，而寓意吉祥富贵的题材亦极为多见，折射出新粉彩人物瓷画为迎合市民欣赏习惯而作出调整，绝不是单一的文人审美趣味，在审美上呈现出日益世俗化和多样化的倾向。

三、民国新粉彩人物瓷画的当代影响

民国新粉彩人物瓷画不仅在当时深受包括达官贵人、富商士绅在内的中国中上层社会各阶层的青睐，其影响之巨大直至当代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建国初期，新粉彩人物瓷画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了一段时期。而在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其影响非但未缩小，反而与日俱增，形成当代人物瓷画界令人惊异的奇观。

改革开放之后，与新粉彩人物瓷画风格惊人一致的瓷画风格迅速风行起来，从而使新粉彩人物瓷画风格在新的时期奇迹般地得到复兴，在很短的时间内，无论是当代粉彩还是新彩等釉上彩人物瓷画均以新粉彩人物瓷画为楷模，使此风格成为主流。依据新粉彩与当代釉上彩人物瓷画的共同的文人画特征，或可谓当代釉上彩人物瓷画为新文人人物瓷画。

当代新文人人物瓷画潮流是在民国新粉彩人物瓷画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第一，民国新粉彩人物瓷画名家如王琦、汪晓棠、王大凡等等，其作品在当代艺术品收藏界炙手可热，行情不断看涨，并带动当代新文人人物瓷画市场日趋量繁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新文人人物瓷画的效仿之风，许多新文人瓷画家以新粉彩人物瓷画的形式与内容为楷模，极力加以借鉴。第二，民国新粉彩人物瓷画名家的后代传人众多，形成蔚为大观的流派，在瓷画界影响巨大。如王大凡的侄子王锡良自幼随其学艺，如今已成为瓷画界泰斗人物，其所绘人物瓷画因其名望极高而倍受推崇，其子女传人亦颇多。

当代新文人人物瓷画对新粉彩人物瓷画风格的借鉴，从形式上看，主要为文人画形式，即诗、书、画、印四者融合，不过因文化素养的差异，当代新文人人物瓷画多着力于绘画方面，而在题诗、书法及篆刻方面则多有欠缺。从技法上看，新文人人物瓷画亦采取与新粉彩人物瓷画相似的文人用笔，笔势简洁有力，讲求功力，人物形象工写兼备，力求形神俱佳。从工艺上来看，新文人人物瓷画与新粉彩人物瓷画亦相似，二者往往采取粉彩与新彩颜料相结合的方式，只不过前者新彩成份更多，而后者以粉彩为主。从内容上来看，新粉彩人物瓷画主要效仿明清及当时流行的海上画派人物画风格，新文人人物瓷画亦如此，除效仿明清及至民国时期的人物画风格外，亦对当代流行的各种人物画风格加以广泛模仿以求适应当代民众之审美诉求。

当代新文人瓷画虽与新粉彩人物瓷画风格极为相似，但并非意味着当代新文人瓷画完全步其后尘，其中部分人物瓷画家锐意创新、与时俱进，从而形成独具个性的文人瓷画风格，展示出当代陶瓷艺术理应具备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