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星哲

中医学乃仁学之探微

杨星哲

仁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体现在中医学这门具有明显民族人文特色的传统医学领域。仁学思想与中医学思想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同时，仁学思想也在中医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彰显。说“中医学乃仁学”，毫不为过。

仁学；中医学；儒学

作为儒家思想体系理论核心的仁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医学作为一门具有明显民族人文特色的传统医学，其“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绝大多数情况下受制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环境，常是特定的社会文化思潮影响着医学观念和医学理论”[1]。仁学思想恰如繁星点点，闪烁在中医经典的字里行间，闪烁在代代名医的四诊方药中，说“中医学乃仁学”，毫不为过。

1 仁学的基本内涵

仁，《说文解字》曰：“仁，亲也。从人从二。仁，亲爱。”徐铉注“仁者兼爱（同时爱别人），故从二”。“仁”字的古文写作‘忎’，从千心”。徐灏《段注笺》曰：“千心为仁，即取博爱之意。”从本义来看，“仁”含有爱自己、爱别人、博爱之意。这里的“爱”是没有先后高低之分的，是兼爱，即爱自己的同时爱别人，是博爱、大爱，是广泛浩瀚的爱。

在中国古代医家的论述中，“仁”的内涵极其丰富，仁学是儒家思想的理论核心。早在孔子之前就已有“仁”的概念和思想，虽然，那时的“仁”已开始具有指导人们为人处世之意，但要作为一门学说还为时尚早。彼时的“仁”往往用于指人仪表的完美。又如《国语·周语下》中有“言仁必及人”，《国语·晋语》云：“杀身以成志，仁也。”孔子将仁学思想视为其知天命之后的人生思想总结。在《论语》中，据统计，“仁”字出现在所有20篇中的16篇，而其出现的次数，计有110次。即平均十几个字中就出现一个“仁”。可见，“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儒家的基本概念，以至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孔子赋予“仁”以新的涵义，认为仁者“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所谓“忠”是讲做人要忠厚老实，所谓“恕”是讲做人要有宽容之心。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亚圣”。孟子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仁、义、礼、智”，而以“仁义”最为重要。

而作为《论语》思想灵魂的“仁”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体现在中医学领域。在中医学领域，仁学思想与中医学思想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同时，仁学思想也在中医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彰显。

2 仁学思想与中医学思想互相渗透，是推动中医学发展的思想动力

儒家思想是中医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至为密切。从中医理论的构架来看，包含了儒、道、阴阳等诸家学说，儒家充其量只占一家之言。但从思维模式和思想方法来看，儒家的仁学思想是中医理论的精髓所在。

2.1 中医学理论是仁学与其他各家学说包容的产物 仁学之所以博大精深，原因在于它汲取了各家学说的精华，并在不断吸收、融化各家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纵观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同样体现出这种兼容并蓄、博采众家、择善而从的学术特色。《内经》是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其理论体系是构筑在古代哲学等多方面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就像仁学中的“和而不同”思想一样，《内经》荟萃了众多中国上古及秦汉时期的众多医学文献，在对各家学说进行采撷、吸收、加工、提炼的基础上，将其吸收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医学理论沿用至今，两千多年来未有大的变动。《内经》中许多的医学概念如“阴阳”、“五行”、“气”、“太极”等，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在理论溯源上，中国古代的医理与哲理有着共同的根源，《内经》用整体观认识人体、认识身心、认识人与宇宙自然，这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如“中医学认为人不是独立的生物体，而是与自然界和社会关系密切的大系统中的一部分，如《灵枢·岁露论》指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2]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天人相应”整体观念无处不体现在《内经》医理的理、法、诊、治、养的方方面面。以仁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当然体现在《内经》之中。“五运六气以一个完整的学说出现于医学书籍中，首见于《素问》。中医学运用这一学说研究自然界季节、气候的变化对人体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对疾病的防治起到指导作用。此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充分体现了‘人与天地相应’这一整体观宗旨。”[3]同时，由于中国传统精神的同根性，不难发现《内经》与仁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简而言之，《内经》所言，一曰“阴阳”，一曰去病。“阴阳”者，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见“阴阳”即是天道、天理，也就是广义的“仁”，是理学先期思想在医理中的表现。因为《内经》思想成熟于秦汉时期，程朱理学形成于宋代，理学思想得益于《内经》这样的推断是合乎逻辑的。因此，可以说《内经》理论暗含理学思想的先机，对仁学思潮的深入展开提供了灵感和依据[4]。“去病”应该是任何一个民族医理的最终所求，《内经》的“去病”之说更有着中华民族自身的特质。“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去病的方法即行“仁义”之事。行“仁义”于人，行“仁义”于己，才能“年皆度百岁”。《内经》又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怎么样能够“治未病”呢？在两千多年前，医疗诊查仪器无从谈起，中医者全靠“望、闻、问、切”便可查“未病”之病，知“未乱”之乱，为什么能做到呢？因为医者是“圣人”。所以说《内经》虽不言“仁”，却是仁人之作，虽不论“理”，却有“理”之发端。可见，《内经》这部中医典籍是中国古代众多仁人志士为人为仁之心得在医学领域中的表达[5]。

2.2 仁学改变了医家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方法 中医学从经验医学上升到理论医学，又以理论医学指导经验医学。在这个重大的发展进程中，仁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进作用。早期的中医学，只是一门经验医学，并夹杂了巫术和人类本能活动的成分，如果没有后来秉承仁学思想的儒士的参与，中医学有可能会在经验积累的阶段停留更长时间。在当时，仁学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秉承仁学理念的儒生是掌握文化技术的知识分子，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因此，仁学改变了医家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仁学中“重人事、远鬼神”的思想促使我国古代医家积极从人体本身及人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来认识人的疾病、生死等现象，从自然中寻求治疗疾病和养生延年的方法，而不是将疾病归咎于鬼神作祟，靠祈求鬼神来消灾除病。这样就促使了中医学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走上了与中华文化同步发展的轨道[6]。

2.3 仁学推动了中医学教育的发展 仁学是古代学子的文化必修课，儒家的启蒙教育在仁学思想的指导下，是一种全面的人文学科的教育，广泛涉猎文学、哲学等领域，许多医家自幼就接受了仁学的基本教育，并将仁学作为医学思想方法的核心。唐代的太医署内建立了比较庞大的教育机构，并设立了医学、针灸、按摩、禁咒等博士和助教，人数最多时达600人以上。北宋医官进入翰林，有翰林医官、医学、医效、医痊、医证、医诊、医侯等。凡进入翰林医官院者均为儒医，具有雄厚的儒学文化基础。元明清三朝都十分注重医家的文化素质，均建立了一套严格考核奖惩制度。特别是唐宋以后，儒家经典作为历代学子的启蒙教材，对人们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中医的太医院教育模式、带徒教育形式和习儒从医自学形式等，无不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7]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医学教育制度，与儒家的教育体系有密切的关系。

2.4“仁”也是中医伦理学思想的核心 在仁学思想的教化影响下，“仁”的思想鞭策医者以医德为重。“仁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即“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十三经》把“仁人”、“君子”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典范。“仁”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基本要求是孔子倡导的“爱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曾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作为救死扶伤的医术，它与儒家济世利天下的最高人生理想是一致的。济世即为仁，那么医道亦是“仁”的充分体现，中医学亦为仁学了。由此可知，“仁”也是中医伦理学思想之核心[8]。

3 仁学思想在中医实践中的彰显

作为“活人之术”的医学，在仁学思想的教化下，医学渐被定名为“仁术”，成为践行儒家仁学思想的最高道德标准的一种技艺。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因而具有治病、救人、济世之功德，故被称为“仁术”。这就要求医家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且还要具有广济博爱的“重生”意识，清正廉洁、言行谨慎、不图酬报，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3.1 仁者为良医 “仁学”造就了中国古代医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传统的中医学者能身操“贱业”，自甘淡泊，表现出“仁者安仁”、“不为良相使为良医”等以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道德理想。古往今来，行中医者不计其数，而可称为“医神”、“医圣”的上工之医却屈指可数，因为中医对行医者的仁德素质有着特别的要求。如“医圣”张仲景，面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疾疫流行、死亡无数的惨状，而“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写《伤寒杂病论》传于后世。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看到历代本草谬误颇多，认为人命关天，不可等闲视之，因而搜罗百氏，博采四方，“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用毕生精力编纂了中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形成了“博施济众”的“重生”意识。《素问·保命全形论》提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的道德观念，孙思邈亦指出“人命至重，莫贵千金”。

中医向来有“仁术”之称，这里的“仁”并非仅指一种职业道德的要求，更重要的在于“仁”是上工之医必须具备的行医技术素质之一，这一点不同于西方医学。只有具备了仁德之心、岐黄之理、悬壶之技，三者齐备才能行中医之术。作为一种常规思维，一般会以为医生只要具备了医学理论和经验技术便可治病救人，具备“仁义之心”只不过是对医生的一种道德期望，高超医术和低劣德行不发生矛盾。而这一认识在中医领域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医之学不是仪器检查之医学，不是试剂化验之医学，而是“凭心”而论的特殊医学，可称其为“因心”医学，作为这种医学领域里的上工之医必须是大德仁人。《内经》认为“心藏神”、“主神明”，中医之“四诊”，均赖以“神明”之功用，内心浊杂，“神明”何以胜此任？正如池水清澈则投石见影，游鱼留痕。只有心地清净纯洁，中医之术方游刃有余，犹如有神明指路。而操持仁学之理，行高尚道德正是心地清纯的必然所求。

3.2 医乃仁术 《孟子·梁惠王上》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这就界定了医学的宗旨和本质，那就是“仁”和“术”两个方面，“仁”是“术”的前提，并靠“术”来实现其宗旨和归宿，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其济世功德是通过治病救人得以实现的。“医乃仁术”界定了医学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的范围，还提示医者，医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人，不能脱离人。明代汪机在《针灸问答》中更明确地指出：“夫道，仁也；夫医，仁术也。”

儒家将行医治病视为“仁术”，体现其仁泽百姓、爱护生命的道德理念。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将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相参”，把人与天地等量齐观。这种“重人”的意识，是将个体与群体，将人与自然、社会交融互摄，强调整体观。从宇宙万物和人类生命的角度而言，医疗技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存好生之德，解疾病痛苦，责任重大。正像晋代王叔和《脉经》序中所说：“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从个人的现实生活而言，医道是表达爱人、爱己的术业，正像《灵枢经·师传第二十九》云：“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9]。

东汉名医华佗庙前有联曰：“岐黄以外无仁术，汉晋之间有异书”。医乃生死所寄，治病救人者首先应该爱人，通过治病，还可将仁爱之心播撒到普天下的黎民百姓，使家庭亲睦，人伦有序，从而达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在传统中医学看来，治病、救人和济世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并由此来评定医家的优劣：‘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可见，正是在仁爱生民这点上，中医学与仁学达成共识。医学的治病、救人和济世的功能，就是它被称做“仁术”之由来。

为医者，最重要的是应有仁爱之心。正如杨泉在《物理论·论医》中所言：“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医家有仁爱之心，才能博施济众，对所有患者都一视同仁。即：“凡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所谓普同一等，首先指贵与贱相等，贫与富相等。无论贫富贵贱，在医家眼中都是病人，对之用心皆一，施药无二，假如“每于富者用心，贫者忽略，此非医者之恒情，殆非仁术也”。其次，要把所有病人都看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去救治。以仁爱之心救人济世这条传统医德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唐代医家孙思邈把传统医德的基本范畴概括为“大医精诚”4个字。“大医”者，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是也。要成为良医，必须做到“精诚”两个字。

3.3 仁者寿 长寿是人类生活幸福的一个理想，健康才能长寿，只有保证身体健康，才能延缓衰老、尽享天年。科学的健康概念不仅是指人身体生理方面的健康，同时也包含着人心理方面的健康，现代医学对此也持相同的认识，而且认为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之间又互为作用和影响。早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医书和哲书中就已认识到精神因素对人寿命的影响，如《吕氏春秋》所说：“年寿得长者，非短而缓之也，毕其数也，毕数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喜、大恐、大忧、大怒、大哀，五者损神则生害矣。”认识到了情志太过折损寿命。《内经》中也有大量的关于精神与健康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如强调长寿之道重在养生，要求调和阴阳、顺时应天，对内心修养也有特别的要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就有“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样的感叹。《内经》中介绍“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四种非常之人的长生之道时就认识到“独立守神”、“淳德全道”、“去世离俗”、“积精全神”、“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患嗅之心”，言语之中无不看重精神修养对长寿养生的积极作用。对比中医养生理论中有关精神修养的要求与仁学之道，可以看到两者同出一辙。即“仁者寿”。

综上所述，仁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门学说和思潮，其精神实质早已熔刻进华夏的灵魂里。学医先学做人，做人不仁，医术难精。重温仁学先哲的思想，自觉地继承仁学思想的精髓，对于中国的年轻一代，尤其是立志于中医学事业的中医学子，显得尤其重要。

[1] 何裕民.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M].北京：文汇出版社，1994：332.

[2] 杨天真，臧守虎.中医治未病思想的理论与应用[J].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30（3）：185-186.

[3] 陆一竹，毛静远.试论中医学中的时间观内涵[J].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30（3）：139-140.

[4] 朱桂祯.中医与仁学思想[J].中医药文化，2009，17（2）：16.

[5] 李良松，郭洪涛.出入命门·中医文化探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 刘力红.思考中医·对自然与生命的时间解读[M].南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 薛公忱.医中儒道佛[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

[8] 曲黎敏.中医与传统文化[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9]邰冬梅.儒家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2002，13（12）：468.

Exploring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benevolence theory

YANG Xing-zhe
（Basic Medical Schoo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CM,Beijing 100029,China）

The benevolence theory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our history.It especially reflected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a traditional medical domain possessing marked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ity culture.The benevolence theory thoughts and Chinese medical theories were influenced and promoted each other.Simultaneously,the benevolence theory thoughts were thoroughly vindicated in the practic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It’s not excessive to say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the benevolence theory.

the benevolence theory；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onfucian theory

R229

A

1673－9043（2012）03－0133-04

100029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杨星哲（1991-），女，发表论文 6篇，参与研究国家级课题3项，2009年9月至今，先后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东直门医院、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跟师侍诊。

2012-02-16）

论著·实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