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梅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學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声援工人，英国巡捕当场开枪射杀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这就是郑振铎先生在文章开始所说的“上海大残杀案”，也就是后来历史上的“五卅惨案”。郑振铎先生于1925年6月26日追记而作的这篇《迂缓与麻木》就为我们展示了惨案发生后的诸多社会生活画面——

作者首先注意的是惨案发生后南京路上的众多商店和广大民众，“不见有一丝一毫的大雷雨扫荡后的征象”，后“行人才渐渐的拥挤，多半伫立而偶语”，而“各酒楼上，弦歌之声，依然鼎沸。各商店灯火辉煌，人人在欢笑，在嘲谑。”“灯光如白昼的明亮，人众憧憧的进出。依然的……什么特异的悲悼的表示也没有！”跟随作者的眼光和足迹，我们可以如此清楚地看到当时民众的反应，白昼的枪杀，暴力之下的鲜血，霎时凋零的生命，仿佛离他们十分遥远，像是不曾发生过一般；无论怎样激烈地抗争，都不能引起我们同胞的悲愤与哀悼，依然是围观，伫立，偶语，欢笑，嘲谑！如此状态，何以与历史教科书中所写到的“通过这次运动，民众觉悟大大提高”差异如此之大？其实，仅从“嘲谑”二字，我们就可以推知当时民众的深层心理，那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哪怕是“鸡鸣不已，风雨如晦”，只要自己性命无虞，能得自保，别人用鲜血乃至生命去斗争，去抗争，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那是与民众表面的迂缓和麻木所截然不同的一种国民性格，一种潜藏于灵魂深处的精明与世故，一种冷酷至心底的安之若素，明哲保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