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杂文于我，在开始时，是有趣的事；无趣的事，则不可能持续至今。我真正开始杂文写作是1988年初的事，此前写得不多。1987年底，《扬子晚报》副刊编辑邹小娟约我开杂谈专栏，当时我工作很忙，不是很情愿，她说：“如果你不写，以后就不会写了。”因为她这句话，我就写了，自此一发不可收。当时《扬子晚报》是对开小报，每天四版（不像现在每天半斤至一斤），副刊每星期只有两个版，所以我不敢轻慢，投石问路，写了三篇样稿，好像分别署了“张非”、“李非”、“吴非”三个名字，没几天他们登出了“吴非”的那篇，从此我就被叫作吴非了，一直用到今天。蒙读者欢迎，写了一年半，被上面叫停。《新民晚报》“夜光杯”负责人带话来，欢迎去那里写。我从1989年成了他们的作者，写了二十三年，总计在那里发了三四百篇杂文。有一段时间“夜光杯”的主持严建平先生经常催稿，电话里通报其他作者写作信息，介绍读稿心得；其他一些报刊编辑也常嘘寒问暖，那是杂文作者多么快乐的时光。

也是因为杂文，结识了很多朋友，并得到前辈的指教。比如，有两三回，流沙河先生看了我在《南方周末》上的杂文，立刻打电话来，总是先称赞一番，然后再说：“但是……”后面的话就非常有意思了，那是教科书上不可能有的观察与写作的真经。写作成了习惯，我每天都觉得有许多有趣的事该关注。再后来，不知是我的原因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杂文写作的天地逐渐变窄了。

在我看来，写杂文的人总还得有些理想，要不，我们的爱献给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