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直

国人重名号，名号不仅能满足人的虚荣，甚至还成了一些有头有脸人物的身份标志了。但自封的名号激发不起自恋的激情，因为只有商人逐利时才按捺不住地学起王婆卖瓜自封“瓜甜”的名号来。

连不怕天、不怕地的水泊梁山好汉们都不敢自己立名号。梁山那几个核心人物在暗箱里操作后，又装神弄鬼，愣说从天上掉下一块石头，上边有天书，为一百零八将做了先后排名，并受封了各自的名号，这样才有权威性。

所以，但凡身上还罩着斯文外衣的读书人一般是不敢自封名号的，即便自封名号，也都弄个自嘲自贬的绰号而已，高悬于大堂或书房之上，以表达自己的谦虚。诸如唐朝大诗人李贺的名号“大爪郎”，王安石的名号为“半山”，北宋大词人贺铸名号“贺头鬼”。凡是响彻云霄的名号都是别人封的，而且多是本人过世多年之后才戴上那顶桂冠的，其本人倒是很少有享受过名号带给他们的虚荣感。如“文圣孔子”、“武圣关羽”、“诗圣杜甫”，这些名号个个名副其实，没有丝毫的添加剂让其變味，可惜的是他们本人都无法料到自己的名号真的万古长青了。

当下人们渴望名号的心态可比古人膨胀多了，也许是怕活着名不起来，死后名起来也白名了。所以，在文艺界有些人还在气象万千，生龙活虎的状态，就被授予了“终身成就奖”，好像你就是人到码头，车到站，未来的日子就没你的份了。这么个不吉不利的名号也没见哪个艺术家拒绝过。

制作这些名号的大都是组织的“谋略”，甚至是政府行为。比如一个省里设个文学奖也要以省人民政府的名义颁发，好像机关越大，作品的分量就越重。就没想到诺贝尔恰恰不是一级组织，而是一个人。我们古代的“竹林七贤”、“三曹三苏”也不是朝廷与衙门授予的名号，而是来自民间或江湖。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界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广西三剑客”、“河北三驾马车”也不是文联、作协授予的，都是文坛内自然形成的名号。这些不是组织受封的名号大多不含人为的“添加剂”，怕就怕组织的“拔苗”行为。比如刘道玉说的某些大学与地方政府为了鼓励一些学者、专家，巧立名号，搞了一些“山山水水”的名号，就是名号的“添加剂”超标了。

如今大学自己渴望名号都发疯了，借着校庆日锣鼓喧天地造势扬名，你让大学里的人却精神“守寡”着，那也是强人所难。我们的大学与组织是知道人性弱点的——爱虚荣，知道身份的焦灼困扰着所有的人，于是就利用自己有分封名号的资格，打造了那么一些廉价的高帽子，见谁听话、看谁服帖就给谁扣上一顶。像魔术师往台下甩礼帽一样地拿着名号哄人开心，戴在头上的人自然得意，可一个人的帽子大，脑袋小，就有碍观瞻了。名号就像食品，讲究的是健康、营养，还要色香味俱全，让人们万万无法接受的就是添加剂超标。添加剂是能按照人的意愿改变食品的味道，可超标的添加剂就会把食品变成毒品。名号也是如此，真实的名号让人敬仰，山寨的名号让人恶心，虚假的名号误导大众。名号不能没有，可名号也最怕臭大街，当连一篇千字文都写不明白的人也被大学封为客座教授的名号时，教授也就只能叫“叫兽”了。

【原载2012年6月7日《呼和浩特晚报》】

●福建省三明罗建辉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