箜篌引

在奢华的时代,文艺是最好的装饰品;在悲情的时代,文艺是最贵的殉葬品。当文人遭遇政治,悲剧才刚刚开始。

西晋,洛阳,金谷园。潘岳、陆机、左思等人鱼贯而入,还有刘琨。这是一个文艺沙龙,东道主是帝国首富石崇,主持人是政坛要人贾谧。在这个圈子里混,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吟风弄月只是表象,而真相则是,找到跻身官场的终南捷径。

刘琨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正宗的贵族,又以“雄豪”著称,是励志故事“闻鸡起舞”、“枕戈待旦”的主人公。他不仅是志存高远的偶像派,更是实力派:他擅诗文,懂音乐,是地道的三栖明星。这样的人物,在文艺圈里混,期待值自然不会低。而成大事者,历来只讲目的不讲手段,何况这以诗会友的手段非但不龌龊,还挺有中国特色。既然位高权重的文青贾谧喜欢,自己也乐意,纵然有攀龙附凤之嫌,刘琨也顾不了许多了。他成了金谷二十四友的一员。有了组织,腰硬胆壮,刘琨更加声名鹊起,与兄长并称“洛中奕奕”。

只是,好事多磨,贾谧很快失势被杀。金谷二十四友获罪的不少,但刘琨却无大碍,因为刘家威望大,而且是得势一方的姻亲。

八王之乱,刘琨虽然被裹挟着泥沙俱下,一泻千里,但经过这番砥砺,文人刘琨华丽转身,成了西晋将领,从此开始戎马生涯。而金谷园的奢华和雍容,则成了他的精神文身。

公元307年春天,刘琨出任并州刺史,驻扎在晋阳(今太原)。其时,晋阳久经战乱,白骨横野,是一座空城。而且,南面是匈奴建立的前赵,北面是拓跋鲜卑的代国,东面是和段部鲜卑结盟的幽州,他们各怀心事,却都在觊觎晋阳。四面楚歌,晋阳是一座孤城。

面对空城加孤城,刘琨打响了晋阳保卫战。他积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紧接着安抚百姓。不久,晋阳城内阡陌纵横,鸡犬之声相闻。因为四方盗寇经常来袭,刘琨就让百姓平时背上武器耕作,一旦有事,可以立即作战。如此这般,归附者甚众,晋阳的人口和生产渐渐恢复。

刘琨在金谷园圈子里厮混多年,分清敌我这点韬略还是有的。他和拓跋鲜卑的首领拓跋猗卢结盟,使前赵非常顾忌;对争地盘的幽州刺史,则敬而远之。一时间,晋阳形势大好。

刘琨的种种举措为他赢得了声誉,并一度推翻了文人志大才疏的定律。他用亲身经历证明:文人能啸傲山林,更能笑傲江湖。

不过,文人治国更多靠的是激情和灵感,而非理性和智慧。刘琨是名士,是贵公子,骨子里清高浪漫。晋阳稳定后,刘琨放下心来。这时,被压抑的文艺冲动,像野草一样蔓延开来。

某日,匈奴围困晋阳城,刘琨一面固守,一面向兄弟猗卢修书求援。可过了七天,援兵仍未到。城内粮草将尽,军心涣散;城外,匈奴正跃马扬鞭,虎视眈眈。作为统帅的刘琨一筹莫展。月夜无眠,他一袭白衣,手中一支胡笳,登楼清啸。

月光注地,胡笳声起。那是他创作的《胡笳五弄》,慷慨悲凉,有报国的刚毅,有思乡的沉痛,更有忧生的嗟叹……匈奴是马背上的民族,常年征战在外,家乡是骨子里的痛,刘琨的乐曲击中了他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们眼含泪花,撤兵而去,晋阳之围顿解。

刘琨以最诗意的方式,瓦解了强敌的进攻。他成了英雄,历史的、民族的、文学的。

而事实远没有这么浪漫。匈奴剽悍豪爽,却并不煽情,断不会胜利在望,反为笳声所伤,作退兵状。真实原因是,猗卢的援兵将至,匈奴胜算无望,才决定撤军。

刘琨狐假虎威,赢得了清名,是猗卢成就了他。而此外的多次战争,无论是八王之乱的被裹挟,还是抗击匈奴的主动迎战,刘琨多为败绩。屡败屡战,却愈挫愈勇。他的诗像战鼓,他的心像飞天,他的笳像花瓣,一次次兔起鹘落,毛血洒平芜,他却九死未悔。因为,他是文人,要有文艺范儿:既然战争冗长乏味,那就插播几段花絮。

此时晋阳解围,刘琨儒将风雅,顾盼自雄,沉浸在即兴创作的快感中,全不知祸之将至。

刘琨爱屋及乌,不仅喜爱音乐,还宠幸一个音乐达人徐润。他听信徐润,杀了奋威将军令狐盛。之后,令狐盛的儿子反水,引匈奴攻打晋阳。晋阳失守,刘琨的父母皆死于非命。

这是刘琨命运的拐点。从此以后,他江河日下,直至日暮途穷。文艺可退强兵,也可作茧自缚,自毁长城。真是成也文艺,败也文艺。但也不能太苛责刘琨。他只是和大多数人一样,爱声色犬马、软语奉迎。这是人性的弱点,只不过之前一直被艰苦的环境遮蔽着、压抑着,一旦条件允许,就喷薄而出。那绚丽靡费的金谷生涯,一直是他生命的底色。

其实,早在晋阳初建时期,刘琨的弱点就已暴露无遗,“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他和同时代的祖逖不同,祖逖是政治家,自律且有谋略,举手投足间领袖范儿十足,因此能赢得民心,收复失地。刘琨是名士,更是诗人,他有诗人的赤心,却没有政治家的机心。对如何笼络民心,他不擅长,更不在乎。他想做的,只是临水独舞,顾影自怜,顺便过一把政治瘾。观众的感受,不在他的考虑之内。

对徐润和令狐盛,他未必分不清好歹,只是徐润是同行,他不愿相信一个对艺术敏感的人会阴暗险恶到如此地步;而令狐盛的耿直和粗鲁,显然是对他和艺术的一种冒犯和亵渎。于是,在艺术和现实中间,诗人刘琨很快做出了选择。这种选择将他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他并不是“不能弘经略,驾豪杰”,而是不愿。名士、贵族等诸多因素,都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忍辱负重的政客,他只是一个任情任性、我行我素的文人。他的清高自诩,轻率任性,于人于己,都是一种藩篱。这种藩篱,将他永远地挡在了成功之外。

所幸,兄弟猗卢又一次帮了他。猗盧大败匈奴,却不愿追穷寇,带着牛羊车马而去。只留下刘琨,立在西晋的黄昏里,叹息。

此时的西晋,像一匹陷入流沙中的骆驼。不仅风光不再,而且险象环生。

公元312年,前赵石勒崛起,割据晋阳东南的襄国(今河北邢台)。晋阳的后院也起火,前幽州刺史王浚要造反称帝。公元316年,前赵刘曜攻破长安,西晋灭亡。晋阳成了西晋的最后一块根据地,刘琨在艰难固守着。骁勇善谋的石勒先灭掉王浚,然后跃马杀向晋阳。

此时,兄弟猗卢已逝,唇齿不再。晋阳兵少将孤、凝聚力差,又缺少后援,诸般不利。刘琨却不听部下劝阻,非但没有养精蓄锐、待时而发,反而一意孤行,正面迎敌,最终溃不成军。年底,晋阳失守。他想挽回西晋排山倒海般的颓势,只是,历史不会把这种机遇交给一个感性的诗人。夕阳西下,断肠人刘琨面前,晋阳即天涯。

此时,现任幽州刺史段匹磾是刘琨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段匹磾是鲜卑人,挺晋派,其部下却大多亲近石勒。刘琨决定只身去联络段匹磾,做思想工作,欲借段氏之手,收复大好河山。但是,段匹磾同样没有给他机会。刘琨势孤,又没有赌注,谈判失败是必然的。公元318年,刘琨被段匹磾投入牢中,次年被缢杀,时年48岁。

刘琨在困窘中挣扎时,曾想起文艺的力量。他给诗友卢谌赠诗:“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卢谌跟着他混过,后又跳槽到段氏公司。他乡遇故知,或许卢谌念旧,能救救自己。

但卢谌只是敷衍。刘琨太天真了,他太相信文艺的力量;但在战乱时代,在世人眼里,文艺却什么都不是。饶是如此,对鄙视践踏文艺的西晋,他却还要为之送葬殉情,更是可叹!

刘琨的悲剧,是文人从政的悲剧。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却以才情论英雄;政治素养阙如,文艺范儿却十足,在险恶的官场,只能被潜规则掉。他们渴望经天纬地、建功立业,但最后,他们的功业仍是一卷卷诗文而不是碑文。宦海浮沉,不过是他们的文学素材,如此而已。

文人遭遇政治,注定是一出悲剧。

编 辑/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