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鲁迅的婚姻是旧时代的产物。母亲为他挑选的妻子，他极不满意，但因为不想伤母亲的心，他违心地接受了这一特殊的“礼物”—朱安。婚后，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成亲后，鲁迅只在新房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就搬进母亲房间。婚后第四天，鲁迅就带着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一去多年。回国后，鲁迅和朱安虽在北京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两人并未同居一室，相互间的交谈也少之甚少。

朱安私底下曾吐过苦水：“老太太（周母）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鲁迅）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话都几乎不讲，又何来肌肤相亲？

平心而论，鲁迅和朱安之间的差距委实太大，一个是满腹经纶的海归，一个是大字不识的村妇。不可逾越的差距，带来了无法消融的隔阂。

不过，朱安一直在努力，她想以自己的勤勉、温顺、贤淑来挽救自己无望的婚姻，赢得丈夫的溫情。

然而，终归没有受过起码的教育，又一直生活在闭塞沉闷的生活环境中，她的一些努力反而加深了两人间的隔阂，加剧了婚姻的破败。

鲁瑞（周母）曾问儿子：“她有什么不好？”鲁迅答：“谈不来，和她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谈不下去了。”鲁迅摇头，叹气：“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

朱安原本是想迎合夫君的，但因没文化不得法，反而弄巧成拙，落下话柄。

从外表来看，朱安似乎过于普通。她矮小几近侏儒，消瘦几近干枯，不过，在她的身上却蕴含着乡下女子特有的温婉、善良和坚忍。尽管鲁迅几乎从来没给过她一张笑脸，她依然把丈夫的衣食起居当成头等大事，对丈夫的照顾永远是无微不至。曾住在鲁迅家隔壁的俞芳回忆道：

“大师母（朱安）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时喜欢吃的菜，给大先生下粥，使之开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

朱安不识字，但她知道鲁迅的“写字”是神圣不可打扰的。所以，她白天都在厨房忙活，几乎不去书房，以免打扰丈夫。有时，同院的俞家小姐妹吵闹，朱安也提醒她们不要吵大先生，甚至低声下气恳求她们：大先生回来时，你们不要吵闹，让他安安静静地写文章。

朱安和鲁迅很少交谈，她并不知道鲁迅爱吃什么菜，但她自有办法。她从饭菜的剩余量来判断鲁迅的口味，假使一道菜吃剩得差不多或吃光了，她就揣摩鲁迅一定喜欢吃，下次就多做一点。这一细节显露出一个女人的细腻，一个妻子的苦心和一份难以诉说的深爱。

鲁瑞知道儿子不喜欢朱安，但儿子毕竟是儿子，当母亲的舍不得责怪。怨气，偶或控制不住，就发泄到儿媳身上。

鲁迅在北京时，即便在严寒的冬天，也只穿单裤。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就嗔怪朱安：“无怪乎他不喜欢你，到冬天了，也不给他缝条新棉裤。”于是，朱安奉老太太之命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上衙门后，偷偷放在鲁迅床上，希望他能穿上，可鲁迅却将棉裤扔了出来。老太太不甘心，又托孙伏园劝鲁迅穿上，鲁迅回答：“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

鲁迅的话，冠冕堂皇，令人肃然起敬。然而，对朱安来说，这句话却像一柄匕首，闪着寒光。有妻子的人，却坚定不移地过着独身生活？听到这样的话，朱安的心只能像冰窖一样凉了。

于是，阴冷的砖塔胡同上演了这样一幕。

一次，鲁老太太寿诞，家里请了些宾客家宴。开席之前，朱安穿戴整齐走了出来，跪在亲友面前，说：“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我的后半生就是侍奉我的婆母。”说罢，叩了头，退回房中。鲁迅对朱安的这次“突然袭击”很不以为然，对朋友说：“中国的旧式妇女也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取了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

鲁迅的这句话实在让人不敢苟同。朱安是个老实、本分、木讷、寡言的乡下女人，她做出这样的举动完全是被逼无奈，并且，这次过激行为，恐怕耗尽了她一生的勇气和智慧。这是一个泡在苦水中的女人，向命运作孤注一掷的抗争，尽管是无望的；这是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弃妇，向夫君作破釜沉舟的回击，尽管是徒劳的。

朱安没有放弃，她孜孜矻矻地努力着，她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期盼命运能发生转机，期盼自己温热而柔软的心能感化另一颗冰冷而坚硬的心。然而，她等来的却是鲁迅和许广平同居的消息。于是，一切的努力都化成泡影。她命中注定只能凝固成一座望夫石，供后人凭吊、掬一把同情之泪。

彻底陷入绝望中的朱安，说出这样一番话：“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墙底的蜗牛”，多么精彩的一个比喻！它概括了朱安的一生，那么传神，那么一针见血！在饱尝了孤独、凄楚、绝望之后，朱安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宿命，并通过“蜗牛”这个比喻将其活生生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

“墙底的蜗牛”这个意象浓缩了朱安漫长而凄楚的一生。是一辈子的苦熬，炼出了这个比喻，是真正的蚌病成珠。

鲁迅去世了，周母也去世了。北京砖塔胡同只剩下朱安一个人，形影相吊，茕茕孑立。尽管上海的许广平对朱安的生活时有接济，但在物价飞涨的动乱岁月，朱安的生活常常陷入困境。不得已，为了活命，朱安想到出售鲁迅的“遗物”—藏书。得知这一消息后，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都很焦急，不仅许广平、内山完造等纷纷写信劝阻，还推举唐弢和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唐弢、刘哲民见到了朱安。唐弢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会面经过：

“那天宋紫佩陪着哲民和我到西三条二十一号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朱夫人和原来伺候鲁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见到我们，两位老人都把手里的碗放了下来，里面是汤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酱萝卜。朱夫人身材矮小，狭长脸，裹着南方中年妇女常用的黑丝绒包头，看上去很精干。听说我们来自上海，她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宋紫佩说明来意，我将上海家属和友好对藏书的意见补说几句。她听了一言不发。过一会，却冲着宋紫佩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谁也没想到，朱安会把自己说成是鲁迅的“遗物”，但我们却不得不叹服，“遗物”这个词用在这里显得精准无比。事实上，没有任何词能像“遗物”这样准确道出朱安的身份、地位、处境以及她一生的意义所在。

经过文化界人士的劝说，朱安变得深明大义，她终于决定，宁死也不卖鲁迅的遗物。身染沉疴后，她这样对来访的记者说：“我的病是没有好的希望了，周身浮肿，关节已发炎，因为没钱，只好隔几天打一针，因先生的遗物我宁死也不愿变卖，也不愿去移动它，我尽我自己的心。”

不卖遗物，不愿接受来路不明的捐助，许广平的接济又是那么有限，而且还是断断续续，那么，朱安怎么活下去？只有苦自己了，也就是把裤腰带勒紧再勒紧了。营养不良，当然就抵挡不了病魔的侵入，终于在贫病交加中结束了灰暗的一生。

朱安去世后，有记者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朱夫人寂寞的活着，又寂寞的死去，寂寞的世界里，少了这样一个寂寞的人……鲁迅先生元配朱夫人病逝了，她无声无息地活了69个年头，如今又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间，然而她却曾做了一件让人钦敬的事，鲁迅死后任凭穷困怎样地逼迫她，她也不忍卖掉鲁迅先生的遗物，当我们凭吊与瞻仰这时代圣者的遗物时，谁能不感激朱老太太保留这些遗物的苦心呢？”

1947年，朱安自知离大去之期不远了，就给上海的许广平写了封“遗书”，交代了自己的后事。朱安虽在北京生活了多年，但仍记着绍兴风俗，对入殓时穿的衣服、盖的被子都有详细交代。可许广平收到信后，却在给北平的委托人的信中表示：“丧事从简从俭，以符鲁‘埋掉拉倒之旨。”

事实上，当鲁迅去世后，在处理鲁迅后事时，许广平并未遵循“埋掉拉倒”之“鲁迅精神”，甚至根本没提鲁迅的话，而现在，朱安只不过要求像一个普通的绍兴人那样有尊严地死，许广平却强行按鲁迅的教导安排朱安的后事。朱安活着一直生活在鲁迅的阴影中，死了也得按“鲁迅精神”去死。这倒验证了朱安那句老话：生是鲁迅的人，死是鲁迅的鬼。

大人物鲁迅要求死后“埋掉拉倒”，许广平及其众人却全然不顾，而是让他享尽哀荣，死得风光。因为他们要以此向大人物表达敬仰、爱戴、膜拜；小人物朱安，只想如故乡人那样死去，许广平及其众人却强行将其抬高到鲁迅的高度—“埋掉拉倒”，其实，是大家不想为一个小人物浪费时间而已。

世态炎凉这杯苦酒，朱安生前已经饱尝，而死后，又被强灌一口。

编 辑/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