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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遇绑匪:如有生路,谁肯为此

2012-02-11张树年

文史博览·文史 2012年12期
关键词:绑匪

张树年

父亲张元济(1867-1959,浙江海鹽人,清末进士,曾参加过戊戌变法,著名出版家,历任商务印书馆经理、董事长等职)一生阅历丰富,即便是在兵荒马乱、绑票撕票的事情时有发生的民国初期,他“遇险”的事也不多,1927年他遭遇的一次绑票,被劫持时间达六天六夜,可算是最险的一次。

父亲被绑架

1927年10月17日晚,一辆汽车开到上海极斯菲尔路,车上下来五个人,来到我家叫门。佣人刚开门,这伙人就蜂拥而入,先把开门的佣人用手枪顶着押往房间,接着疾步穿过花园,持枪冲上楼梯。这时父亲正与家人在二楼吃饭,见有这么些人上楼,刚想起身问话,一个绑匪已用手枪顶住饭桌旁的堂兄树源。大概他们见只有树源一个年轻人,怕他抵抗,所以最先把他控制住。有个头目模样的人指指我父亲,说:“不是那个,是这一个!”于是,绑匪不由分说架起父亲就走了。

母亲、树源和家里所有人都被这突然发生的事情惊呆了。

这时家里乱极了。还好有树源在,他先向租界巡捕房报警,后又告诉了父亲工作的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同仁。

大家都清楚,绑匪要的不是人,而是“赎票”的钱,总会有消息来的。就这样,家里人在提心吊胆中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一天,没有任何消息。

10月19日,高梦旦(1870-1936,近代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元老)叔叔匆匆赶到我家,对母亲说,他收到父亲昨日写的信,绑匪开价20万元,让大家快想办法。高梦旦当时把这封信留在了我家里,信封上盖着寄发局上海四大名镇之一——南翔的邮戳。

信中,父亲告知高叔叔说绑匪索要的赎金高达20万银洋,希望高叔叔能通知我的家人及同事想办法,父亲在信中特意提及:“此事切不可宣扬于外,如已报捕房,即速设法销案,告知系由自己商妥了结。”

信末,父亲还附上了诗两首:

名园丝竹竞豪哀,聊遣闲情顾曲来;逐队居然充票友,倘能袍笏共登台。

岂少白裘兼社厦,其如生计遇艰难;笑余粗免饥寒辈,也作钱神一例看。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即信中所提到的“要价20万”并不是绑匪最初的索价。据父亲后来在复汤尔和(1878-1940,医学教育家,历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七七事变后投向日伪,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的信中称,第二天早晨绑匪头目来开议,“先索30万元,指商务为余一人私产,并称去岁嫁女奁资值30万”。显然,他们没有搞清楚情况,把董事会主席当成了大老板。父亲当即大笑,叫他们派人调查。这样,赎票价才减至20万。

虽然父亲在信中关照“严守秘密”,希望“自己商妥了结”,但20万不是小数字,哪儿来呢?高梦旦也不是富翁,帮不了多少忙。接信后大家还是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在收到父亲来信前后那段时间,家里也接到绑匪打来两次索钱的电话,可又不说地点,更弄得家人坐卧不安。其实,这两天绑匪也在等消息。经过调查,他们发现自己所绑架的人确实不是“大老板”,于是对父亲说:“实出误会,惟事已如此,总望酌量补助……”他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走到手的猎物。

父亲被绑架的消息,先是一些小报捅了出来,后来各大报,甚至连日本报纸也刊出了有关报道。亲友们纷纷来信来电,探询父亲下落。

母亲拿出股票、首饰典卖,加上在亲戚朋友处借贷,勉强凑了5000元。商务印书馆同仁也纷纷想办法营救。其间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商务印书馆有位编辑叫张世鎏(叔良),平时与三教九流都有些交往,听说父亲被绑,挺身而出,冒冒失失要独闯匪窟,营救我父亲,后来被大家劝住才作罢。

不久,绑匪又来电话,约家人到上海的爵禄饭店谈判,商议“赎票”价格。谈判的事自然落到了树源头上。为防不测,张世鎏自告奋勇当树源的保镖,一同前往。爵禄饭店在上海西藏路福州路转角处,其北即为一品香旅馆。上海人都知道爵禄为恶势力盘踞之所,绑匪选中此地与“肉票”家属谈判,自然有其道理。绑匪方面出面的两个头目,一个姓叶,一个姓李。他们把赎金减至15万元。可是这笔钱,我家仍无法承担。这样的秘密谈判,后来又持续了好几次,尽管绑匪将“票价”减了又减,终因要价过高,无法达成协议。

父亲在给高梦旦的信中,要家里人到巡捕房“注销”报警,其实那时巡捕房根本管不了此等案件。据现存的几份刊有父亲被绑新闻的小报报道,父亲被绑的当天,盐业银行经理倪远甫也被绑架;次日,宁波巨绅薛顺生又被绑架;连刚上任的上海特别市土地局局长朱炎之,也未能幸免。租界上恐怖事件接二连三,捕房束手无策。父亲愿意“自己妥商了结”,看来是早日脱险的良策。

父亲被绑架后六天的生活,从他后来的回忆和所作《盗窟十诗》中可以得知。父亲说,那天绑匪把他架出大门,推进汽车。汽车向郊外开去。绑匪用黑布把父亲的眼睛蒙上,还把他双手捆扎起来。父亲很镇静,只感到汽车七转八弯,驶了好一阵。车停后,绑匪把他带进一屋子,取下黑布。这是一间破旧的农家小屋,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墙边有一张破床,床腿还用绳绑着。屋里还有三四个持枪的汉子。那匪徒头目让手下人解开父亲手上的绳,就匆匆走了,留下三个看守。看守们对父亲倒还“优待”,抱来被子,让他睡在那张破床上,他们自己则和衣睡在地上。

有两个细节是父亲后来讲给我们听的:一是父亲当时里面穿的绒线衣有破洞,让看守们惊讶,他们想不到心目中的“财神爷”竟也穿着破衣服。二是看守中一名年纪稍大者,常常咳嗽。父亲劝他去看医生,还为他开了张治咳嗽的药方,那绑匪竟感动得掉了眼泪。

一万元赎票

爵禄饭店的谈判起初并不是很顺利。但绑匪们见确实榨不出什么“油水”,也不得不让步。第四天,即10月21日,父亲写信告诉树源,劫持者已答应把“票价”减至两万元,让家中快想办法(可惜此信没有保存下来)。

当天,叶姓头目又约树源等到爵禄饭店谈判,出示父亲的信,逼树源交钱。树源交去5000元,仍通不过。第五天(10月22日)树源写了复信,通过绑匪递给父亲。信中提到:

自叔离家,已近一星期。百方罗掘,典当、借贷,勉强仅得五千元。所示两万元之数,万难设法。……自昨日与叶、李两君一度接洽之后,知五千元尚不足以酬诸位之盛意。故又四出设法。但征之前数日之成绩所得仅五千元,假使复有成就,为数必极有限。惟有仍恳部中诸位,格外原谅……

当时在树源的四处奔走下,在亲友处又想方设法借贷到了5000元,送到绑匪手里。收到1万元的赎金后,大概是这些绑匪知道从父亲身上确实榨不出更多的“油水”了,于是在第六天(10月23日)的晚上,用汽车把父亲送了回来。1万元赎票,父亲终于得以脱险,结束了这六天的“奇遇”。

父亲对被绑架一事处之泰然,精神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脱险之后,立即投入《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11月14日,父亲在致丁文江(1887-1936,地质学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信的底稿中,有这样短短几句话,说出了他对绑票这一社会现象的见解:“若辈……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未知我兄闻之又作何感慨也。”

1937年许宝骅表弟在(南)京杭(州)公路上被绑,脱险后父亲去杭州慰问。父亲为此写了《谈绑票有感》,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这篇文章进一步阐明了他的上述观点。文章最后说:

国家管着教育,为什么使他们得不到一些知能?国家管着工商、路矿、农林,为什么使他们找不到一些职业?蝼蚁尚且贪生,狗急自然跳墙。人们饥寒到要死,铤而走险,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却也可怜。

我们中国是个穷国,人口又多,出产又少。……政府几次明令提倡节俭,我还盼望在位诸公常常牢记这两个字,最好以身作则。不但私人的享用,就是国家的大政也要估计估计自己的力量,分个缓急,定个先后,不要拿国民有限的汗血来作无限的挥霍,或者可以多留下几个钱给这些乡下的穷民,多吃一两顿米饭,买些盐来蒸些菜,这也就是无量的功德了。

(责任编辑/楚文)

(电子邮箱:zhouwenji030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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