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刘

清末的洋務运动，不仅带来了民族工业革命，而且也让国人开了一次“洋”荤，满口尽是洋人、洋枪、洋炮、洋火、洋钟、洋布、洋线、洋灯、洋酒、洋烟、洋车、洋船等洋码语，颇有些外洋风味。这些词只是在原有的物品上加了个“洋”而已，只是说明了产地和昂贵及紧俏性，对中国传统语言并没有什么冲击。

不过，到了辛亥革命前后，出现了大量的“海龟”精英，他们整天嘴里用“舶来语”交流之民众，导致了国人也仿效时尚起来，这就是最早的与国际接轨吧。新词语大量输入，是近代中国面对的一种文化态势，中国学人对此持抵制和欢迎的两极态度。

革命者认为，吸纳外来词以丰富本民族语汇，与强势的西方话语系统实现良性互动，是汉字文化的健康走向。不过，这种“话语霸权”，在文明史悠久，既重自身“文统”，又有着采纳外来语汇传统的中国，其反应格外错综复杂。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和直接现实，在语言三要素中，词汇最具活性。思维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迂，首先是通过词汇的发展体现出来的，这在社会转型时期尤为显著。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人华的新词语，大都由日本传来，时称“日制汉字词”或“日本新名词”。其中，有些是对中国古典词加以放大、缩小、引申，如革命、共和、政治、社会等；有些是运用汉字造词法另造新词，如哲学、美学、科学、宗教等。

许多新名词在中国不胫而走，在作文里迭出“机关”、“社会”、“运动”、“自由”等新词。教科书乃至考试题目中也屡现“中心点”、“势力圈”、“所得税”之类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