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能不能做“头脑地区”

杨轶清，现任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提出浙商概念第一人，商业思想和企业策略学者。长期致力于转型期中国民营企业的研究和实践，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冲突与交融。先后任职于传媒集团、知名企业集团高管和工商大学学术研究工作，对民营企业的甘苦冷暖和表症暗疾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被誉为知晓企业家酸甜苦辣的浙商贴心人。

浙商的创投新事业会和他们的“草根”前辈一样，再次领跑全中国——只要他们继续弘扬浙商务实稳健的实业精神

浙商做创投，有条件有理由也应该做到中国领先。与此相应，浙江省也有条件有理由也应该成为中国的“头脑地区”。理由有三：

其一，产业进化论告诉我们，渔猎是人类生产的开端，其后是农牧即种养殖业，再往后是加工制造业，接着再进化是服务业，而金融投资则处于服务业的高端。所以，从制造业向金融业，从实业家到投资家，属于产业的进步和升级。谁掌握了金融投资业的主导权，谁就掌握了价值链分工和利润分配的主动权。从全球范围看，掌握金融资本和高新技术的属于“头脑国家”，而承担原材料出口和产品制造的属于“肢体国家”。

从全国范围看，浙江有条件做中国经济的“头脑地区”。第一条就是浙江具有产业进化优势。因为最近30年来浙江省的先发优势，包括浙江省特有的巨大的GNP优势（浙商在省外创造的财富），在目前浙江省力推的“浙商回归”工程中，最现实的就是省外浙商的资本回归。浙江产业资本存量雄厚，实际可支配资本总量巨大。而随着实业环境的改变，其中相当部分存量资本会溢出或升级为金融资本。

其二，浙商有做金融投资的“遗传基因”。在传统钱庄向近现代金融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执其牛耳同时也是创新的领跑者，即是浙商特别是其中的宁波帮。宁波商帮的钱庄业自明清时期就已有相当的发展，“信用最著，流通亦广”。清同治年间，宁波即有拥资数万可以直接过帐的大钱庄36家。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宁波商帮所经营的钱庄便执上海钱业之牛耳。当时上海已形成的9大著名钱庄集团中，宁波帮就占2/3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著名银行的总行有80%以上设在上海，宁波帮参与投资、创办、管理的几乎涉及上海所有的重要银行。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调查报告中指出：“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除银行外，宁波商人在证券、保险、交易所、信托公司等当时新兴的金融行业中更是独占鳌头。第一家华人自办的交易所、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第一家华人保险公司皆为宁波人创办。据有关资料统计，从上海开埠至1937年，宁波商人在沪地先后开设或出任经理的重要钱庄、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就有105家。

在中国近代钱庄、票号、典当等传统金融业向现代金融制度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领风气之先的就是宁波商帮。为适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需要，宁波商人探索实施了多种新的制度。主要有过帐制、汇划清算办法、按日折计息和以银元为记帐本位等。这些创新的经营手法，都是中国金融业演化史上的重要突破。

其三，浙商做金融，同样需要务实低调的实业精神，因为实业和金融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两者都需要一脉相承的浙商精神。一直以来，浙商在商贸流通领域的“一虚一实两大世界之最”经常被津津乐道：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在浙江，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阿里巴巴在浙江。前者是传统行业的霸主，后者是新经济的王者。他们都是“浙商造”，而两者的内涵在本质上非常接近。

从内涵上说，叱咤风云的网络英雄和义乌的小商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以耕地种田的吃苦精神做生意，造就了义乌奇迹；同样，以摆摊做生意的务实精神做网络新经济，造就了浙商的IT奇迹。

马云曾经说过：假如当初阿里巴巴不是办在浙江，很可能没有今天的阿里巴巴。因为浙江有新经济发育最重要的“气候环境”和“土壤条件”。同样，浙商的创投新事业也会跟他们的“草根”前辈一样，再次领跑全中国——只要他们继续弘扬浙商务实稳健的实业精神。需要指出的是，在产业演进的过程中，浙商的企业家精神弱化淡化的危险开始出现。如果离开了浙商精神这一根基的支撑，浙江的既有领先优势将一步步丧失，新的优势也无法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