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炎培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业教育学科的贡献

2012-01-29薛洋洋

职教论坛 2012年15期

□米靖薛洋洋

□米靖薛洋洋

20世纪上半叶，黄炎培对职业教育学的贡献分为其对“软学科”和“硬学科”两方面的贡献。对“软学科”的贡献体现在阐明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实践职业教育研究方法和构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体系方面；对“硬学科”的贡献则体现在建立供专业研究者栖身的研究机构、出版权威出版物、探索学科人才培养计划及寻求学科研究资金来源等方面。

黄炎培；职业教育学；贡献

职业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自有它独特的发展史，而一部学科的发展史就是其理智和制度的发展史。学科理智的发展即学科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发展，如核心概念的演变，学科研究主题的变化，学科中学派的更替，不同年代权威教科书内容的变迁及学科通史的形成等。学科制度的发展即学科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发展，如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及他们赖以栖身的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权威出版物及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等。笔者将学科的理智发展理解为“软学科”的发展，制度发展理解为“硬学科”的发展。

黄炎培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勇敢的教育实践者和卓越的教育理论家，他奠定了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的基础，对我国职业教育学这门学科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黄炎培对我国20世纪上半叶职业教育学的贡献，笔者将从他对职业教育学的软学科和硬学科这两方面的贡献分析。软学科上主要探讨黄炎培在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基本理论体系上的贡献，硬学科上主要探讨黄炎培在建立供专业研究者栖身的研究机构、出版权威刊物、探索学科培养计划及寻求资金来源上的贡献，是学科发展的外部保障条件和体系。

一、关于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对于一门学科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就是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对象问题是一门学科的理论框架和一般问题。一门学科如果没有恰当的理论框架和不解决自己的一般问题，那么它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往往就被迫回到这个一般问题上来。职业教育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必然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而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取决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作为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黄炎培对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认识随着他的职业教育思想改变而改变。

1913年，黄炎培在借鉴美国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倡导实用主义教育学说。1913年，他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指出：“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人不能舍此家庭绝此社会也，则亦教之育之，俾处家庭间、社会间，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由此可见，此时黄炎培将研究对象聚焦在普通教育现象及规律上，他认为当时普通教育培养的人才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应将实用主义引入普通教育中以改善当时的教育问题。随后，黄炎培发现只是在教育中抽象地引入实用主义并不能解决问题。1917年，黄炎培在《实用主义产生之三年》中提出：“就抽象言，则教育不实用之害中之；而就具体而言，则职业教育之缺乏，实为其直接感受苦痛处。”在这一年他同各界知名人士共创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始倡导以职业为目的的职业教育。同年他还在《职业教育析疑》一文将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进行区分，二者都以解决生计为目的，但是职业教育较实业教育内容广泛，实业教育较职业教育学制时间长。此时，黄炎培将职业教育的研究对象聚焦在职业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上。1926年，黄炎培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中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观念，认为“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至于怎么做呢？黄炎培提出：“积极说来，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运动。”此时的他主张职业教育的研究对象不应当只局限于职业教育自身，而应当聚焦于社会现状、经济现状及一切教育现象和规律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上，并且从中来观察和审视职业教育的基本规律。到此为止，黄炎培对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新事物，或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工具和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就有什么样的科学研究。研究方法对于社会进步、学科建设和学术规范均有重要的作用。黄炎培在职业教育学研究中开创性地使用了调查研究、行动研究及比较研究的策略，他在兼顾演绎和归纳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归纳，为职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注重调查研究。黄炎培认为调查是实施和改革职业教育的第一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活动，可以说调查研究法贯穿黄炎培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始终。1914年，黄炎培以申报记者的身份调查了国内5省的教育现状，并提出了相关的教育改革意见，此时职业教育的种子在他的心里萌发，他将此次调查内容编辑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1915年，黄炎培以记者身份随同中国游美实业团考察美国职业教育，发现美国十分重视职业教育，且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有很好的联系等。这使得黄炎培对职业教育有了新的认识，回国后黄炎培将美国之行的见闻及感想整理成《新大陆之教育》，并开始在国内宣传倡导职业教育。1917年他又受教育部委托考察日本及菲律宾教育，发现日本及菲律宾的职业教育都很发达，对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回国后黄炎培将此次考察的内容编辑成《东南洋之新教育》一书，并且随即联合国内各界知名人士在上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之后，黄炎培个人及职教社社员又多次深入国内各地方进行实地调查。从1921年起，在黄炎培的带领下职教社开始了全国性的职业学校调查，每年一次并持续多年。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黄炎培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一手的研究材料，从而促进了国内当时职业教育的理论及实践发展。

2.开展行动研究。行动研究基于实际问题解决的需要，但依托的是自身的教育教学实践。黄炎培带领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开办的实验性学校中华职业学校，就是在实践中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开拓出一种足以被效仿的模式。黄炎培认为开办中华职业学校如若成功，则足以产生“举例以示人”的效果；如若失败，则可以究其原因，为中国职业教育事业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中华职业学校的办学过程中始终贯彻着研究人员和一线教学人员合作研究的精神，他们共同研究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另外，为了试验黄炎培提出的“划区施教”的农村职业教育主张，中华职业教育社设立了徐公桥农村改进试验区等许多试验区。1946年，在黄炎培的倡导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创设比乐中学，在普通中学中进行职业指导实验。

中华职业学校、徐公桥农村改进试验区及比乐中学都是黄炎培实施其行动研究的基地。行动研究法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当时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

3.推崇比较研究。黄炎培认为必须通过比较研究在遵循职业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来发展职业教育。黄炎培在调查中外众多地方的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及国内不同地区的职业教育现状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其共同点和不同点。他根据分析得来的共同点提炼出职业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依据其不同点总结出职业教育必须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在调查国内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及直隶5省的教育现状时，发现它们存在共同的问题就是教育与实际相脱离，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在考查美国、日本及菲律宾的职业教育现状时，黄炎培发现这些国家普遍重视职业教育，并且都有国家政策和法律的支持，这就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共同点，因此可以移植到我国的职业教育中。中华职业学校作为职业学校的典范，许多外地的办学者曾参观其办学模式然后竞相模仿，结果大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就是没有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办学，未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

二、奠定和构建了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体系

黄炎培虽然没有系统论述职业教育学或原理的大部头专著，但是他的职业教育思想是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理念的基石，它涉及到构成职业教育基本理论体系的主要方面，可以说我国现代的职业教育学论著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

（一）明确职业教育的概念和功能

1917年，黄炎培先生在《职业教育》一文中指出，职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以广义而言，凡教育均含职业之意味，所谓教育即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以狭义言，则仅限于讲求实用的知识和能力，即实业教育。这种说法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加以区分。同年，黄炎培在《职业教育析疑》一文中又将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进行区分，他认为二者都是以解决生计为目的，但是从内容上讲职业教育比实业教育更宽广，而从学制上讲实业教育比职业教育时间长。在此基础上黄炎培将职业教育界定为“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一方获得生活之供给与乐趣，一方尽其对群之义务，名曰职业教育”。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概念界定成为现代职业教育学中的公认定义。

这个职业教育的概念蕴涵了职业教育对社会及个人的功能。当时人们普遍看不起职业教育，认为职业教育就是吃饭教育。但黄炎培将职业教育的功能上升到对社会的功能，他认为职业教育不仅是为个人谋生的，而且是为社会服务的。他提出的“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宗旨也蕴涵了职业教育对人的发展功能的作用，人们借职业教育而有业得以谋生，而且因职业教育的指导可选根据一己个性之倾向选择就业而乐业。黄炎培认为当时社会个人的生计问题演进为社会问题，关乎国家民族的存亡。他立志通过职业教育改变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

（二）阐明职业教育的目的

黄炎培有关职业教育目的的认识经过三个阶段。1917年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传书》中明确指出：“夫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一方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同年在发表的《职业教育谈》一文中将职业教育的目的进一步归纳为三项“职业教育之旨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1934年黄炎培在发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一文中在职业目的中增加了“谋个性之发展”一项，使职业教育的目的最终成为：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黄炎培用两句十分精辟的话将职业教育的目的总结为“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这两句话也成为职业教育的宗旨，影响至今。

（三）论证职业教育的体系

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应设置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的学制系统。一方面，职业教育应贯彻全部职业生涯。这一体系包括职业陶冶—职业指导—职业教育—职业补习和再补习。针对普通小学进行职业陶冶，初级中学进行职业指导，高级中学及以上进行职业教育，就业以后可以进行职业补习教育。另一方面，职业学校的程度、年限可根据社会的需求和专业学习的需要灵活设置，实行弹性学制，一般时间宜短不宜长。

他将职业教育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初级职业学校（相当于初中）、高级职业学校（相当于高中）、专门学校或大学专科。按照职业类别将职业教育分为：农业教育、工业教育、商业教育、家事教育、公职教育及专家教育。按照职业学校的开办地方将职业教育分为：城市职业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按照职业学校的实施方式将职业教育分为：正式职业教育和职业补习教育。按照职业教育的受教育对象将职业教育分为：普通职业教育和特殊职业教育。构建起了级别和层次都完备的职业教育学制体系，这一设想时至今日仍然未能完全实现。

（四）提出职业教育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思想

谈及课程肯定要涉及专业的设置问题，黄炎培认为专业的设置必须考虑到社会的需要及当地的实际状况。黄炎培在1927年发表的《办理职业学校之商榷》一文中说“教育本以适应需要为主，职业教育更不能离此原则。对于将来设科，亦以因地制宜为是”。课程的编制则需要包括职业学科、职业基本学科及非职业学科，三者所占课程的分量依学校级别和类型而定。

黄炎培在兴办职业教育的实践中，提出了“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教学原则。黄炎培在《职业教育该怎么样办》一文中认为“职业教育应做学合一，理论与实习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实习”的教学方法，把实习作为贯彻“手脑并用、做学合一”教学原则的重要途径。

（五）关于职业教育的教师及学生

1924年，黄炎培在《养成职业师资之一问题》一文中指出“职业师资，可分两种。一是技师，专习各该科之技能者；二是职业教育设计者，专事研究职业教育之理论及设施方法，必先有第二种人才规划设计，然后第一种人才得所著手。但第二种人才尤为难得，且未有切当之养成机关。”1936年，在《断肠集》上发表的《河车记》一文中将师资分为行政员和专科教员，技师与专门学者合作促进专科教员的养成及职业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由此可以看出黄炎培将职业师资分为行政员、技师及职业教育设计者，三者合作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1923年，黄炎培在发表的《职业教育之礁》对受职业教育学生提出要求，即“受教育者对于职业，应有极端的信仰”。然而当时的受教育者非以职业为贱，即以职业为苦。为此，黄炎培对青年提出敬告：人生必须服务，求学非以自娱；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求学与习事，初非两橛；人不可无业，且须积小为大。

（六）对职业道德形成重要认识

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有两层含义，即职业技能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在这两者之间黄炎培十分重视职业道德教育，认为职业道德教育是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道德教育是职业教育的灵魂，离开职业道德教育，职业教育也就失去了方向。他把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概括为 “敬业乐群”、“劳工神圣”及“金的人格”。其中“敬业乐群”是其职业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最基本的教育内容。所谓“敬业”是指“对所习之职业具嗜好心，所任之事业具责任心。”即热爱、敬重其所从事的职业，充分理解其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所谓“乐群”是指“具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即要有高尚的情操和群体合作的精神。“劳工神圣”则是引导学生劳力和劳心都是神圣的，劳动无贵贱之别，职业无高下之分，凡从事的职业只要对社会上其他人有益处，便是光荣的。“金德人格”要求学生具有完整的人格，时刻在四个方面进行人格修养：高尚纯洁的人格，博爱互助的精神，侠义勇敢的气概，刻苦耐劳的习惯。黄炎培有关职业道德教育的地位和内容的思想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七）将职业指导引入职业教育学体系

在中国，“职业指导”最早是由清华大学校长周寄梅于1916年提出。在长期的职业指导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黄炎培形成自己的职业指导理论。他认识到职业指导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职业指导是职业教育的先决问题，在联系个人、社会与教育三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他看来，职业指导需要有一定的依据，一个是职业心理，一个是社会状况。职业心理方面需要翻译国外相关著作以供专家研究，社会状况则需要实际调查。他认为职业指导既要包括对小学生的职业陶冶、对中学生的职业指导，还要包括对毕业学生和社会人员的职业介绍等。职业指导的目的总体有二，“其第一目的在使一般青年知职业之重要，其第二目的使各个青年知某种职业之于吾最为妥当也”。即职业指导的目的在于使青年们在认识到职业重要性的同时实现人与职的最优化组合。黄炎培将职业指导引入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当中，使其构成职业教育理论的重要方面，成为职业教育学科必不可少的一个研究内容。

三、对职业教育学科发展外部保障条件和体系的贡献

（一）建立供职业化的研究者栖身的研究机构

研究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特定学科合法性建构的基本指标。这些研究者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个研究者并不能促进学科发展，只有研究者们形成一个团体及拥有供这个团体栖身的研究机构时，他们才能以此为职业并在互相交流中进行理论研究，从而促进学科的发展。

黄炎培积极建立职业教育的研究机构，组织和推动各类职业教育研究团队的发展。1916年，黄炎培自美考察归国后不久，便致力于推行职业教育，在江苏教育会下附设职业教育研究会，会员共148人，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成立的旨在研究、提倡职业教育的专门机构。这个职业教育研究会虽不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影响大，但是它却是我国职业教育机构的开端。1917在考察日本、菲律宾基础上，黄炎培发起成立了集宣传、研究、试验和推广职业教育于一身的全国性职业教育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为我国的职业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一方面致力于研究和宣传职业教育理论，成立了职业指导机构，发行职业指导专号，译介国外职业指导及职业心理方面的书籍等；另一方面提倡职业教育实践，组织人员对国内外的职业教育情况进行了广泛调查，并在调查基础上进行研究，开办中华职业学校、比乐学校及徐公桥农村改进试验区等。中华职业教育社在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及农村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方面的贡献，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内容，为我国职业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当时唯一的全国性职业教育机构，更是汇聚了全国致力于职业教育的精英，如黄炎培、蔡元培、邹韬奋、陶行知、杨鄂联、江恒源、何清儒等，该社的干部、社员和校友中，学有所长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社会声望者更是不在少数。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平台，这些学者都在职业教育的某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构成了当今职业教育学科的基本理论构架，蔡元培的“劳工神圣”观念成为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邹韬奋翻译及撰写了许多有关职业教育和职业指导方面的书籍，杨鄂联、江恒源、何清儒也都著有职业教育方面的书籍。这些栖身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学者们，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学的奠基人。

（二）创办权威的职业教育刊物

黄炎培在多年从事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中，著有许多有关职业教育的文章和书籍，对于研究职业教育人员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关于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现状的第一手资料。不仅自己进行学术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创办权威的职业教育刊物来引领学术的发展。

1917年，黄炎培积极筹措并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用以介绍欧美各国职业教育动态，推动本国职业教育研究。这本杂志是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行，刊发了大量关于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文章，促进了我国当时职业教育的发展。作为一个学者们发表自己研究成果和大众了解职业教育的窗口，《教育与职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个专业学术期刊，它使得职业教育学者有了发表自己独立见解的话语平台，所发表的这些文本都是学者们思想的载体，它们在职业教育这个科学共同体内部传播、评价和分享，获得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的同时，得到了科学研究独创性的认可。《教育与职业》这个话语平台反映了职业教育领域重要的研究进展和前沿热点，预示着这个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推动着职业教育学这个学科的发展与成熟。时至今日，这份刊物仍然在为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做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三）探索学科培养人才计划

学科的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学者寂寞而辛苦的劳作和不竭的传承，学者的培养就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现在我国职业教育学科形成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纵向学科体系，具有规范的学科人才培养计划和体系。在黄炎培时期，我国的职业教育还处在起步阶段，根本不具有建立规范学科人才培养计划的能力，但当时黄炎培已经认识到培养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人员的重要性。他在《养成职业师资之一问题》一文中曾提到：“职业师资，可分两种。一技师，专习各该科之技能者；二职业教育设计者，专事研究职业教育之理论及设施方法。必先有第二种人才规划设计，然后第一种人才得所著手。但第二种人才尤为难得，且未有切当之养成机关。似可物色曾习教育者，予以专研职业教育之机会，或送至暑期学校研习，或就地设研究会，延请专家讲演，约二星期，实地研究计划，或较切实，为期短而收效较大”。这是黄炎培对当时培养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的一种探索，也可以说是揭开了我国培养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序幕。

（四）寻求支持职业教育学术研究与发展的资金来源

学术研究是一项费钱的事业，如果没有资金的支撑，学术研究根本无法实施。同时资金的投放者必然有一定的价值倾向，会一定程度上干扰到研究的独立性。如何建构资金赞助与学术研究的良性互动，以确保研究的相对独立性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黄炎培在准备举办职业教育事业时就认识到资金的重要性。在1917年考察菲律宾期间，在菲律宾总领事馆召集侨商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捐资。在国内，黄炎培和穆藕初联合教育界、实业界著名人士共计48人共同发起组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穆藕初是支持职业教育的实业界代表人物，在他的一生中为职业教育事业倾囊无数。当时的职业教育学术研究不仅包括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理论研究，还包括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指导下成立的各种学校试验研究，因此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予以支持。除了取得实业界的支持，黄炎培还通过向社会募捐、发行社券、寻求政府资助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在发行社券时得到当时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先生的大力支持。由于当时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是当时的主要任务，因此黄炎培以“职教救国”为口号联合了所有能联合的力量。基于救国的一致目的，当时资金的赞助者客观上确保了职业教育研究的独立性。可以说，在艰难的环境中，黄炎培努力寻找资金来源，保证了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开展和学科的发展。

黄炎培对于中国20世纪上半叶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具有奠基性的贡献，这是一份厚重的遗产。在今天加强职业教育学科建设迫在眉睫之际，他的许多思想与做法是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的。

[1]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2]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3]成思危.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文萃[M].北京:红旗出版社, 2006.

[4]米靖.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

[5]米靖，郭勤学.中国20世纪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

[6]刘春生,徐长发.职业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7]宣勇,凌健.“学科”考辩[J].高等教育研究,2006(04).

[8]傅正洪.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现代职业教育理念的基石[J].教育与职业,2009(14).

[9]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01(06).

[10]谢长法.黄炎培的教育考察与职业教育在中国的萌生[J].教育与职业,2009(11).

[11]谢长法.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早期职业教育理论探讨[J].教育与职业,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