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林元，尚庆飞

(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鼓楼 21009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
——兼论邓小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性贡献

刘林元，尚庆飞

(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鼓楼 210093)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受到挑战的国际大背景下，领导中国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新的国情和实践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基本理论特征，是以消化吸收毛泽东的两份历史遗产作为历史起点，以马克思主义精髓实事求是为逻辑出发点，实现了由革命逻辑向建设逻辑的转变，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突破性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构，邓小平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突破性发展;开放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由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发展模式，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的实践成果，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精髓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国两制论，和平发展主题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社会主义和谐发展观，等等。这些理论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提出的，是在实践中深化、完善和发展的，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受到挑战的国际大背景下进行的。邓小平一方面以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的胆略和智慧领导中国走上新的发展道路，以改革开放拯救中国的前途，挽救社会主义的命运，同时又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勇气在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里，在实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时代的生命力。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没有坚持，就谈不上发展;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不能更好地坚持。不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实践课题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获得新的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只有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才能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才有新的生命力。因此我们提出：马克思要走进新世纪。这一方面是说，新世纪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另一方面也是说，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新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得到坚持和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就是马克思走进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实践特征，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明。

一、消化吸收毛泽东的两份历史遗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毛泽东晚年时代的结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始。历史决定了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对后毛泽东时代必然会产生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毛泽东的双份遗产。一份遗产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从党的七大以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另一份遗产就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晚年教训。消化和吸收这两份历史遗产，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历史起点。

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思想体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深刻的阐明，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作了全面的总结，明确毛泽东思想依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及其后的几代中央领导都是旗帜鲜明地高举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丢了就失去根本。

毛泽东晚年错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持续将近20年时间。在毛泽东逝世后，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结束毛泽东晚年时代，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很显然，不批评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不可能吸取教训，不拨乱反正，就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顺应历史潮流，邓小平坚定地领导全党和人民，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进入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

邓小平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时，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坚持了认识的全面性。

第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他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建立了丰功伟绩，即使在他晚年犯错误时期，也有正确之处，往往是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我们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就坚持，就发扬;凡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就抛弃，就改正。肯定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否定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对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采取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的态度都是错误的。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我们党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上，没有犯片面性错误，这对于拨乱反正，使党的理论和实践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轨道上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重点是纠正他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政治路线。毛泽东晚年由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背离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国内外形势失去客观的判断，作出了不符合实际的主观决策，结果与动机相悖，对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危害。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断然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社会阶级斗争状况，指出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还存在，今后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也要注意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实现了有效的拨乱反正，这就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健康通道。

第三，邓小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不是把错误全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他把党中央集体，把自己也摆进去，通过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使全党吸取教训。邓小平指出，历时二十年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但不能把错误归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党中央集体领导也要负责。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1］296又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1］308－309比如说，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五一六通知》，是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集体讨论通过的，以及后来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都是在全党会议上通过的。所以，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仅要从毛泽东个人角度来总结，而且要从党中央集体的角度来总结，从当时制度缺陷来总结。这样来认识和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就能使全党取得深刻教训，就能变教训为改革开放的动力。

第四，主要依靠实践分清理论和政策的是非。毛泽东晚年由于理论指导的错误而导致一些重大实践的失误。那么，如何分清毛泽东晚年理论上的是非呢?邓小平认为，分清理论上的是非主要还是靠实践，由实践来检验。就毛泽东晚年的实践来说，他的每一个思想观点，每一项方针政策，他领导的每一场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是否正确，从根本上说不是看其有没有理论根据，而是看其是否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是否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即使有理论根据，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获得成功，也仍然不能算是正确的。所以，邓小平更重视用实践来教育人，提倡实践，不提倡本本，他不轻视理论教育，但更重视实践教育。

第五，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态度，当时党内外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观点，根本不承认毛泽东晚年问题、晚年错误，主张沿着毛泽东的“文革”的方针路线继续走下去;另一种则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全部否定他，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气魄，同坚持“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观点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拨乱反正得以顺利地进行。同时，他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以他的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同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的右的偏向作了斗争，理直气壮地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两手都要抓”的思想实现了拨乱反正，为其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思想舆论前提，维护了党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宁。

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教训是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教训，这个教训的深刻性就在于：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一旦他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轨道，背离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也会犯错误，甚至会犯严重错误。这对全党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毛泽东这份遗产对中国共产党极为宝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镜子。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2］432我们党能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新的实践结合起来，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深刻总结历史教训是有重要作用的。邓小平说过，我们做对了一些事，是因为我们记住了文革中的教训。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毛泽东后的中国共产党以深刻教育，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背景。

二、紧紧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实事求是”的逻辑出发点

“实事求是”四个字是古人说的，“实事求是”成为共产党人的认识原则和行为作风准则，是毛泽东规定的(实质上作为思想路线规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更深化更全面了，这主要表现在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命题的提出和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阐明和始终不渝的贯彻执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新的科学概括。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武器。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凝聚和结晶。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这一科学概括，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精辟独到的见解，为全党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指明了一条新的思路。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3］382

关于马克思主义精髓、本质的概括，这里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供学术界研讨。从延安时代起，党和毛泽东就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概括为立场观点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反教条主义的，实际上也达到反王明教条主义的目的。但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除1979年在军队工作会议上(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8页)一次提到立场观点方法以后，就没有再提，而是反复提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提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不会有问题，但如果提学马克思主义就是要记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就可能产生歧义。马克思主义中的观点很多，有些观点是具体观点，个别观点，这些观点都要“坚持”和“运用”吗?即使重要观点，在实践未证明其科学性之前，也不能盲目“坚持”的。比如，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坚持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观点，实践证明行不通，就不能照搬。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实事求是，理论结合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比提坚持立场观点方法要好，更有利于解放思想，更具科学性。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后的长时间内不提立场观点方法而强调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很有道理的。即使他三中全会以后，提到立场观点方法一次，他也是说：毛主席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实事求是，理论结合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观点。他还是把“立场观点方法”纳入到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中来。这样理解是否准确，供学术界参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其内涵作了深刻阐明，坚持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邓小平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并对这条路线内涵作了科学概括。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直自觉贯彻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但在毛泽东生前并未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概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才由邓小平提了出来，明确规定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并对这条思想路线的内容作了规定，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这反映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明确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这既是针对着毛泽东晚年背离实事求是的错误，也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需要。这一明确规定，起到了党内立法的作用，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对于党的领导干部来说，能否自觉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一个党性的考验。

第二，邓小平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统一起来，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前提，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364这就准确地揭示了解放思想的含义，阐明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内在统一性。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必须遵循的原则，解放思想又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解放思想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不是一个保守、僵化的口号，解放思想也不是一个自由化的口号，两者互相联系互相统一。坚持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统一，这是“破”的要求，也是“立”的需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要纠正这些错误，解除“左”的观点的束缚，必须提倡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解放思想。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这是前无古人的，主要障碍是旧的习惯势力和来自“本本主义”的束缚，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统一，才能冲破这个束缚，使改革得以顺利地健康地进行。

第三，邓小平在反倾向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但主要还是反“左”。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党内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主要反“右”，而不是反“左”，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主要是反修正主义，而不是反教条主义。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在以后的近二十年的时间内持续不断地反“右”，集中全力搞反修防修的斗争，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极左思潮，造成极大的破坏。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了辩证法的全面性，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反倾向斗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革”十年及以前十年党内反倾向斗争的深刻教训，从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左”的危害最大，主要是反“左”，防“左”，这就抓住了反倾向斗争的关键。邓小平针对“左”的危害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14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力挽狂澜，煞住了“左”倾路线前进的车轮。

第四，邓小平对“实事求是”路线的坚持和发展，主要是把它纳入到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来构建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他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由于他违背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犯了大的错误，教训是主要的。如果说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成效，主要体现在革命上，在“破”上;那么，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建设上，在“立”上。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他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改革既是发展生产力又是解放生产力的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一国两制”以及关于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论，等等。所有这些理论，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绽放光芒。

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这是邓小平理论也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出发点。

三、实践主题的改变：从革命逻辑到建设逻辑的转换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作为革命逻辑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马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指导理论，所以主要是“革命逻辑”的内涵，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则缺乏完整的“建设逻辑”。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是指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体系，这是符合实际的。如果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马恩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胜利，更没有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的实践，他们不可能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些设想，但并不都是科学的，没有形成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建设社会主义是有指导意义的，但不能把它们等同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指导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取得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但由于他的早逝，使他的指导思想和实践经验被中断了。斯大林一生都在从事阶级斗争，即使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和平年代，他还在搞扩大化的阶级斗争。斯大林的这一套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逻辑向建设逻辑的转变。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干了三件大事，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三件大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进行两大实践课题的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使中国独立富强，人民幸福安康，为此，党规定了自己的两大实践课题：一是革命，二是建设。革命实践的成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逻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成功地领导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由革命逻辑到建设逻辑的转变。

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之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逻辑就是从它的历史任务和解决当代中国第一个重大实践主题说的。它要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通过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求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翻身做主。它的中心概念是阶级斗争——军事的、政治的、思想的，还包括经济的。毛泽东完成的这个革命逻辑，意义极其伟大，它根本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改变了近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由下降而为上升的走向，中国从此走向独立富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的繁荣发展打下基础，提供前提。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保证。”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任何时候都不能贬低作为中国革命逻辑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应该承认，毛泽东晚年也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没有成功，主要是教训，留下了历史的遗憾。毛泽东没有领导党完成的任务，由邓小平及其继承者领导党和人民来完成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逻辑。它的主体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艰苦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从邓小平开始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党和人民经过了艰苦的奋斗，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党的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想结晶和理论指导，它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并回答了在新时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并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什么是科学发展和怎么进行科学发展的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既是重大的理论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战略思考和方针指导，内涵丰富而深刻，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作为“建设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建设”内涵是广义的，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人的发展建设以及生态环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经验不断丰富、认识不断全面深刻，还一定会丰富和发展这个体系。

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逻辑”完成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这是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建设逻辑”的前提和基础。“建设逻辑”的历史使命是在“革命逻辑”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革命逻辑”到“建设逻辑”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实践主题的重大转变。这上下两种“逻辑”前后相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多年艰苦奋斗的历史，完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历史前进的要求。

四、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

真正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突破性”发展的第一人毫无疑问应当是邓小平，他在20世纪的后二十年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创造性地突破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些突破，才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新阶段，才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邓小平理论的阶段。

在20世纪末，之所以会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出现对马克思主义一些经典结论的突破，这主要是实践已经大大发展，原有的结论已经被证明不再适应新的情况，必须用新的结论来适应新的发展的要求。全部按照书本经典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搞不好，人民群众不满意这样的社会主义，因此必须改革，必须创新，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下，突破一些经典结论，修正、否定一些观点，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二是劳动者一律通过表示劳动量的证书——劳动券来实现按劳分配;三是提出未来社会是“三无”社会，即无市场、无商品、无货币。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4］757的著名论断。上述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一些构想。应当说，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的设想被实践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些结论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可取的，有些结论和思想还没有得到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他们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值得研究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没有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大体上来自这样两个方面：一是批判地接受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目标、设想，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设想。马恩毫不回避自己的理论同法英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关系，恩格斯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5］635二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第二个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方法。“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理论上有它的可取性。马恩在理论上论证了私有制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主要是按照否定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构建的。比如资本主义搞私有制，社会主义就应该搞公有制;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应该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按资本分配，社会主义就应该按劳动分配等等。按照逆向思维的方式来设想社会主义，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有一定的片面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对矛盾，矛盾是有对立性的，因此在同资本主义相反的意义上来构想社会主义，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只是从与资本主义相反的意义上来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对着干，这就包含一定的片面性。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仅是互相对立和斗争的，它们之间也有统一性、共同性。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除了在生产力方面揭示了继承性以外，对其他方面的揭示不够。因此，他们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途径、走向的设想，有可能包含片面的地方。这些片面的观点和结论，有的要抛弃，有的要修正，有的要补充，这就需要进行辩证的否定。

我们认为，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形态而存在，主要原因在于他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性发展。概括来讲，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过时的或不够准确的观点，作出新的科学结论。在这一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这一经济运行体制之间关系认识的“革命性”突破。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是相对立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变迁中，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属性进行了新的分析和考察，并坚持以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为标准，大胆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由此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对传统理论和认识的重大突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过去涉及到但没有完全搞清楚的一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发。如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在探索的问题。过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局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和要求上，侧重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却忽略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其实，这个问题对于在落后的东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极为重要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就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三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提出了以往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提出的新理论。如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统一祖国的创造性构想，这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是前所未有的，完全是邓小平根据新的现实提出来的，属于独创性的新内容。这个伟大构想及其成功实践，为世界和平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出了创新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突破和非突破两种形式。突破性发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用符合实践的新观点代替不符合实践的旧观点;非突破性发展就是对原有观点结论不加以改变，而是从内涵和外延这两个方面加以深化和扩大的理解。这两种形式都很重要，但突破性发展对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指导实践意义更为重大。但有的研究者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作突破性发展，不同意说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突破性发展，他们认为“突破”就是否定，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我们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观点和重要结论，三是一些个别观点和个别结论。我们讲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不是指突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那样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反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指突破马克思主义中的个别具体观点和结论，因为这算不上什么大的发展。我们所讲的突破性发展，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未被实践证明或已被实践证明行不通的重要观点和结论进行突破。比如，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对马恩同时胜利论的突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论的突破，就属于这种突破性发展。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改变、纠正马克思主义中原有一些经典结论，或者提出与原有结论不同(异质)的结论。根据新的结论取得了实践的成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既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还得到人民群众的批准，就是因为跟书本上的结论不一样就变成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一种理论、一种观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看它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符合实践标准，是否符合人民利益的价值标准，主要不是看它与原来经典观点是否一致。比如：马克思讲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邓小平则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能说是反马克思主义吗?恰恰相反，这是大大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突破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自然科学中有突破性发展，社会科学中也有突破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他前进发展中也常常有突破性发展，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当然，并非所有“突破”都是发展，那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违背科学规律，破坏理论搅乱实践的突破，就是破坏，必为实践否定，为人民反对。

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突破性的发展，这是由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从客观方面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全新的实践，这个实践大大超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阈。我们今天认识社会主义的条件，与马恩的时代根本不同，不仅有前人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有苏联和东欧实践社会主义的过程和失败的教训，更主要是我们自己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所取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实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作出重大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从主观方面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坚持彻底唯物主义立场，正视历史和现实，面对中国和世界，对中国人民的幸福负责，对社会主义的前途负责，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负责，因而能有大无畏的气魄突破马恩经典的一些重要论断，提出许多建设性的创新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突破性发展的贡献，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智慧大气魄的创造性的成果。从横的方面说，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集体奋斗的结晶;从纵的方面说，这是从第二代中央领导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传承、理论积累、与时俱进的丰硕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是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这双重逻辑合乎规律的发展。

五、从封闭走向开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世界，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所谓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方位开放，就是以彻底唯物主义态度自觉打破自我封闭的状态和自视为绝对真理的体系，以全球化的视野面对历史经验，面对现实状况，面对世界变化，向历史学习，向实践学习，向自己的对立面学习。全方位的开放，就是全方位的面对和全方位的学习，目的是使自己与时俱进、与世俱进。开放性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思想体系，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内在源泉。首先，它具有彻底的自我批判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认为他们的理论是最终完成的理论体系，他们依据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对自己的观点和体系进行辩证的否定。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过程中，他们经历了从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派，到创立了唯物史观的思想发展过程。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次，它具有严格的实践批判精神。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它要在对现实问题的批判过程中来发展、完善自己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实践批判的过程中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针对文革十年动乱和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自我批评，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拨乱反正，从而大彻大悟。同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注意防止和反对“左”和右的干扰，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使马克思主义不断获得新的内容、新的活力。

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还表现在它是在反思、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多次说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确立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他深刻地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6］299

善于总结经验，要有宽广的眼界和宏伟的气魄，既要总结成功的经验，又要总结失败的经验;既要吸取国内的经验，又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既要总结历史经验，更要注重新鲜经验;特别是要善于总结失败的、反面的教训，善于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善于总结失败的、反面的教训，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之一。恩格斯指出：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毛泽东认为，只有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指出，实行改革开放，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他说：“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3］(P172)他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的经验、失败和挫折的教训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和失败的教训也是宝贵的财富。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制定的方针政策，能够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

在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还要求我们能以宽广的胸怀对待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勇敢地借鉴资本主义的有益经验。可以说，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入剖析，就不会有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性课题——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搞好社会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眼于全球政治经济的矛盾关系，提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的两大主题，奠定了国际社会和平共处、和平发展的大格局的基本指导思想。在这个前提下，他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对外开放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指明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他认为计划和市场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373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从中国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就是要科学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时代性课题。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观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20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逐渐被其腐朽性、反动性所取代，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即是证明。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20世纪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甚至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呈现出稳定发展的局面。当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其本质，也不可能消灭其固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也没有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探究资本主义进行市场调控的有效手段和机制，通过学习资本主义来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

应该承认，在国际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减退，这主要是由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所导致。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短短时间内，取得了伟大成就，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使社会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中国的发展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取得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正在扩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使世界为之叹服;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平等的心态向全球开放，与世界交流对话，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从文化大革命那个极左年代走过来的，那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自我封闭自我欣赏、藐视一切傲视世界的处世哲学，使当时中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处于空前孤立的状态。这个教训实在太深刻了。今天，要改变自己的处境，一是靠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以事实服人;二是靠对外开放，平等交流，学人之长，补己之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三位一体，是同命运共前途的。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开放的社会主义搞得卓有成效，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视野中就有生命力，就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开放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邓小平为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并深刻总结了毛泽东晚年教训，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起点;他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坚持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规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出发点;他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革命逻辑向建设逻辑的转变，并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他放眼世界，从封闭走向开放，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成功实践，令世人刮目相看。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开拓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伟大的奠基者。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The Basic Theoretical Features of Marxism of Contemporary China－Also on Deng Xiaoping’s Foundational Contributions for Marxism of Contemporary China

LIU Linyuan，SHANG Qingfe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Nanjing University，Gulou，Nanjing 210093)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despite an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socialism at a low ebb and Marxism facing challenges，Chinese communists represented by Deng Xiaoping led China to a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ced Marxism on the basis of new domestic conditions and practice．Marxism of contemporary China is a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Leninism，and Mao Zedong Thought．Its basic theoretical features include：taking the digestion of Mao Zedong’s two historic legacies as the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taking the essence of Marxism－seeking truth from facts－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realizing the transition from revolutionary logic to the developmental logic;achieving breakthroughs for Marxism on the basis of new practice;insisting the openness of Marxism．Deng Xiaoping made foundational contribu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m of contemporary China．

Deng Xiaoping Theory;Mao Zedong Thought;Marxism of contemporary China;seeking truth from facts;breakthroughs;openness

D616

A

1674—0351(2012)01—0017—10

2011－11－21

刘林元(1941— )，男，江苏靖江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尚庆飞(1971— )，男，山东莒南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项目来源】本文为刘林元主持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科学结晶”成果(项目批准号：10AZD001)。

［责任编辑 赵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