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晖

统筹城乡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学界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近些年来开展了诸多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城乡统筹发展的模式，并相应地对现实实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统筹城乡发展目前仍处于攻坚阶段，任重道远，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比较，对城乡统筹的现实实践进行深入思考，有利于结合我国城乡发展的实际情况，更好地把握统筹城乡发展的方向和正确处理城乡统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一、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溯源

19世纪初期，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最早观察到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分离已发展成为尖锐的城乡对立，成为当时突出的社会矛盾，遂提出“和谐社会中是没有城乡差别和城乡对立的，城市不是农村的主宰，乡村也不是城市的附庸，二者是平等的”①。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这一观点，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出发，分析了城乡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前瞻性地提出未来社会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归宿是城乡融合，“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融合，使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②。这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分离与对立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城乡关系的演变伴随生产力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资本主义时代的大工业生产在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加剧了城乡间的差距，城乡关系逐步由结合走向分离和对立。这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同时也反映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融合，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力，消除旧的分工及私有制。此外，消灭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是要重视发展农业。“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③，剩余劳动产品满足农业本身以及工业生产的需要，提供了整个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二是要充分发挥城市的重要作用。“城市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④。而且，“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下解脱出来”。⑤三是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城乡产业统筹。马克思主张打破“工业只能布局于城市”的观点，合理布局城乡产业结构，加强城乡及其产业间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融合的理论，具有重要的预见性和现实指导意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未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城乡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即在工业化条件下为健康生活和生产而设计的城市，包括城市和乡村两个部分，实质是城乡的结合体，旨在“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该理论作为早期城市规划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战后，随着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各国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并持续存在，直接导致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最早对此现象进行分析的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他认为传统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构成了二元经济的内在特征，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他极力主张建立城市中心，形成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重建城乡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都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的益处。该理论后经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的发展和深化，形成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进一步揭示了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配置的全过程，认为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对避免经济增长趋于停滞非常重要。其侧重于从发展城市及工业的角度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步。基于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不同认识，促使了两类城乡发展理论流派——乔根森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和城乡空间极化发展理论模型的产生。前者在对刘易斯模型反思的基础上认为必须保持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发展，强调加强农村农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化了对工农关系与城乡关系的认识；后者的基本思想是增长并非均衡地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在不同的地方存在不同强度的增长点，强调城市或发达地区的中心和主导作用，要素向中心聚集，通过空间系统，扩散到其他部门和地域，最终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代表人物是普劳克斯、布代维尔、缪尔达尔、弗里德曼等。这两大流派都脱出城乡二元分割的范畴，是带有明显城市偏向性的城乡发展理论。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城市工业发展为中心的统筹城乡发展方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他们主张通过加强农村的综合发展与能力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协调城乡发展。如美国学者利普顿提出“城市偏向”理论，认为城乡隔离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城乡发展的不公平政策，让资源不合理地流入城市，政府应重视农业部门，加强农村自我发展的能力，城乡才会逐步均衡发展。弗里德曼和道格拉斯则提出乡村城市发展战略，主张通过在地方层面上与城市发展相关联，乡村的发展才可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城镇应作为非农业和行政管理功能的主要场所而非一个增长极。20世纪80年代，城乡发展领域各种理论流派激烈交锋，其中较为重要的学派有施特尔和泰勒的“选择性空间封闭”发展理论、朗迪勒里的“次级城市战略”、岸根卓郎的“城乡融合系统”、昂温和波特的“城乡联系与流”思想等。学界逐渐认识到城乡联系是平衡发展的推动力量，并试图从城乡联系角度探寻影响城乡均衡发展的规律。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城乡之间的传统差别和城乡之间的地域界限日渐模糊，城乡之间在地域组织结构上出现了一种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趋向城乡融合的地域组织结构。麦基把其概括为“desakota”模式，其既不同于传统的以城市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联系模式，也不同于自下而上的分散的发展模式，其实质上是之前城市偏向理论和乡村发展战略在理论层面的折中和妥协，也是理论界开始更多地从城乡相互作用研究城乡关系的一个现实依据。进入21世纪以后，从各种“流”对城乡间的影响效应来研究城乡关系成为城乡发展理论的主流。

综上所述，从城乡发展理论的演进过程来看，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理论，到后来的城乡分割发展理论、再到近年来注重城乡融合的发展理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上的各个新的学派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地域以及学术关怀，从具体路径和政策建议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丰富和完善了城乡发展的研究，但是，追寻理论演进的路径及其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以城乡融合作为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没有改变，现实的发展要求要从城乡联系的角度加强对于城乡关系的研究。实践以其直接实在性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理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现实中一些地域所出现的城乡融合的地域组织结构证明了马恩城乡统筹理论不是个假说，而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所经历的必然阶段的正确预见和揭示，是由城乡对立的概念、原因、实现路径、发展趋势所构成的严密、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上的城乡分割或隔离，其产生原因、现实表现等尽管与马恩时代大不相同，但这丝毫不影响马恩城乡关系理论的科学价值和重要现实意义。今天，立足中国现实国情，依然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有效地推进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

二、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解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社会落后的局面，促使党中央和国家在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为了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尽管强调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并举，但这一时期国家的政策支持、资源投放以及工作重心都放在了发展城市和工业方面，发展农村农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服务于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大局。为适应这一战略目标所采取的户籍管理制度等各项制度、政策等，经由最初的产生、运行到后来的相互作用，逐渐形成一道道樊篱和屏障，固化了城乡隔离，造成工农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城市工业对农村农业的过度剥夺，导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

改革开放之后，在农村率先实施了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1985年城乡收入之比缩小至1.8∶1，城乡关系得到较大改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改革成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乡改革相互配合，相互影响，融为一体。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在引入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城乡要素交流的范围和规模逐渐扩大，中央提出城乡互动和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思想，开始探索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然而，由于城乡体制分割性的日益严重，“城市偏向”的策略致使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的过度倾斜等，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发展不平衡加剧。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认真总结城乡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央开始用新的思路调整城乡关系，提出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作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和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实施了废止农业税、增加各项农业投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等多项措施。而且，围绕统筹城乡发展这一目标，各地纷纷展开探索，受不同理论的影响，当前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模式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种主要类型：

其一，以城市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典型地区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处沿海开发区，外贸条件优越，经济发展较快，通过以发展城市经济作为主要手段，通过发挥城市的经济辐射功能，为乡村提供市场和资金，带动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达到城乡统筹发展的目的。珠江三角洲的城乡统筹发展至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重点，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的商品农业阶段；以农村工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的农村工业化阶段；完善基础设施阶段，构筑现代化城市框架的阶段。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其理论依据是现实中“二元经济结构”的限制，必须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不断从农村转移至城市，以实现以城市社会为基础的社会转化。

其二，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典型地区是苏南地区。乡镇企业是苏南地区的经济支柱，其蓬勃发展再加上“离土不离乡”的特点，有助于稳定农业生产，解决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协调工农关系。这种发展模式是弗里德曼和道格拉斯“乡村城市发展战略”理论在中国苏南地区的现实实践，是一种自下而上发展战略的探索，通过构建产业体系，扶植乡镇企业，发展农村经济，以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公共品、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质量为基础，促进一大批小城镇脱颖而出，成为联结城乡的枢纽，等城市和城镇逐渐发展起来后，再在更高的层次上向农村发挥辐射功能，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化进程。

其三，以城乡为整体进行统筹规划的发展模式。典型地区是北京和上海。其中，上海的主要做法是立足于构建上海市区与上海郊区以及经济区诸县、乡、村的多种流通渠道的经济关系，以提高城乡综合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经济效益为中心，统筹规划城乡建设，合理调整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城乡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城乡资源综合开发。北京的主要做法是城乡工业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横向经济联合，城市提供先进的设备、技术、资金等，农村地区则提供厂房和劳动力，采取合资经营、合股经营等形式兴办工农联营企业，实现城乡经济的联动互补。该模式是实践中对于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深化，城乡之间通过人、资金、产品等要素的流动，加强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这正是当前学界所关注的城乡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各种“流”的影响效应加强城乡关联、实现城乡融合的现实体现。

以上三种统筹城乡发展的模式，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亦或是整体式的发展模式，都是受不同的理论影响，依据不同的现实情况制定出的推动城乡融合的具体举措，各具特色，也分别取得了较好成效，但理论本身的缺陷无法在实践过程中加以回避，必须看到现实操作中的不足之处。具体而言，珠江三角洲以城市经济发展为主导，沿循的是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路径。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引导生产要素更多地集聚在中心城市，通过工业化建设可以较为迅速地积累经济发展资本，依靠城市的经济实力的增强产生的外溢效应逐步实现对农村的改造和发展。然而，该发展模式带有明显的“城市—工业”、“核心—外围”导向，城市是农村发展的核心动力源，农村各种有效资源流入城市之后，的确有利于促进城市经济的加速发展，但与此同时，这种单向的资源要素流动使得农民和农村始终处于发展的被动地位，影响和制约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而且，这种依附式发展会使得农民和农业被边缘化，甚至会让农村付出不可逆转的土地资源以及环境资源方面的代价。另外，从长期来看，这种单纯依靠城市带动式的发展必然受制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集聚辐射能力等因素，其更大发展的获得必然要依靠农村农业的发展，实现渐变和城市带动相结合的双向开发模式。对于该模式的运用，需要着眼于城乡整体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并制定相关配套的政策以确保城乡统筹发展目标不被偏离。苏南地区的发展是以乡镇企业为主导，走的是农民自主创业、农村自我变革的路径，农民通过就地创业、就地转业，有效利用农村本土资源，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形成对城市辐射作用的排斥，相反还可以借助城市功能的作用得以更好更快地发展，从而形成城市农村共同繁荣发展的局面。但是，由于此种模式通常是以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为主体，其规划和布局往往缺乏对城市和乡村的整体性认识，容易造成城市和乡村的不合理布局，并且，如果乡镇企业未能做好与大城市的产业链衔接，会出现布局散乱和结构趋同，从而带来资源配置效益低下等问题。同时，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影响区域经济整体发展速度。此外，这种发展模式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局限性和选择性，因为实施该模式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能力将乡镇企业通过改造，适度集中到小城镇周围；二是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安置的出路；三是集中合并的少数村民，要通过统一规划，建设农民新村，以改善环境与居住条件。⑥与如上两种发展模式相比较，上海和北京以城乡整体为主导，通过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信息等社会经济要素的双向流动构建空间关联的城乡地域关系，其在具体做法上抓住了影响城乡相互作用的内在要素，利用“流”效应推进和实现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这种模式注重城乡发展的统筹规划，注重城乡资源要素的双向交流和渗透，有利于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要素使用率和经济效益，消除制约城乡融合实现的“硬约束”，更有利于实现城乡持久而深入的互构与融合。但该模式中上海和北京均具有很好的工业基础和城市基础，这可能是个前提条件，因为就目前这两个地区统筹城乡实践的情况来看，城乡间关系流的构建和利用还不够充分，前期主要还是依靠中心城市的集聚与辐射力，城乡之间还没有能够全方位互动起来，在产业布局、工农协作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整。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来看，城乡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城乡融合建立在工农业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和依存关系的基础之上。当前，从我国城乡统筹的实践效果来看，地区发展不平衡特征较为显著，城乡统筹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正相关性，东部沿海地区较高，大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则较低，全国城乡统筹整体水平介于0.34—0.64之间⑦，城乡统筹水平明显较低，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融合，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国虽然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工业逐渐成为发达产业并有能力开始反哺农业。但是，由于工业、城市和农业、农村之间的哺育和反哺力度并不对称，前者对后者的反哺只是“收入滴落”⑧，其不同于后者对前者哺育时的“要素涌入”，导致城乡融合水平很难快速上升。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实践也表明，通过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对农村农业的发展产生“涓滴效应”的期待往往被现实中农村农业对城市工业的“回流效应”所取代，使得农村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受阻。在当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尤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低下的条件下，如果偏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理论的主旨要义，在反哺过程中不能够充分注重到农业部门的发展，给予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机会与权利，不能够从战略地位的高度，把农业作为和工业化、城市化密切联系的独立发展的部门来考虑和发展农业生产能力和农村经济的话，农业和农村可能依然是现实中工业化的一个工具，很难从根本真正消除工农和城乡差别，逐渐实现城乡融合。

三、统筹城乡发展的对策建议

城乡关系如今已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从发展阶段上，我国当前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段，理论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实力来反哺农业，但是，工业的大而不强，再加上农业基础薄弱，农业人口占多数，农业生产能力不足的现实状况，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发展理论的指导，从城市和农村地区两者同时入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在城乡互动、工农互促、资源要素充分流动中实现城乡间的相互支持与和谐发展。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创新

统筹城乡发展首先是一种行政行为，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必然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配置公共资源的主体，在协调城乡发展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如果政府缺位，单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很难流向效率较低的农村地区，统筹城乡发展难免会落入“市场陷阱”的困境。首先，政府要明确自身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和具体职责，要纠正体制上和政策上的城市偏向，要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干预经济的倾向和偏好，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发挥，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首创精神和权利，要承担起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主要责任，积极协调城乡间的利益关系，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其次，政府要确立统筹城乡发展的运筹思路，要按照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等重大战略部署和要求，紧密结合本地实际，科学制定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规划，主要包括统筹城乡产业发展规划，科学确定产业发展布局；统筹城乡用地规划，合理布局建设、住宅、工业、农业与生态用地；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等。最后，政府要从法律规章和政策的制定入手，切实抓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和落实，要不断创新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各种措施，积极探索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的途径办法，形成制度化的配套方案和工作合力，切实提高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城乡主体能够获得相对均等的发展机遇和条件，是推动统筹城乡发展的内生动力。政府要在城乡户籍、土地、社会保障、宏观资源配置等方面不断实行制度创新，以制度化的新政策来导向和加强对“三农”的扶持，给予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完整的财产权利和自由的发展空间，营造有利于从收入反哺向要素反哺转化的良好氛围，同时，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在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中提高农村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增强农村自身的“造血”机制。这是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性保障。此外，基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村农业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政府还要因地因时制宜地制定和实施切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能够渐进地解决现实问题的公共政策。如建立财政“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的投入；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创新和完善农民和农业的扶持机制，营造产生特色地方产业的内在及外在条件，促进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建立城乡一体的财政支出体制，加重对于农村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的投入，将农村交通、环保、生态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列入政府财政支出范围，努力实现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村支持统筹城乡发展的能力

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三者协调推进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应有之义。要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框架背景下考虑如何发展现代农业，要把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一起做，避免农业现代化成为制约统筹城乡发展的“木桶”容量的短边。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农业生产方式低效，农产品产量不稳且附加值低，弱质农业难以为二、三产业发展提供充足和高质量的原材料供应以及满足社会在产品服务方面的有效需求，再加上近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成本迅速提高，农民务农积极性急剧下降，农业将面临滑坡、停滞，甚至萎缩的危险。鉴于此，要把农业生产发展作为增强农村自身经济发展能力、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支持的首要基础和主攻方向。要以培养新型农民为核心，增加或者引进培养农业新的经营主体，壮大农村经济组织，使组织起来的农民真正成为建设主体和受益主体。要以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为根本，既要重视农业科研的前端、原创性技术的创新，又要重视农业终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作用和在科技创新中的积极作用。要以加快农业金融为重点，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创新信贷工具，发挥其服务农业生产和助推农民增收的效用。要用现代的生产方式改造传统农业，要用技术先进、质量优良的各类农业机械装备农业，用社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来推进农业现代化，创造新型农村综合服务体系，全力推进现代农业的建设和发展。

此外，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农村农业的发展还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做好土地制度改革，解决好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和处置权问题。土地权益必须与农民保障挂钩，在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利益的前提下，推动土地流转及城乡土地增减挂钩等工作，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及效益。二是要协调城乡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尤其是以城市工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来带动农业产业结构，着力提升我国农业品质和竞争力。三是要积极探索促进资源要素从城市向农村流动的渠道和机制，遏制城乡之间资源的“逆向配置”的暗流，抑制农村资源尤其是资金资源被不合理地流入城市。

（三）科学发展特色小城镇，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和资源优化配置

发展小城镇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有效途径。小城镇在农村人口转移到大城市成本较高且大城市容纳能力几近饱和的情况下，其恰好可以承接大量农民完成农村城镇化，通过城乡产业的融合来安置农民就业，刺激消费，发展经济等。国外实践证明，因为小城镇的不发育，大城市和农村二元对立，进而产生城市“贫民窟”等诸多问题，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根据我国的国情，发展小城镇，主要不是离开现有的农村，另外新建一个城镇，而是立足于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让本地的农村劳动力释放出来就地就业，城乡、工农融合，重点发展有潜力的县城和一些县域中较大的中心镇，就近城市化。

考虑到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效率问题，要对小城镇的发展做出科学谋划，发展专业化、特色化、经济性的小城镇。要通过政府顶层设计和市场化运作的方式，研究小城镇自身的资源禀赋、发展优势与市场需求、潜在经济效益等，给予相应的财税、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加大小城镇基础设施、主导产业以及特色经济的建设力度，把小城镇建设与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和市场体系建设相结合，使产业发展与城镇发展相协调，使其能够具备和真正发挥城市功能。从具体操作层面上来讲，其一，要实行集聚化发展战略。引导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大力推进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等到规划的发展区进行集中建设，提高土地集中使用后创造更高附加值的能力。同时，由分散经营到区域经营，有利于形成企业群体规模经营的“块状经济”，获得较好的经济聚集效应。其二，要坚持产业带动战略。如果没有产业作为发展基础和支撑，城乡统筹就如同一句空话。集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为着力建设特色产业基地、培育特色产业群提供条件。要充分利用条件，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促进种植业、养殖业等的农业生产与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的工业生产进行融合，实现工业与农业的产业对接，通过延长农业生产链条，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和非农就业岗位，降低农民分工分业的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密切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的关系。其三，要通过城乡产业的紧密型分工布局，建立资源整合的传导机制和市场体系，破除影响资源对接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促使城市的资金、人员、技术等与农村的土地资源、劳动力以及环境条件有机结合，实现农村与城镇各种生产要素、能源、产品等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城乡经济与社会的紧密互动和共同发展。

注释

①周叔莲，金培：《国外城乡经济关系理论比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第47页.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71页。③《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13页。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2页。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87页。⑥刘维新：《城乡一体化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城市发展研究》1996年第6期，第27页。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城乡统筹研究课题组：《统筹城乡发展评价及其政策建议》，《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第23页。⑧洪银兴：《工业和城市反哺农业农村的路径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