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1.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2.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对于《第二次握手》(张扬)这样一部创作于“文革”期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文革”结束后重新修订并公开出版的小说，因其创作、传播和出版时间上的不一致和差异，常常令文学史家犹豫不决。这一方面与对“作品的年代”难以确认有关，“我们是否可以按照公开发表时篇末标明的写作时间来确定作品的年代？在史学编纂的材料鉴别上，是否需要寻找、发现另外的佐证(如手稿等)加以支持？第二，在标示的写作时间到发表的时间之间(它们经历了两种变化了的文学阶段)，作品是否有过改写、变动？即是否由作者或他人作过修改？如果作过修改，还能不能把写作时间完全确定在所标示的时间上？”[1](P132)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小说内容上的“混杂”所致。因为，事实上，《第二次握手》从手抄本一稿到正式出版，其间相隔不过十五年(即1964年到1979年)，这十五年却被视为跨越三个时段(或时代)——十七年、“文革”十年、“新时期”，因此，问题似乎就不仅仅在于“时间界限”的难以确定上，而在于这三个时段在小说中的交错和表现上。换言之，在这一小说中，是否表现出三个不同的时代的痕迹？如果有，这三个时代在小说中的表现有无冲突？其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之间有什么复杂的关系？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小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时反响很大，而在1979年正式出版后，没几年的时间即不为人闻问，甚至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