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华

朱于国先生在《语文教材编写中的几个必要品格》（载《语文学习》2011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

朱自清《春》中的两处改动：“花里带着甜味”改为“花里带着甜味儿”，“树叶子却是绿得发亮”改为“树叶儿却是绿得发亮”。前者加一个词缀“儿”，后者将“子”改为“儿”，读起来更顺畅，也更符合现在的语言规范，同时并没有改变原有的语言风格。这些应该都是为了教学的适用性做出的有效修改。

对于这个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理由如下。

此段谈到的修改涉及到的主要问题就是现代汉语中的“儿化”现象。“儿化”是现代汉语普通话和诸多方言中存在的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是否使用“儿化”不能构成判定一个作家语言是否“顺畅”和“规范”的依据。

一方水土一方人，作家的语言个性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就好像老舍之于北京，沈从文之于湘西，迟子建之于鄂温克。朱自清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长于扬州，自称“扬州人”。“自己从七岁到扬州，一住十三年，才出来念书。”（《说扬州》）据我了解，无论是在东海话，还是扬州话中，都没有“甜味儿”“树叶儿”类似名词的“儿化”现象。在朱自清的其它多篇文章中，也没有类似用法。兹列举如下：

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匆匆》）

“七板子”规模虽然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干，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上方的左角，斜着一卷绿色的帘子，稀疏而长；当纸的直处三分之一，横处三分之二。（《温州的踪迹》）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背影》）

以上句子中“针尖”“栏干”“帘子”“栅栏”之类的名词都没有说成现在普通话 “针尖儿”“栏干儿”“帘儿”“栅栏儿”之类的儿化音。

那朱自清散文语言中有没有“儿化”现象呢？回答是肯定的。朱自清先生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论点，说：“用口语为的是求真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儿化是汉语中口语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使用儿化可以使文章亲切自然，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朱先生的散文中，“儿化”主要体现在描写人物方面。例如：

在这些夜里，他那生活的模样儿啊，短短儿的身材，肥肥儿的个儿，甜甜儿的面孔，有着浅浅的笑窝；这就是他的梦，也正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孩子！（《〈忆〉跋》）

意大利 Gino的名画《跳舞》，满是跃着的腿儿，牵着的臂儿，并着的脸儿；红的，黄的，白的，蓝的，黑的，一片片地飞舞着——那边还攒动着无数的头呢。（《“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

小小的心儿，知道是怎样忍耐那寂寞来着！（《儿女》）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些描写人物方面的名词或形容词通过儿化以后往往带有喜欢或怜爱的感情色彩，增强了文章的亲切感。

词语最能直接表现作品的语言风格。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如何，首先便会突出、明了地反映在词语的运用上。

朱自清这篇文章写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现代汉语普通话还没有成为我们的通用语言，类似于“甜味儿”“树叶儿”这样的以北方话为基础形成的普通话中的这种现象，不可能出现在朱自清的笔下。在文章中使用“儿化”语言，仅仅是一种个人表达的习惯而已。对此，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所谓“语言规范”来苛责朱自清。这样的修改恰恰改变了朱自清的“语言风格”，朱自清有被误认为是北方作家的可能。

再退一步讲，即使如朱于国先生认为的，这些都是为了 “教学的适用性做出的有效修改”，那么同样在《春》中有这样一句话：“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这里的“青草味”为什么不改作“青草味儿”呢？这里的“花”为何不改作“花儿”呢？如果不改的话，读起来不就不太顺畅，使用起来不就不太符合规范，整体的语言风格不就不太统一了吗？教学中不就不太“适用”了吗？

如此看来，此处的修改是没有必要的。不改，反而能确保朱自清散文语言风格的一致性，更能体现朱自清散文的“原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