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德均

林纾《春觉斋论画》云：“名大家画，多在人不经意处格外经意。”文学亦然，文坛高手往往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事物，相反，他能够通过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细微末节，精心着意，达至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效果。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在一些作品中，通过人物的“辫子”、“称谓”、“偷”等表面看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事物或言行，刻画出令人拍案叫绝、回味无穷的文学景象。我们在鲁迅作品教学中，如果抓住人物的“辫子”，聆听人物的“称谓”，审视人物的“偷”，均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能收到“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的艺术效果。

一、内蕴丰富、不同凡响的“辫子”

鲁迅有一段人们熟悉的话：“要极俭省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倘若画了全付的头发，即使细致逼真，也毫无意思。”我们理解这段话，切不要以为刻画人物只可画眼睛不可画头发，而是说要抓住人物最具特色的东西来写，该画眼睛则画眼睛，该画头发则画头发。辫子，本是那个社会中司空见惯的寻常之物，但一到鲁迅的神奇笔下，则神采飞扬。

解剖人物的刀子。《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后来又有了“一条假辫子”。可见，假洋鬼子的东洋留学，完全是时髦、镀金而已。至于剪去辫子，如果不是迫不得已，那就是以此捞点政治资本，因而回国后先装上假辫子，充当封建势力的爪牙。就是这样一个削尖了脑袋钻营的新型封建阔少，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了城”的消息一传来，马上又摇身一变，伪装革命，“已经留到了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散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可别以为假洋鬼子是革命者，他实在不是真心革命。尽管他买得一颗“银桃子”（革命党证章）挂在胸前，俨然以革命者自居，却又不准阿Q等贫苦人参加革命，甚至乘机残害人民，充分暴露他的反革命嘴脸。罗曼·罗兰说：“决不要满足于那皮相的混乱的表面运动的描写，要深入到灵魂里去。”辫子，可以说是一把解剖人物并深入到灵魂里去的锋利刀子。

透视现实的镜子。《风波》以辫子作为引起“风波”的导线，牵动了不同人物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不同表现：封建保守势力的代表赵七爷害怕革命，狡猾阴险。革命高潮时，他盘起辫子，收敛往日的凶狠，蒙混过关；复辟风吹来，他放下盘着的辫子，向人民反扑；复辟平息后，则重新盘起辫子，继续伺机报复。贫苦人民的代表七斤，有朴素的阶级意识，能够剪去辫子，说明他愿意接受革命主张，但又不完全理解革命，特别是“皇帝要辫子”时，他忧愁满腹，显然是不觉悟的表现。我们说，无论是赵七爷起先的盘辫子还是后来的放辫子，也无论是七斤当初的剪辫子，还是后来没有辫子时的心理负担，都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次革命只是形式上赶跑了一个皇帝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秩序，对七斤等广大人民群众只是剪去其辫子而已，并没有能够真正发动和组织并依靠人民进行革命，这正是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所以不妨这样说，一场“辫子”风波，便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速写。列夫·托尔斯泰说，出色的作家“把所看见的生动的事物像用一块棱镜一样，集中在焦点上。”辫子，可以说是一块集中焦点、透视现实的镜子。

渗溢情感的管子。《藤野先生》篇首描写了“清国留学生”的生活情景，他们“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在这里，鲁迅含蓄地表达对那群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寄生虫以及他们那种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生活态度的嘲讽。鲁迅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良药，是带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之心和铮铮誓言而远离故土、只身异国的。他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维新的信仰。”而当他到达日本东京时，那些留学的中国学生和他有着天壤之别，令他厌恶。可见，《藤野先生》开头有关“辫子”的描写，实际上反衬了鲁迅的爱国情怀。另外，辫子是中国民族受压迫的标志，鲁迅对它一直很反感。他到日本后就剪掉了辫子，表明他的革命志向。而那些“清国留学生”却在辫子上玩花样。鲁迅对此作了辛辣嘲讽，其中又寓含着他的革命激情。在谈到作家情感问题时，鲁迅说过：“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辫子，可以说是一道渗溢情感血液的管子。

二、致曲入细、心摹意匠的“称谓”

周振甫先生在《文章例话》一书中，以“称谓不一”为题专章论述，足见“称谓”在写作中的作用。钱钟书先生也十分赞赏“称谓”的妙用，他在《管锥编》中说：“夫私家寻常酬答，局外事后只传闻大略而已，乌能口角语脉以至称呼致曲入细如是？貌似‘记言’，实出史家之心摹意匠。”鲁迅作品中的“称谓”，深得其真谛。

故事情节的展示。小说《故乡》中闰土对“我”的称呼，由孩提时的“迅哥儿”到中年后的“老爷”，两声不同的称呼，带动了情节的发展。一声“迅哥儿”，那是昔日情景的形象注脚；一声“老爷”，则可以说是残酷现实的生动反映。从不同的称呼语中，我们看到生活的风霜，已使活泼天真的少年闺土变成了麻木呆滞的中年闺土；时间的波涛，冲去了儿时情谊，在好伙伴间筑起了无形的墙。这正是《故乡》中称呼语所包孕的情节内涵。

心理状态的透视。鲁迅笔下的阿Q，地位低下，贫困不堪，未庄豪绅赵太爷骂阿Q“浑小子”还不许他姓赵；赵秀才骂阿Q“忘八蛋”；赵白眼从不认阿Q是本家。可一旦阿Q“革命”了，赵太爷竟称呼起“老 Q”来了，赵秀才呼之不应时“只得直呼其名”，赵白眼还亲切地称“阿Q哥”。鲁迅通过变异了的称呼语，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人物的阴暗心理：害怕革命，惶恐不安，见到“革命”的阿Q，便加“老”称“哥”，企图蒙混过关。

作者心声的呈现。高尔基说：“文学即人学”。在称谓中，作者的心声，也是会被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在《故乡》中，“我”把杨二嫂称为“瘦脚伶仃的圆规”，就颇生动地表达出“我”对杨二嫂这个市侩的厌恶。与之相反，“我”称闰土为“闰土哥”，则又真切地道出了“我”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敬仰以及对隔膜了的儿时友谊的留恋。《社戏》中“我”（迅哥儿）称呼“双喜”、“阿发”等伙伴儿以及“六一公公”、“八公公”等长辈，其亲切的口吻，也透出对“平桥村”的喜爱，反衬出对世俗社会的厌恶。《阿Q正传》中称那个新型封建阔少是 “假洋鬼子”，《药》中称那个贪婪钱财的狱卒叫“红眼睛阿义”，称那个无所事事的茶客叫“驼背五少爷”，无不巧妙地表达了对这些人物的憎恨。《孔乙己》中称那个深受封建教育毒害的迂腐文人叫“孔乙己”，则在批判之余又寄予同情，所谓“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尽管作品中的“我”决不等同于作者，但借“我”之口，传作者心声，这是毋庸置疑的。

三、异彩纷呈、各臻其妙的“偷”

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偷”。有的人，偷得可憎，如《十五贯》中的娄阿鼠；有的人，偷得可怜，如《流浪者》中的小拉兹；有的人，偷得可爱，如《三盗九龙杯》中的杨香武；有的人，偷得可敬，如为正义事业而冒着生命危险去窃取敌方机密的地下尖兵。鲁迅笔下的偷，也是异彩纷呈、各臻其妙。

语言不同，“偷”出人物性格。鲁迅说过：好的人物语言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在他的笔下，同是“偷”，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语言，从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性格。孔乙己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穷困潦倒的下层知识分子，他偷了人家的东西，但又自视清高，死要面子，不敢承认，先是“睁大眼睛”，继之 “涨红了脸”争辩，说什么：“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借此来掩盖自己，最后便说“君子固穷”或者“者乎”之类，引得众人哄笑。孔乙己对“偷”的自我解嘲与诡辩，正是他迂腐性格的表现。阿Q也偷，有一次到尼姑庵里偷萝卜，明明被人当场发现，竟还能厚着脸皮狡辩，先是矢口否认自己的“偷”，再就是耍无赖，以“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这蛮横无理的话来搪塞。这种赖皮语言，是非常切合阿Q“精神胜利法”性格的。与孔乙已、阿Q截然不同的，是《社戏》中一群农村孩子在看戏回家的路上，合伙“偷”罗汉豆吃时的语言。虽然是“偷”，但丝毫没有令人厌恶之感，相反却更见其纯朴、无邪。阿发把自家的豆当作“我们的”，招呼大家偷他家的豆，双喜及时提醒大家不要多摘，以免阿发娘伤心。可见，他们是多么的真诚热情，多么的体贴他人，他们不分你我，无间无隙，他们不讳“偷”这个字眼，这正是其心地纯洁、襟胸坦白、天真活泼的体现。

对象有别，“偷”出形象特征。孔乙己所偷，主要是丁举人这种读书人家的读书用品。或许当初丁举人也和孔乙己一样，但一旦金榜题名，则身价百倍，飞黄腾达。可悲的是，残酷的科举制度抛弃了孔乙己，而孔乙己却还是死抱着科举不放，他时刻梦想着能够顺着科举的道路爬上去，他不愿脱下那又脏又破的长衫，不愿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可见他受封建教育毒害之深。阿Q最典型的是到尼姑庵里偷萝卜。阿Q对赵太爷敢怒而不敢言，对假洋鬼子厌恶而不敢惹，这些高门大户家里有的是金钱衣食，但阿Q是不敢放肆半点的，他只能到尼姑庵里占便宜，这正体现了他的欺软怕硬。双喜、阿发等农村少年偷的是自己家的和六一公公家的罗汉豆，说明这群农村孩子的纯朴可爱，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能使大家感到快乐，自家的东西也就是大家的，可以拿来奉献给伙伴儿。至于偷六一公公的豆，则说明了孩子们的聪明活泼，他们知道，六一公公这位淳厚可亲的老人是不会责怪他们为招待客人而摘豆的。

性质差异，“偷”出社会环境。孔乙己本来有一副高大的身材，可以靠劳动为生，又“写得一笔好字”，能换一碗饭吃，但封建教育制度使他变成了一个既不会营生，又好喝懒做的废人，他终于走上了偷窃的道路。阿Q的偷，也是迫于生计。他本是一个样样活能干的农民，仅仅因为一次偶然地向财主女佣吴妈求婚，触犯了虚伪的封建伦理，从而被剥夺了靠自己的劳动而谋生的权利，他连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主权也没有了，于是在饿了几顿肚子之后，实在感到“妈妈的”，只得铤而走险了。其实，孔乙己、阿Q所处社会本身就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偷的世界，然而，“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这种极不公平的社会罪恶，从“偷”的这个聚光点上可反射出来。至于双喜、阿发等人的“偷”，偷得可爱，偷得可亲，他们不是真偷，而是在寻找乐趣。透过这种“偷”，我们可感受到乡村那纯朴的民风，正是乡村的纯朴民风熏陶了双喜、阿发这群孩子。另外，孩子们的纯真和乡村的纯朴，恰与那市侩气窒人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在此又可反窥到整个社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