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科技大学 李军花

超越族裔局限的多元华裔美国文学教学研究

□天津科技大学 李军花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华裔文学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和中外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但中外华裔文学的讲授却存在一个共性顽疾：即教学囿于族裔性的“本土中心主义”文化批评视角，忽视了文学固有的审美价值。华裔新作品内含的超越族裔性的普适伦理价值观及生态思想等文学审美因素，证明了华裔文学教学研究走出单一“唯文化批评”，转向多元批评的可能性。“研讨式”教学模式的运用为实现这一可能提供了可行的有益尝试。

多元文学批评；族裔局限性；华裔文学教学；研讨式教学法

一、中外华裔文学教学现状及问题

跨美国文学与华人文学的美国华裔文学始于19世纪末的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20世纪60年代雷庭招、黄玉雪的作品以描写早期移民生活、突出族裔性为特色；60年代到80年代汤亭亭、谭恩美的作品族裔性有所弱化，文学性明显增强；90年代后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任碧莲、雷祖威等华裔作家有意模糊作品的华裔属性，旨在创作出一批“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范守义，2002）

历经一百多年的华裔文学正在从美国文学的边缘向中心靠拢，不仅成为中外学者及各类研究人员的研究对象，也逐步迈入高校外语专业、中文专业以及其它专业选修课的课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洛杉矶分校、华盛顿大学、圣·托马斯大学等都是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重镇。在国内，90年代北外率先开设了华裔美国文学课程，2003年成立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成为国内华裔文学研究的始作俑者和领导者；暨南大学蒲若茜教授、天津理工大学徐颖果教授等也都相继开设了华裔文学的专业课程；同时，华裔文学在各大学英语系、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甚至历史学、社会学专业等方面都有渗透。

成为中外研究热点的华裔文学，在其阅读和教学认知于实践中却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偏重于族裔文化特色的“本土主义中心观”。如在美国，华裔文学课程大多被划分为文化研究、族裔研究，甚至人种志研究等不同内容，而其文学属性遭到阉割。教师和学生多把华裔文学当作了解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历史读本，满足对东方情调、神秘异域风情的文化猎奇心理，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本土中心主义”文化视角。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华裔文学教学则囿于作家的华裔族裔性、中国文化再现、华人身份回归和寻找华夏之根之类的文化课题，以满足一种狭义的民族自豪感，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本土中心主义”的解析视角。这种“本土主义”的教学、研究视角导致作品失去文学内在的美学价值和固有的社会功能，沦为社会学、文化学的附庸，甚或是政治学的读本。

二、华裔文学教学族裔局限性的原因分析

造成以上片面文化教学思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如下几种。

1.华裔文学批评界片面的“唯文化研究”倾向

早期华裔文学承载了过多的族裔文化特性，作品研究相应地集中在种族、政治、文化等领域；90年代后华裔文学族裔性逐渐消解，文学性明显增强，但受到“文化理论自恋”情结的影响，文学批评主流仍然固守在种族、身份等文化领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华裔作品的内在文学审美价值。如对汤婷婷作品的研究多拘泥于族裔性、身份、女权主义思想等角度；对谭恩美作品的研究多集中在母女冲突、身份归属、中国元素等文化分析视角；对任碧莲作品研究多集中在族裔身份的流动性和身份转换机制上。事实上，这三位代表作家的作品正逐渐转向超越族裔文化性的普适伦理、生态危机等普遍主题，反应了作者倾向于创作中的文学审美特质而不是文化内涵。

汤婷婷的后期作品超越了族裔局限，以世界和平和生态女性为写作主题。1976年的《女勇士》和1979的《中国佬》旨在打破刻板华人的负面形象，塑造新形象，具有明显的族裔文化特征；而1989年的《孙行者》塑造的反战、爱好和平的华裔青年则标志着她的写作开始超越族裔局限，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及全球和平；2002年，传达反战思想的《第五和平书》则全面反映了她呼唤人类和谐、和平的心声。女性成为抚慰战争创伤、和平、爱与归宿的象征，暗示作者由女权主义转向生态女性主义写作；《当诗人》（2002）不仅继续了作者一贯的反战情绪与抚慰创伤主题，而且弥漫着生态女性之美和智慧。这种普适情怀的新女性生态思想代表友爱、疗伤、家园和艺术、道德教化，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真”、“善”的普适伦理道德。谭恩美后期作品超越了传统的家族叙事，转向更普遍的生态危机、精神危机等拯救主题。她以1989年的作品《喜福会》一举成名后，其后的《灶神之妻》、《接骨师之女》延续了她擅长的母女主题和家族叙事。但1998年《灵感女孩》则一反传统创作主题，批判了工业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强调自然对人类精神危机的救赎及弘扬人与自我之间“求圣”的道德伦理概念。《拯救溺水鱼》（2006）延续了自然对精神危机的救赎主题。大自然提供的“精神原乡”再次回应了被异化的现代人寻求人性原生态的呼喊，弥补了爱的缺失和精神的迷惘。小说批判了工业社会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破坏，体现了人与自然“求美”的伦理观和人与自我“求圣”的道德观，具有普适伦理维度和审美空间，是作品文学价值的集中体现。任碧莲后期作品实现了她的“族裔消解”立场，强调以理解和爱为基础的多种族裔融合。《典型美国佬》（1991）质疑了传统美国人的身份概念，打破了中西二元对立的文化身份观；1996年的《希望之乡的莫娜》倡导身份的任意选择和转换、实现多元化身份认同；1999年《谁是爱尔兰人？》强调多元文化下各族裔的和谐共处；2004年《爱妻》更是把多种族文化融合发挥到了极致，表达了以理解和爱为基础的多元文化融合愿望。小说中的“领养”隐喻一种自由选择的概念，也代表对狭隘种族主义之爱的对抗，表达了她“种族共融”的乌托邦式的愿望。为了摆脱作品被订上族裔文学标签、沦落为文化读本的命运，任碧莲始终在用心良苦地对抗族裔性写作“我很高兴地了解到我的人物似乎超越了他们的种族身份……事实上，严肃的作家从来没有兴致要承担族裔代言人角色。”（任碧莲，1997）

显而易见，华裔代表作家汤婷婷、谭恩美和任碧莲的作品，尤其是后期作品的全球和平理想、生态女性思想、生态危机、人类精神危机与救赎、基于博爱的种族和谐等普遍主题赋予了作品族裔超越性和文学教诲功能，具有普遍审美价值和多角度解读的可能。这些作家的写作动机、对作品的期望及作品主题的变化都反映了华裔文学正在逐渐打破族裔局限转向了普遍的文学审美空间，但文学研究主流未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新出现的文学主题，跟上新的文学创作趋势并及时对研究角度进行调整。文学研究思潮远远落后于文学作品思想动向，这导致了“唯文化批评”视角的盛行和对文学审美批评视角的忽略。

2.相对滞后的教师研究视角

华裔新作品呈现的写作主题的转换、族裔局限性的超越、文学审美特质的提高等一系列变化因素，注定了研究者应该采取与传统批评不同的视角。部分文学教师未能及时接触到这些新作品，仍然以作家多年前的作品当作课堂教材并对其进行文本分析，继续以当下的身份、中西文化、种族冲突等主流研究点为课堂授课重点，遵循传统的文化批评视角来欣赏作品和定位作者。殊不知，作为自由个体的作家，受社会因素、个人生活因素及生活感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写作风格、主题、作家责任重心等也是在不断流动变化的。在文学教学领域，部分教师对这种文学转向缺乏一定敏感度，仍然以主观的个人偏见与好恶对新文学作品做出传统的定式分析，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作品文学审美价值的实现。

3.“灌输式”教学模式对学生文学批评视角的负面影响

“灌输式”教学模式缺少了教师的教学组织，学生无法实现学习目标，但文学课程开放性、无唯一答案的特点使得它又区别于其它课程，决定了教师不应该充当教学的主体。教学水平、研究侧重点、局限性等阻碍着教师对文学做出科学地、系统地评价，即使教师把文本分析得十分详尽，那也是一家之说，并不能作为文本的最终解释。以教师为主体的“灌输式”教学，使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对作家、作品主观化和单一化的研究视角，不仅使学生无法发挥想象力和拓展思维空间，也会导致学生与教师一样局限于族裔文化的单一研究视角。“灌输式”教学也阻碍了学生真正地参与到作品的阅读中，无法感受到文学对个体的审美、情操、人文素养及精神世界的塑造功能，最终大大削弱了文学教诲功能体现的文学审美价值。

三、走出文化研究误区的多元化华裔文学教学研究

1.文学研究者回归多元文学批评视角

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往往都有多个侧面，因为其本身往往都存在着一种立体结构，不同时间、地点的读者都会有不同的解读。文学作品固有的立体结构赋予作品的多侧面性使得对作品进行多角度解读成为可能。“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利奥波德，1997），华裔文学的美学越界和语言越界注定了作品的文化性和文学性并存，对作品进行族裔研究和文化研究是必要、有意义的。但新时期的华裔文学创作已经转向人类和平、伦理价值、精神危机、生态问题等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完全超越了族裔文化的写作范围，明显增强了文学审美特质。因此，文学研究者应该以发展、整体的眼光及时调整研究角度，坚持“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的批评”，回归“文学的童真批评”，如写作风格、技巧、道德伦理及文学的审美教诲功能。事实上我们找不到任何不带功利性（教诲功能）的文学作品，因为“文学教诲的实现过程就是文学的审美过程，教诲是文学审美的目的和结果”（童庆炳，2004）。在国外文化理论热逐渐降温，文学研究重点再次转向的时候，国内文学研究者也应该意识到华裔文学批评中有失偏颇的文化研究倾向，适当转向文学批评的本质—伦理批评及生态审美批评。“也许我们的文学批评现在需要童真的回归，即要分好坏、辨善恶，才不至于淹没文学的本质价值”（聂珍钊，2005）。如果对华裔文学进行单方面的文化研究，显然会错失作品固有的文学伦理教诲等价值，但如果是单方面的文学研究，则会错失作品所传达的文化意义。所以，对华裔文学研究应该采取文化、文学角度兼收并蓄的方法进行研究，要随着作品写作倾向性的变化及时在文化、文学研究角度进行切换，本着科学、发展的原则引领中国的文学教学和研究向着更为有益的方向发展。

2.提高教师科研能力，与文学转向保持同步并转换教学思想

在新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创作主题和创作策略不断被调整、文学研究视角不断被解构和重构的现实情况下，教师也应该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水平，及时阅读新作品，亲身体验创作主题的变化，了解作者创作动机，时刻关注前沿、权威的文学刊物，多参加学术性会议，开阔视野并培养对学术动态的敏感性。紧跟文学新动向能培养教师形成客观、科学、系统的研究视角，启示教师以“跨民族主义”、“去中心化”的态度和开放、灵活的方法讲授兼具中西美学和价值观的华裔文学。教师的多元研究思想能培养学生多角度、多侧面解读作品的能力，而来自学生的多重思维模式和独特的见解也会丰富教师的研究角度，转而更好地指导教学，达到科研和教学二者互动互利、互相促进的理想层次。所以，教师应调整教学思想，把一言堂式的讲授者变为组织者和引导者，共同探索研究、拓展思维空间，充当“贵在引路，妙在开窍”的导师角色而不是“讲师”角色（伊格尔顿，1986），使课堂成为培养学生开放、多元文学批评视角的摇篮。

3.“研讨式”教学思想对华裔文学教学的启示

在以应试和实用为目的的“文学快餐”课堂上，教师一言堂式的灌输远远多于对作品本身的赏析。这不仅达不到文学教学大纲“增进人生阅历，丰富跨文化知识，培养审美能力，陶冶精神情操”的要求（聂珍钊，2006），而且阻碍了学生多元文学批评意识的培养。兴起于60年代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为文学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该理论把读者的个人创造性阐释看作文学作品的意义所在和文学获得再次升华的主体力量，强调读者主体意识和个体主观能动性。基于此理论的“研讨式”教学法注重学生个体能动性，与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灌输式”教学迥然不同，这为改善目前华裔文学教学中的单一文化讲授视角提供了一条可行之道。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郭汉民教授认为，这种教学方法不是如何上好一堂课的方法，而是贯穿于一门课程始终的方法，其目的在于为学生提供思考问题和讨论问题的机会，培养学生探索精神和多维批评的习惯。课前教师指导选题，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到作品的阅读，独立探索并形成自己的见解，在获得个人阅读感受的同时赋予文本鲜活的生命，激发学生科研兴趣。课堂上以专题演示与讨论的形式进行，教师、学生都是教学过程中最活跃的主体。二者围绕教学目的不断进行一种互动有序的相互转换，共同参与作品的讨论、探索，真正达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课堂成为学生交流思想、拓展思维空间、实现多角度文学批评的有效平台，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奠定智力基础，也能活跃课堂气氛、密切师生关系从而促进教学相长。课后教师总结提高，充当“导师”角色，对各观点和批评视角进行概括、总结、强调和补充并提出建议，让学生在此基础上获得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把对文本的理解由感性思维升华到理性思辨，并在作品重读中体会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形成更加多元的文学批评视野。对文本的充分参与使读者与作家得以进行心灵的碰撞与沟通，也赋予了作品鲜活的生命，实现了“动态读者”和“动态文本”的结合并再次升华作品。因此，研讨式教学法使教师、学生、作品三者关系达到完美融合并相互促进。

四、结束语

作为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华裔文学无论从文化层面还是从文学审美层面都呈现出一种动态、开放的状态，代表作家汤婷婷、谭恩美、任碧莲的新作品更倾向于文学审美特质的书写。部分文学研究者与文学教师仍然囿于单一的“唯文化批评”视角，忽略了新作品中固有的文学价值。当个别研究者意识到问题所在并尝试调整研究角度时，教师也应适当扭转教学中以教师为主体的片面文化讲授角度，以超越族裔文化局限的态度引领学生适当转向文学的本真批评，形成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互利互补、相得益彰的完美文学研究氛围。“研讨式”教学思想为教师的多元文学教授视角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教学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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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42.0

天津科技大学校基金项目（11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