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家华

张闻天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家，也是为我国新闻报刊出版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编辑出版过许多新闻报刊。他不仅亲自撰写并参与编辑出版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的文章，而且还对我党新闻出版事业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卓有成效的指导，形成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报刊出版理论。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服务于革命实践的出版理论

张闻天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紧密联系，并且始终服务于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国的革命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的革命斗争实践都有所不同。紧密联系革命斗争的实践，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在革命斗争年代的方针、政策，发布革命斗争的重大胜利与经验教训，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凝聚斗志，是张闻天编辑出版理论的重要原则。

从五四运动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1919年～1927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指导人们追求自由、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斗争奠定基础，是当时我党新闻出版理论的重要宗旨。张闻天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传播者。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宣传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张闻天还是学生时，就十分关注文化出版问题。1920年1月22日，张闻天发表《对于中华书局“新思潮社”管见》一文，对中华书局的出版思想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建议，以期编辑出版更多的宣传新思想的刊物。除在理论上主张宣传新思想以外，他还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了《社会问题》等多篇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1921年，张闻天任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编辑，编辑出版了许多有关新文化的社科名著。1924年8月，张闻天在重庆创办了革命周刊《南鸿》，发文揭露旧中国的政治腐败，批判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阐述他所向往的未来社会的政治主张。《南鸿》在张闻天的带领下于重庆点燃了革命的火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1937年），国内形势特别复杂，国民党加紧打击与压制革命文化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开始了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面临国民党反动政权与日本侵略者的双重打击，革命斗争形势相当复杂，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形势，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开展思想理论领域的斗争。1931年3月，张闻天负责将《红旗日报》改为《红旗周报》，在上海出版发行。在张闻天的组织下，《红旗周报》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重大决策、服务于革命斗争的重要革命刊物。周刊内容涵盖以下方面：第一，发布苏维埃政府的重大决议、政策、宣言；第二，宣传苏维埃政府的各项事业建设；第三，刊登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言论；第四，揭露与批判侵略者的罪恶；第五，揭示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1933年2月，张闻天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的主编，组织多个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与共产主义思想；刊登中共中央的重要决议、指示、条例等；宣传党的建设以及苏区经济、文化、政权建设等；发表重要的调查报告与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等。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转向由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战争形势更加严峻，革命理论需要随着革命实践进行相应的调整。张闻天负责编辑出版了许多革命刊物，以唤醒、组织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奋起抗日。在他主编的刊物中，都“能够及时阐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正确道路与方法”，“能够善于批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与不彻底性”，“能够明白认清我们民族人民的敌人在各个时期中危害我们民族人民解放事业的种种阴谋诡计，而给以清楚的揭发与反对”。[1]张闻天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以延安为出版中心，创办了多种革命刊物，为革命实践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37年4月，张闻天负责创办了中共中央政治理论机关刊《解放》周刊，许多党的领导人在该刊物上发表重要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宣传和普及马克思和列宁主义。1939年10月，由张闻天担任主编的《共产党人》在延安创刊，该刊物主要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国共产党，从而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思想和政治上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

总之，张闻天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紧密结合各阶段的革命战争特点，始终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宗旨，以革命理论宣传服务于革命斗争实践为重要指导原则。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出版原则

实事求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张闻天作为党的领导人之一，既为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张闻天一生的编辑出版实践中，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出版原则，反对新闻报道仅仅满足于赤裸裸的动人数字，反对空洞议论。1933年12月，张闻天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上发表《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指出：“对报纸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实，我们不需要在我们的真实上加以什么粉饰。”[3]在实事求是的出版原则指导下，张闻天负责编辑的出版刊物大多是对鲜活事物的具体分析，真实可靠，又不乏理论深度，用具体的事实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政策等。

张闻天实事求是的出版思想是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继承与运用。1933年4月，张闻天发表《区苏维埃怎样工作》一文，认为“经常讨论与检查各部的工作，使整个主席团对于各部的工作都能有明确的了解，并且能够将具体意见帮助与推动各部工作的进行”。[4]张闻天强调领导要深入基层，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倾听基层同志的意见，然后共同商量，得出有建设性的建议。1934年，毛泽东与张闻天合著《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此书旨在要求领导干部讨论问题要实际化，要按照客观实际办事，不能自以为是。

张闻天对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涵作了这样的阐发：“切实，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适合于实际；就是说，要根据于老老实实的认识，根据于具体情况的了解，来决定当前的具体工作；就是说，要经常检查已经开始的工作，把已经开始的工作进行到底。”[5]在张闻天看来，我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是因为我党是革命的党，我党的任务不但在认识世界，还在改造世界，党的言行要一致。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张闻天率团深入基层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并于1943年3月27日发表了《出发归来记》一文。在该文中，他指出，“既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那我们就必须好好的尊重它的存在，承认它的地位，向它毕恭毕敬，老老实实，而决不能目空一切，自高自大，调皮捣蛋。真正做一个唯物论者，对客观的实际只能有这样的态度，不能有别的态度。”[6]张闻天为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即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应该坚持的思想作风与行为作风，应该贯穿于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始终。

张闻天关于实事求是的出版思想在新闻出版业有重要的体现。张闻天在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期间，对新闻报刊出版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出版要求。他认为，新闻报道一定要符合实际情况，不能空洞地报道，不能对真实事情加以粉饰。“我们需要我们的报纸, 如实的反映出苏维埃的实际, 真正为党与苏维埃政府所提出的具体任务而斗争。”[7]新闻刊物的核心工作就是将事实的本来面貌展示出来，如果没有具体事实，就不能称之为新闻，张闻天的这一新闻出版思想为当时经验不足的新闻报刊发展问题指明了方向，为以后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何在新闻出版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张闻天提出了具体的办法，那就是培养与发展一大批具有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新闻工作者，组织他们深入基层，实地采访。

实事求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典型，张闻天将实事求是思想运用于出版行业，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也是对革命时期中国出版业的贡献。

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出版理论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群众工作。新闻出版工作是服务于革命的重要工作之一，因此，出版工作亦离不开群众路线。张闻天将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路线应用于新闻出版业，使新闻出版业既取得了长足发展，又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张闻天看来，出版工作，从出版内容、方法、组织原则到服务对象等都要紧密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张闻天在《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一文中指出：“在任何情形之下，党决不能脱离群众，党必须同群众在一起，依靠在群众的身上，去完成党所提出的正确的任务。这里党对于群众的最主要的方法，便是说服!只有党说服了群众的最大多数，党的领导者的资格才能得到保障。”“把群众的切身的问题，同党的基本口号密切联系起来”，“这是布尔什维克动员群众的基本原则之一”。[8]张闻天在《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也指出，“只有带有时间性、具体性的、适合于群众目前斗争的要求的宣传鼓动，才能把最大多数的群众，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的不同，团结在统一的战线之下”。[9]

新闻宣传工作同党的组织工作同等重要，是党的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系群众、凝聚战斗力的主要途径之一。新闻宣传工作就是为了服务群众，凝聚革命战斗力，这是张闻天编辑出版工作的方向与目标。1933年，张闻天在《红色中华》百期纪念刊上发表《使“红中”更名为群众的报纸》一文中，认为该报纸应该成为“苏维埃政权下千百万劳苦群众的喉舌，它是同群众的生活片刻都不能分离的”。[10]他还在《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的武器”。[11]为了做好党对革命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发挥新闻媒介的优势，张闻天提出，“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当善于充分的利用这些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12]

新闻出版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群众，那么如何更好地服务群众呢？在张闻天看来，有计划地开展新闻报刊等出版物的组织工作是使出版物更好地服务群众的重要保证。不论公开发行的还是秘密发行的报刊，有计划的、具体的组织工作都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公开发行的报纸。有组织地计划与发行是提高出版物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有利于提高群众、党内外干部、抗日军队官兵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新闻报刊等出版物的有计划的、具体的组织工作体现在如何组织编辑委员会，如何组织通讯网与发行网，如何教育通讯员等新闻工作者等。概括地讲，新闻报刊从印刷到送达群众的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属于计划组织工作，倘若没有这些计划与组织工作，新闻报刊不可能成为群众的报刊。“要注意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 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13]

“同工人讲话, 我们是一个样子, 同农民讲话,我们应该又是一个样子”。[14]研究新闻报刊等出版物的受众对象，根据受众的具体情况对新闻报刊的宣传内容与形式加以区分，做到有的放矢，提高新闻宣传的效率，这是张闻天始终坚持的出版原则。张闻天认为，要想贴近群众，使群众相信我们所宣传的内容，就要对群众的实际情况加以研究，须知群众有文化水平的高低、身份的异同、喜好的差异等，若宣传方式千篇一律就达不到应有的宣传效果。

四、结语

张闻天是革命时期党的革命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一生从事过大量新闻报刊编辑出版工作，创办过多种新闻报刊，负责翻译过多种经典外文作品，对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新闻宣传出版工作都是紧紧围绕中国革命的具体的需要，始终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联系群众，宣传党的大政方针，贯彻并发扬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为革命凝聚了战斗力，为党的理论宣传和出版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张闻天的出版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对当今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工作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1]站在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前进岗位上——纪念《解放》报出版100 期[J]. 解放周刊，1940，（100）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2

[3]张闻天. 关于我们的报纸[J]. 斗争.1933，（38）

[4][11]张闻天文集（第1卷）[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490，424-425

[5][6][7][8][9][12][13][14]张闻天选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57，320，257，340，17，309，289，349

[10]伏春兰.期刊编辑学散论[M].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