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晓

(作者为中共温州市委党校温州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数据分析反映，最近的十年，温州制造业产出的利润增长落后于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长。这在区域经济体中的对应表现就是，产业资本逐渐向金融领域转移，资本存在形态出现转型。这没什么不对，金融产业及其市场的发展可以推进资本深化，就像20世纪70-80年代的台湾等地区所经历的那样，回过头来帮助企业成长、扩张。

然而，封闭的金融体制掐断了资本要素的内在循环，利率管制扭曲了金融产品的价格。造成严重的金融脱媒同时，在体制外倒逼出一个规模庞大的民间信贷为主要形式的草根金融。

经过多年的成长，民间信贷从一个边缘的、信贷补充的市场角色，成为提供金融产品的重要渠道。草根金融提供的是一个平衡了监管成本、风险评估和机会收益的金融解决方案，它职能填补了银行金融的空白。

目前的商业银行对草根小微企业几乎没有定价能力。商业银行不了解那些中小企业，缺乏对小企业客户小额信贷经验，风险与收益高度不对称，最后索性就回避，不贷或者少贷。

相反，草根金融接地气，对这些小微企业相当了解，它们经验和信息对应这部分风险，也就是说，草根金融不是体制金融的利益争夺者，而是通过差异资源的掌控创造获利机会。草根金融系统作为信贷市场参与者通过市场机制分享的是那部分体制金融原本就无法企及的增量收益。

从这个角度看，民间信贷与体制内商业银行业是互补关系而非竞争关系。草根金融的出现本身是现有金融系统的伴生性构成，是长期市场博弈的结果，而非某种制度异化存在。

另外，排除少数非正常畸高利率的拆借。草根金融存在作为功能性替代，信贷利率更高，但对应其产品的风险溢价，无可厚非。在国外成熟的金融市场，缺乏足够资信条件和没有足够融资历史而不能进入资本市场的中小企业、新兴企业可以通过发行高收益债券(非投资级债券或垃圾债券)来获得融资需求，风险固然高，潜在收益也高。

一般以为，民间信贷的规模有限可控。草根金融毕竟不能公开吸收存款，没有规模、期限结构稳定的资金来源，因此在信贷商业逻辑所决定的赢利模式下，草根金融所开发的多数信贷产品小额、短期和高价，针对较为明确的市场定位和客户需求。理论上说，民间信贷的价格，信用违约水平与客户数量存在一个动态的均衡。

此轮宏观调控伊始，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受限，商业银行通过人民币理财产品、承兑汇票、委托贷款等表外业务实现存款替代，谋求达成放大信贷增发。表外业务的自由定价带来事实上的“存款利率上浮”，在消化吸储成本压力之下，商业银行“寻租”成为常态。表外资产通过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借壳放贷、票据流通以及委托贷款等多种通道注入草根金融。

同步于伴随商业银行资产业务“表内转表外”的腾挪扩张，民间信贷市场信号噪音化，客户信用水平次级化。不过，草根金融业务模式原本并不复杂，最大的风险不在于客户信用甄别或业务的高杠杆水平，而在于运营资金的流动性。如果流动性充足，只要定价有吸引力，债务经过打包后总是可以卖出去，短期的债务总是可以被往后推。

不幸的是，2011年三季度前后，货币政策制定者开始压缩信贷规模，银行业监管当局同步叫停“六类理财产品”，限期清理“资产池”。要求理财计划单独核算，将保证金存款纳入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温州一地的社会净融资规模因此同比立减约1/3，外生性的冲击如此猝不及防，釜底抽薪式的做法令草根金融站在系统性流动性危机的第一排。

当货币供给收紧时，现存金融体制内金融扎紧了自己的篱笆，将过往套利行为的后果甩给了草根金融，民间信贷成了那只被贴上贪婪、疯狂、风险失范标签的替罪羔羊。可是，如果摧毁了草根金融，谁来孵化哺乳那群最具活力的民营小微企业呢？

温州草根金融的无奈与悲情投射的是中国大陆诸多亟待改革的领域长期无解的治乱循环逻辑。如果说这次国务院批准温州进行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是“基层变革”催化“顶层设计”，试验性探索的方向应该是如何通过更为精巧的利益平衡机制设计，以及成功的多元金融制度安排，说服“顶层”放松金融管制。因为在中国改革语境中，金融创新本质就是金融管制放松。改或不改，草根金融一直就在那里，认或不认才是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