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杜 平

地方社会管理的新挑战与新任务

□ 文/杜 平

应逐步树立社会共同治理的正确理念，“强民主、提效率、保安全、优结构、重改革”，改进完善地方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是以政府干预协调为引导、非政府组织为中介、基层自治为基础和公众广泛参与，规范和协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活动。社会管理是属地管理，中央主要行使宏观管理职能，地方的职能、责权较大，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税收、财政、立法、司法、公安、行政等工具对于社会的不公平和不稳定现象进行干预，以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

新挑战

当前的一个共识是，我国各地普遍存在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社会管理滞后于经济管理的客观状况，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深化，已进入集中凸显期。尤其是沪苏浙粤等东部沿海先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一步，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利益格局等变动更为多元复杂，传统社会管理方式方法跟不上社会新需求，新形势下地方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较为严峻。

——社会分层变动加剧。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不断产生与形成，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新生管理领域大量涌现。“单位人”变“社会人”，社会结构正加快由单一向多样、由固定向流动、由封闭向开放转变。中等收入群体和高度多样化的现代职业阶层快速形成壮大，个私企业主等阶层人员快速增长，社会分层日益复杂，社会利益碎片化倾向较为明显。城乡绝对差距仍有不断拉大趋势，就业结构有待优化，区域发展均衡性有待增强。

——人口结构变动较大。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大量流动和老龄化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的挑战。以浙江为例，浙江是全国第二大流动人口和跨省人口流入省份，2011年浙江省流动人口达到2535万，其中在省域内的流动人口达2152万，相当于全省总人口的39.4%，不少县市流动人口已超过本地户籍人口。这些从外地进入的流动人口平均年龄仅为32岁左右，其中“80后”新生代比例占了近半，整体生活状况不容乐观，流动形态复杂。老龄化问题同样需要重视，上海、江苏等不少省市的人口结构正在趋于老化，人口红利快速下降。

——利益格局变动复杂。随着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转型加速和分配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各类利益主体大量增加和细化，利益诉求日益趋于群体化和激烈化，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管理的复杂性。群众利益诉求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采取的形式方式越来越多，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广，并形成规模化趋势。“军转企”、“民师”、企业退休人员、水库移民、失地农民、城镇拆迁户等利益诉求主体规模扩大，农民、城镇居民、职工、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业者、出租车司机、学生等新增利益诉求逐渐增加。社会利益诉求大量增加，“非经济利益诉求”问题凸显，经济主要矛盾正在逐渐向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成员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和监督意识提高，对生活质量、精神生活、社会地位等方面需求标准提高，但也引起了一些负面心态的蔓延扩散之势，加之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信任危机加剧。在思想道德领域，部分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发生扭曲，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投机主义有所滋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丧失，社会诚信缺失问题日益突出。

——公共事件日趋增加。官民矛盾和劳资冲突成为两种基本的内部矛盾形式，食品药品事件数量呈上升扩大趋势，社会公共安全处于风险高发期。一是土地房屋拆迁、涉法涉诉、干部腐败等层出不穷，引发集体访、越级访、重复访等大量增加。二是安全事故频发势头并未得到扭转，重大交通事故、亿元生产总值安全生产事故死亡率仍较高。三是“三聚氰胺”、“甲醛白菜”、“毒胶囊”等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安全保障深层次问题尚未有效解决。四是泥石流、台风、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并发，社会监测预警机制、应急体系、防灾救灾体系等建设管理仍有待加强。

新任务

面对新形势下这些深刻的社会变化，笔者认为当前阶段关键应按照“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中央要求，从本着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角度出发，逐步树立社会共同治理的正确理念，应用“强民主、提效率、保安全、优结构、重改革”15字“综合管理疗法”，着力改进完善地方社会管理。

——以强化民主法治为保障，着力提升社会公平正义。一是加快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完善地方立法计划，全面加强地方社会管理立法和司法，深入推进地方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强化人大的法律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不断形成有法可依、依法管理的法治化社会管理格局。二是着力构建群众权益维护机制。从满足群众利益诉求的角度出发，不断健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仲裁等“大调解”工作体系，推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加强和改进信访制度，建立完善群众权益维护机制。三是积极强化社会诚信建设。重视和支持社会舆论监督，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反映机制，依法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重点强化“诚信政府”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以提升服务管理为手段，着力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一是大力促进社会组织发展。重点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改变目前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和双重领导管理体制，大力培育发展地方各类社会组织，强化对社会组织的放权建设。二是强化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制定完善流动人口净流入地居住登记制度，建立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构，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逐步消除人口歧视、人口流动的制度政策障碍，建立适应人口流动的“一盘棋”管理机制。建立完善特殊人群（服刑在教、刑满释放等）常态化帮教管控机制，积极做好特殊人群帮扶服务工作。三是完善虚拟网络社会管理。建立健全省县互联网管理统筹协调机制，强化政务信息公开，倡导建立领导干部“网络问政”制度，构建民主民生互动平台。克服网络消极影响，加强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依法打击网络犯罪，警惕将网络依法管理变成网络管制、网络压制。

——以保障公共安全为重点，着力建设社会稳定大局。一是加强食品药品和安全生产管理。深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制改革，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常设机构，完善食品药品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完善食品药品质量安全追溯、召回、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严格安全生产许可，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基层安全建设。二是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三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监督实施重点区域、流域污染防治规划，强化各级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和重大生物灾害的防控能力。启动地方环境税改革试点，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以优化社会结构为根本，着力推进社会协调发展。一是着力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积极完善初次分配调节机制，落实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切实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强就业培训和援助，强化政府促进就业职能，健全就业、失业预测预警和监控分析制度。二是着力优化城乡区域结构。加快推进统筹城乡配套改革，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等要素流转改革，推进城乡公共资源统筹配置。积极促进农村就业援助、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积极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低收入农户奔小康。三是着力优化人口结构。鼓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放宽落户条件，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外来人口本地化。制定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建立财力与社会保障支出相适应的老龄事业管理体制。

——以深化改革创新为取向，着力促进和谐社会构建。一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深化基层社会管理机制改革，大力推进基层服务与管理信息化，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创新适应新时期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二是优化县级政府管理职能。加大对地方基层的社会管理分权力度，加强省级政府社会监管职能，鼓励指导县市制定实施中长期社会建设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中央、省与县市的管理事权、财权、决策权等。三是优化完善社会管理领导体制。强化中央顶层设计，优化行政层级管理，组建地方各级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建立健全社会管理组织领导机构。

总结与展望

完善社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社会管理与政府的经济管理、市场监管等均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尤其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正是由于当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制的碎片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地方社会及其结构的碎片化。在强调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同时，中央应与地方密切合作，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纾缓地方社会管理压力，提高社会管理效率，从而优化各地社会管理。

地方应进一步优化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着力发挥社会组织和公民作用，逐步从以政府为本位的社会管理模式过渡到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管理模式，实现从“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从政府管理向社会共同管理转变、从强制性秩序向自发性秩序转变、从他治他律向自治自律转变，从而切实减轻基层政府社会维稳压力，不断提高社会自我治理、自我修复和自我服务的能力。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