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竹青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伪军政策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不过，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从两面派或两面政权的角度来探索八路军的伪军政策所取得的成效，且以静态研究为主，对其具体演变过程的考察过于简略，或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些较为敏感的史事；而对新四军的伪军政策亦较少涉猎，缺乏系统的研究，难以窥见中共伪军工作的全貌。近来，对这一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是台湾学者刘熙明的《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然而，在探讨中共的伪军政策方面，此书的分析较为简略，缺少政策和实践彼此间互动的研究，其所得出的“中共对伪军的政策是和平收编为主，和平不成，再以武打或武吓等强硬措施”的结论①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稻香村出版社（台北），2002年，第224页。也比较简单化。其实，关于伪军政策，中共中央虽然有总的精神，但各地往往有更为具体的解释和规定，如新四军的伪军工作就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特殊性，并对这一时期华中各根据地党、政、军的处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进而促成了理论和政策的互动，以及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本文即以新四军②新四军的编制大致以皖南事变为界，之前主要称为支队，之后改编为师，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没有做严格的区分。各师的成立时间如下：1941年1月，新四军第1、2支队合编后发展演变成1师；3月，八路军第4纵队改编成4师；2月，新四军第4支队改编为2师；同月，以八路军第5纵队为基础新成立了3师，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编为5师；3月，原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等部合编成6师；皖南事变后，活动于皖江地区的无为游击纵队、新四军第3支队挺进团及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的第19旅及挺进团，组成新四军7师。为视角，就其伪军政策及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前后贯通式的考察，以管窥其演变过程。

一、酝酿“拉”，力主“打”

1938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敌人后方发展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先后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此时，日军已在占领区组建了一批伪军，以维护治安、“清剿”抗日力量。因此，伪军工作是新四军必须首先面对并需要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为此，同年7月26日，新四军政治部即发布了《敌军政治工作纲要》，强调了敌军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了敌军工作的策略和方法。这反映出新四军决策层在思想上对伪军的政治工作有一定的认识，但该理论并没有应用到对伪军工作的实践中，新四军对伪军采用的是单纯军事打击政策。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方面：

首先，新四军到达苏南时的情况决定了军事打击政策的合理性。抗战初期，江南地区虽有名目繁多的“抗日”游击队伍，但相当多的队伍并不打日军，反借抗日之名行“扰民之事”，从而破坏了所有抗日队伍的名誉，被民众贬称为“游吃队”、“小日本”，而被“恨之入骨”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257页。。新四军虽然是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装，但初来乍到，群众对其并不认同：“不惟看见我们就跑，而且实行坚壁清野，有些强悍的地方，则不准我们住房子、买粮食，甚至向我们开起枪来”。②《新四军·文献》（1），第257页。即使民众对新四军的抗日立场有一定的了解后，情绪仍旧低落，对武器落后的新四军仍是充满疑虑和不信任：“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打日本……对我们仍然表示出不理睬，连粮食也不愿意卖给我们。”③《新四军·文献》（1），第258页。相反，伪化气氛充斥于整个社会。甚至离敌人百数十里之地“亦组织维持会，替日寇办粮食，送猪、牛、鸡蛋，尤其有些地方（如朱门、陶吴、谷里等处）竟强迫人家幼女集中维持会中，以备欢迎日军奸淫”④《新四军·文献》（1），第259页。。这些媚日行为使日军更加肆无忌惮：“交通线上五六十里有敌人十余个守兵，交通线内，简直百数里没有一个日军”，“敌人士兵三五成群，未带武器，也可到离其驻地至十里远近的乡下横行”⑤《新四军·文献》（1），第256、261页。。所以新四军必须付诸严厉的军事打击行动才能激荡正气，鼓舞人心，唤醒国民的抗日意识；才能消除民众的疑虑和戒备，取得民众的信任，立稳脚跟；才能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

其次，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亦为新四军的军事打击政策提供了便利。一是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之前，华中仅有零星伪军。二是国民党的敌后力量（韩德勤、冷欣、李品仙等部）亦未组织起来，国共矛盾尚未凸现。三是日军正大举西进，“对敌后顾不了，所以那时在敌后很和平，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大的‘扫荡’”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09页。。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有利于实行军事打击政策且易取得成效。而新四军挺进苏南后，杀伤敌人的比例高于华北八路军即与此有关。

再次，新四军的军事打击政策与中央缺乏明确的伪军政策亦分不开。1938年3月初，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形势与如何进行抗战等问题。中央书记处成员王明初步提出了对伪军和伪军工作的认识：由于战线太长，兵力不足，“敌人现在用尽威胁利诱的方法，企图在已被他占领的区域内利用汉奸组织中国人的伪军队来协助日军作战；虽然在有些地方，敌人曾经能够在汉奸帮助之下，组成以日本人作军官中国人当士兵的军队来助战，但无疑义地，这些少数中国同胞受欺骗受威胁是暂时的”，因此，“只要我们进行艰苦的政治争取工作，他们早迟是会掉转枪头去攻打中华民族公敌的”。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37—438页。从实际情况看，此时对伪军的这一认识并不全面和客观，提出的对策亦是笼统和模糊的，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这是中共高层首次从政治角度看待伪军问题，其意义重大。然而，此时中共中央关于对伪军的政治工作尚未形成明确的政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下级部队开展争取伪军工作的手脚。

由于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当时出现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许多部队“只知从军事上去打击伪军，而忽视从政治上去瓦解敌伪军”①《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9页。。显然，新四军对伪军的政治政策条令形同一纸空文，仅停留在政策层面，并未贯彻到实践中去。

二、尝试“拉”，坚持“打”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的战略中心由前方战场转到“扫荡”敌后和加强对敌后的控制。国民党中央也发出了“政治重于军事”的应对措施，并开始进行对伪军的政治工作②《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2页。。10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指示，提出了对各种汉奸的基本方针，并要求对于动摇和被迫的汉奸应争取其“同情抗日，帮助抗日”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73页。。虽然这一指示并不是针对伪军工作，但毕竟为新四军的伪军工作提供了依据。1939年2月，新四军政治部据此提出了在敌伪军工作方面进行组织建设的总方案：“健全对敌伪军工作的组织与系统，实施新的编制，并在各级服务团中培养五人至七人的敌工组，受政治机关之直接指导，以后严禁任意调敌工人员做其他工作。”④《新四军·文献》（1），第736页。

与此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一些新四军部队开始将伪军的政治工作付诸实践。比如，在争取伪军的宣传工作上有了初步成效：士兵学会了对敌喊话，“散发了一些宣传品”⑤《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8页。。此外，在争取伪军反正上亦迈出了第一步。首次取得成效的是陈毅领导的第1支队。1939年3月，在地方士绅的协助下，金坛直溪桥和镇江卫岗160余名伪军反正（即“三月事件”）。虽然这次反正事件得益于士绅的牵线，人数亦不多，但政治意义重大，动摇了日伪间所谓的亲密合作关系，日军开始怀疑伪军的忠诚，“杀了百多伪军”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1辑，第303页。。更主要的是，它鼓舞了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加强了他们对伪军政治工作的信心。5月，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发表《论江南伪军工作》一文，对江南伪军的情形、争取其反正的意义和方法以及“三月事件”的经验教训作了分析和总结⑦《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1辑，第160—176页。。这是新四军作出的第一份较系统的关于伪军工作的报告，初步提出了对伪军“采取宽大的政策”以及比较具体翔实的操作方法，也反映出新四军的一些高级干部对伪军工作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然而，就整体而言，各地新四军并没有对伪军工作给予应有的重视。其表现之一是开展的宣传工作存在不足。对伪军的宣传品存在种种缺陷：喊话口号长，“不能喊得清楚”，影响口号效果⑧《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1辑，第184页。；宣传品的种类也太少，仅“一种两种”；内容单一，缺乏变化，“老是一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说法，不善于根据具体条件和环境加以变化，令人乏味；对敌伪的情况缺乏调查研究，宣传品散发比较随便，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等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3辑，第313页。。而更为重要的是，新四军各支队都普遍存在“争取伪军工作更未进行”的问题。○10《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2辑，第246页。

可以说，在1940年之前，新四军对伪军仍然采取军事打击政策，政治工作仅处于萌芽状态，成效甚微。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与下列因素有关：

首先，与华北伪军数量众多的情况不同，汪伪上台之前，华中伪军虽有增加，但数量仍不多，易于解决，因而未能引起新四军的重视。新四军敌工部部长林植夫曾检讨说：“下面对敌情没有报告，所以我们对这一工作没有进行具体的布置，部队方面也还没有注意到把伪军工作当作重要工作。”①《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2辑，第257页。新四军政治部的报告也可反证这一点：“须深入部队中对敌伪军工作”进行宣传教育，“切实克服轻视倾向”②《新四军·文献》（1），第736页。。更主要的是，此时的伪军主要“由大城市敲诈勒索的流氓领导的人数不多、组织严密的匪群”构成，其成员主要来源于流氓化的失业群众，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相当的社会基础（从清末漕运废除后就形成组织，并延续到民国）；组织严密，这些“流氓群众均有头目率领，系统分明，具有长期斗争经验”，“极其反动，难以争取”；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没有职业和政治操守，为了巩固取得的“统治地位”，“东风大随东风，西风大随西风”，投靠力量强的一方。③《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248页。日军利用这一点，在其控制范围内“收编土匪，滥下委任”，借这些武装来扰乱抗日后方，钳制抗日力量④《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2辑，第96页。。在力量弱小、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新四军也很难吸引伪军或准伪军的注意，对伪军的政治工作亦极难进行。下面的例子即可旁证。为了防止土匪投靠日本，新四军曾仿效华北八路军，采取“政治手段，分化瓦解土匪，争取其下层投向人民”的政治策略，但遭到失败，土匪大多最终投靠了日本⑤爱泼斯坦著，贾宗谊译：《人民之战》，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225页。。土匪兼伪军的情况又验证和加重了新四军对汉奸的厌恶心理。

其次，除了匪群伪军外，还有因其他种种原因不得不投靠日本的伪军，也就是说伪军并非同质化的统一整体，其中不乏有民族意识、并非真心投降敌人的人员。但在民族主义者尤其是高举民族大义旗帜的中共眼里，伪军即汉奸（时称“二鬼子”），彼此间并无差别；且伪军一般是本地人，对该地风土人情比新四军要熟悉，是日军的帮凶和“扫荡”的急先锋，对新四军威胁最大，“比鬼子还讨厌”⑥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苏中史编写组：《苏中抗日斗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5页。。可以说，热烈的爱国革命精神和惨痛的遭遇使新四军对伪军的痛恨和仇视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打击伪军的政策亦更易获得他们的认同。

再次，群众工作也未开展起来。新四军处在日军、伪军、国民党军各种力量中，环境比八路军复杂，为了避免授国民党军以把柄，各项工作的开展不得不慎之又慎。日本占领武汉、广州之前，抗战处于第一阶段，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国共合作也处于蜜月阶段；而华中是国民党关注的焦点，为了避免给国民党以口实，新四军对中共中央开展各项工作的指示未能灵活地加以执行，群众工作尚未全面开展。林植夫在分析敌工薄弱的原因分析时说：“始终没有开展成为群众运动，不仅没有动员民众参加”，甚至“没有动员全体指战员的参加”，“部队参谋、民运、敌工没有取得很好的联系，民众、敌工组没有普遍的组织起来，所以就更加影响到对伪军工作的开展”⑦《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2辑，第248、257页。。对于善于运用民众力量的中共而言，这不能不是一种无奈和遗憾。

客观地说，新四军对伪军采用军事打击政策有其积极的一面。它和当时情形基本上相适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从挺进苏南到日伪“清乡”这段时间内，新四军共消灭敌伪12.9万多人⑧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记载：新四军毙伤敌伪124252，俘虏敌伪5392。见《新四军·文献》（5），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537页。，树立了军威、鼓舞了志气、赢得了民心，亦动摇了伪军与日军之间的信任。陈毅在挺进江南一年后总结经验说：“几次汉奸伪军均被我干脆解决的教训下，一面日寇更不相信伪军，增加对伪军的压迫，一面全国战争的影响，终于打动伪军的心，造成起民族觉悟”。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中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94页。一部分伪军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开始对新四军暗送秋波。钟期光说：“有一个据点被我们毁灭或某一部伪军被我消灭或者我们反扫荡胜利的时候，伪军伪组织都会很恐慌，希望和我们改善关系。”①《苏中抗日斗争》，第301页。这样，新四军对伪军的军事打击政策为政治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对伪军政治工作的薄弱使新四军的武力打击政策并不能取得最理想的效果，与八路军、国民党军对伪军工作取得的成果进行比较，即可说明问题。冀东敌伪政权被摧毁和冀察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是八路军策动冀东伪军反正响应的胜利果实；而国民党在南京、平汉路之良乡等地区，也先后争取了数万名伪军反正。在全国的伪军反正潮流中，华北地区“先后已在几十次以上（1939年6月止——笔者注），有成团成师以至成军的全部哗变过来”。与之相比，虽然发生了伪军投诚的三月事件，新四军亦“常常大批捉到伪军俘虏”②《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1辑，第303页。。但总体而言，“过去江南的这一方面（伪军的反正——笔者注）还是很沉寂的，我们只常常不幸的听到，某地游击队叛变到敌人方面去，可是从来没有听到有伪军反正过来”③《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1辑，第164页。。

更为主要的是，由于伪军的地方特性和抗战的持久性，仅凭武力，忽视或轻视政治工作，也易于把伪军推向投敌的不归路，无异于“为渊驱鱼”。如津浦路东苏皖边区对瓦解敌伪军工作“没有很好的去进行，敌伪军官兵对我们不了解，以为被我俘虏后就要抽筋剥皮，所以在战场上顽强抵抗，死不缴枪，并经常出动骚扰，使我们的部队疲于奔命，民众跑反”④《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3辑，第169页。。而日军利用新四军对伪军政治工作的缺陷，加强自己的政治工作，将新四军妖魔化并放大性地对伪军进行欺骗性宣传，严重破坏了新四军的形象，引起了那些对中共政策心存疑虑、处于观望中的伪军的强烈心理反弹和对抗行为，“伪军被其（日军——笔者注）利用”，在战斗中“死不缴枪，拼命抵抗”，导致新四军“不能取得更大胜利，遭受不必要的伤亡”⑤《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2辑，第246页。。而且，过分的军事进攻刺激了敌人和暴露了自己，是新四军在苏南战局形成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形势的逐渐变化下僵硬的伪军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日渐暴露出来，适时调整伪军政治工作成为当务之急。

三、发展“拉”，调整“打”

自1939年冬起，随着新四军开始陆续渡江北上，原有的政治、军事环境优势已逐渐丧失，特别是黄桥战役之后，新四军的力量在华中由第三位跃居第二位，由国民党、日伪忽视的对象变为两者联合打击的敌手，所处环境日益恶劣。而且，此时伪军实力亦发生了质的变化。据日寇夸大的数字，1939年江苏省的伪军包括正规军、地方性的民团以及尚不能算上“纯粹伪军”的不脱离生产的伪军，共有18030人，苏浙皖地区共44135名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1辑，第168页。。而伪国民政府（1940年3月）成立后，也开始大量招募伪军。同时，国共磨擦中失败的大批国民党军队也不断投敌，特别是集团伪军的出现使伪军力量剧增，仅苏中地区伪军鼎盛时即达5万人，其中的80％是由国民党军叛变过去的⑦《苏中抗日斗争》，第389页。。与之前的小股伪军不同，这些伪军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是“清乡”的主要力量，对新四军的威胁最大。但这些伪军也存在被争取的有利条件：与先前顽固不化的汉奸不同，这些伪军原是与中共有联系的友军转化而来的，政治态度复杂，多数“尚留恋抗战”⑧《新四军·文献》（3），第28页。。加之，由于其人数众多和战斗力较强，对国民党军、日军和共产党军三方力量的消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国民党军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即已开始加强伪军的政治工作，“以争取伪军的反正”①《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1辑，第161页。，已经领先了一步。因此，开展伪军政治工作对中共而言已刻不容缓。

面对这种局势，中共中央于1940年4月下达了关于瓦解敌军和伪军工作的指示，并于7月在《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决定》中再次强调，不仅要求各地方拿出具体实施方法，而且下达了任务，要求各部队“必须在今后一年中表现瓦解敌伪军的成绩”②《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2辑，第23页。。这是自抗战以来中共中央首次对各军的伪军工作提出任务要求，表明在中央层面上开始给予伪军政治工作以高度的重视。在中共中央的督促下，新四军一些部队的伪军政治工作初见成效。如黄克诚部开赴豫皖苏边界后，“建立了一个敌军工作委员会，四个敌军工作站，有几十个工作人员在工作”，“最大的工作是宣传工作……对伪军的传单较多”。③《新四军·文献》（3），第423、424页。又如，活动在淮南津浦路的2师“对伪军争取，最近有不少成效，仪征、来安、嘉山、天长等已有数股有了联络，做到了不侵犯、送情报、联络其他伪军等。这一工作现在迅速推进中。近来已减少了伪军骚扰，部队得抽空整训。我们策略是一打一拉，又打又拉，集中力量扑灭与顽方有联系之伪军”④《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455页。。这些成就反映出新四军一部分部队的伪军工作开始发生变化。

但就整体而言，新四军仍没有探索出适时和长期性的伪军政策。相反，如活动在兴（化）东（台）泰（州）地区的联抗还“采取了相反的与伪军对立的政策”⑤《新四军·文献》（3），第218页。。中共中央对新四军“某些地区虽有一些初步的成绩，然而更多的地方还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82页。的批评也说明其在地方的实践和中央政策相脱节。究其原因，主要与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军政素质有关。

新四军由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改编而成，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因散处各地，“政治工作不能得到总的领导”，新四军军部成立后，“又开往前线”，“又是小部队分散游击”，仍无法贯彻统一领导⑦《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2辑，第234页。，政治教育缺乏。而新四军中工农干部尤其是农民干部占相当大的比例，他们虽具有工作经验，但文化水平低，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观念根深蒂固⑧新四军挺进敌后前，中共中央一再告诫新四军干部要转换土地革命时期时的思维，争取更多同情者，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力量。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1辑，第24页。，面对新的“环境和对象”，不能及时转换已有的观念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2辑，第248页。。而且抗战以来新四军与伪军之间的斗争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观念，使得打击伪军的政策更易获得他们情感上和心理上的认同，并在实际中得到坚决贯彻执行，其他政策则遭到无形抵制。

不仅如此，在紧张的战事环境中，部队中还普遍存在“重军事轻政治”的倾向，政治工作处于边缘化的境地。抗战后，形势的发展需要大量干部，在各方用人、干部奇缺的情况下，干部的配备往往是由岗位的缓急决定的，能力“比较差”的干部往往被配给到“无足轻重”的政治部门。由于对政治工作的轻视，敌工部门往往成为救火队，即使少量的干部也不能全身心进行政治工作，有经验者时常被调去其他岗位救急，致使敌工部门的力量更为薄弱，“所有工作人员更缺乏经验”○10《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2辑，第248页。。而伪军工作是一种集政治、军事等多方面于一身、复杂微妙的策略斗争，它需要高质量的干部队伍。显然，这种工作是许多政治干部无法理解，更无法胜任的，致使其成效大打折扣。尽管新四军曾编发了对敌工作纲领、优待俘虏方法、对敌伪军工作课程以及连队对敌工作教材、口号、标语等，但因“工作人员缺乏敌工知识与经验”，致使“工作不大”○11《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2辑，第258页。。

此外，中共中央虽然有明确的伪军政治政策，但缺乏解决干部思想顾虑的配套措施。虽然就中共的政治理念而言，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应具有献身精神。但不管是土地革命时期出身于农民的党员，还是抗战后新吸收的党员，离这种高度的政治理念仍有很大差距。因此，会对一些敏感问题顾虑重重。特别是对伪军的政治争取工作，相当多的干部认为和伪军进行联系将来会“说不清楚”，因而不敢放手去做伪军政治工作。如国民党军官颜秀五投敌后，惠裕宇曾想与其恢复联系，但考虑到他的伪军身份而犹豫不决，不敢越雷池一步，后来得到陈毅“可大胆前往”的明确指示，才于1942年春前去做颜秀五的工作。①《苏中抗日根据地》，第546页。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因素，新四军的伪军政治工作开展不够，并带来消极影响。如1941年国共磨擦时，“顽固派常常是用各种方法把伪军工作做好，在敌伪区建立根据地，与我们斗争。比如这次程道口战役（1941年8月发生的新四军与韩德勤部的磨擦），离众兴集只有十二三里，离洋河三四里，当我们追击的时候，这些小顽固派就躲避到伪军里面去。平时也常是挂起伪军符号。反共军在津浦路的两侧到处委官，要伪军援助东进”②《新四军·文献》（3），第112页。。特别是日军和国民党军联合对付新四军的时候，由于历来对伪军政治工作缺乏长期性的考虑，在突如其来的“扫荡”面前，新四军措手不及，遭受了不应当的损失。1941年，由于日伪的“清乡”，苏南抗日根据地遭受到严重的损失，被日寇几乎全部伪化。③《苏中抗日根据地》，第439页。苏中根据地也曾“有一时期专打伪军，愈逼愈反，乃造成伪军死心塌地帮助敌人”④《陈毅军事文选》，第256—257页。。可以说，新四军对伪军政治工作缺乏长期性战略，导致在形势突变时的严重后果。

四、完善“拉”，灵活“打”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不得不再次发布《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提出了“熬时间储力量”的敌后抗战总方针，要求各地除了军事活动外，“更重要的是开展反敌伪的一切政治活动”，其中，“对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便是这种政治活动的最重要之一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82页。。而切身的经历亦使新四军对伪军的工作有了全面的认识。陈毅说：“在军事上制服伪军，在政治上控制伪军，就等于粉碎敌人的‘清剿’、‘扫荡’”。关于新四军伪军政策的具体转变过程，粟裕在致王必成、江渭清的电报中有所记载：“作战部队仍不应主动进攻敌人，以免过于刺激敌人引起报复而增加自己的困难，博望地区的情况就是明证。一九四一年苏中日寇指使全部伪军及残留顽军同我斗争，使我在严重的军事斗争中虽然经受了锻炼，提高了战斗力，但不得不付出相当的代价。去年我们转变方针，不主动进攻敌、顽，而只集中力量打击最坏的顽固伪军，并加强敌军工作。”⑥《新四军·文献》（3），第760页。这表明，经过1941年的残酷斗争，新四军的伪军政策在1942年前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为了使伪军政策能取得成效，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做了大量的工作。

针对抗战以来组织不健全的现象，中共中央于1941年秋提出了敌工组织结构的指导方针：根据地由党政军成立统一的敌伪工作委员会，分区亦设立同样的委员会，其任务是总结工作经验，确定工作方针，制订工作计划；军队中设立敌伪工作部，受前述委员会领导，地方党成立一些对敌伪工作站；在接近敌伪地区，设立敌伪工作站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87页。。根据该精神，新四军各根据地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敌工机构，并能因时、因地制宜。如日伪进攻重点的苏中根据地的敌工机构就比其他地区复杂。敌工机构的任务之一是利用各种渠道同伪军建立内线关系，其职责分工明确。当时规定：团一级以上关系由分区和地委敌工委员会掌握；营连级关系由县委掌握；连以下关系由区委掌握⑧《苏中抗日斗争》，第574页。。

由于伪军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危险性，对敌工人员的素质要求极高，除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外，还要考虑到个人的军事素质和社会活动能力等，能否具备这些条件是伪军政治工作的成败关键。面对抗战以来敌工队伍不稳、人员能力低下等问题，华中局明确指示：“应当抽调得力的与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干部以大力去开展敌占区及争取城市中伪军、伪组织及人民中的工作。”①《新四军·文献》（3），第44页。指示下达后，各战区均加强了对敌工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一是派一大批优秀干部充实敌工部门。如一师师长粟裕下令：“大力挑出最好的干部去进行这一工作，并经常加以检查”，陈毅也要求各部门“抽调大批忠实可靠面目未暴露的干部，到伪军、伪组织中加强工作和取得其掩护。”②《新四军·文献》（3），第204、259页。“只要适合于做伪军工作者不惜调团县级干部充任，以开展伪军工作。”③《新四军·文献》（3），第290页。苏中3区地委敌工委员会则由具有丰富统战经验的朱克靖、陈玉生分别担任正副主任。1旅、3分区政治部的敌工科则由曾任新四军政治部服务团社会调查组副组长的盛华担任科长④《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261页。。建阳县敌工站于1942年2月改为敌工科，由3师7旅20团敌工股长刘彦德调任。盐城县敌工科首任科长是军部军法处的陈少健。三师廉纯一担任了淮安县敌工部部长。⑤《黄克诚与苏北抗日根据地》，第405—406页。

二是全面培训敌工工作人员，提高其政策水平和业务素质。所有被选拔出来的人员，在上岗前需经过特别培训，甚至那些经验丰富、党性强的高素质干部也不例外。例如，1942年9月和10月，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从1师、3师等部抽调一批连以上干部，又从地方选调一批年轻干部（约30人），分别举办两个敌工干部训练班，培养敌工干部。课程包括情报工作、内线工作、交朋友工作等，由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敌工部长刘贯一、军敌工部调查研究科科长高原等亲自授课。受训后，原部队干部大都充实到各县敌工部及县敌工站，地方干部则被分派到县敌工部。因地方干部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往往被派遣到相应的敌占区、敌伪据点，搜集情报，瓦解伪军组织，争取爱国进步分子，做内线工作⑥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编：《黄克诚与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405页。。新四军的先头堡苏中地区先后派出惠浴宇、朱克靖、黄逸峰、夏征农等人，去做李长江、颜秀五（伪第1集团军副司令）、杨仲华的工作⑦《叶飞回忆录》，第260页。。此外，还加大了对普通干部的教育力度。到1942年为止，新四军举办了5所抗大分校和大量培养地方干部的党校，并在干部间掀起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习运动⑧新四军各部开展干部教育运动的进度并不一致，有的迟至1943年才开始，主要与战事有关。。经过教育后，普通干部把握政策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陈毅总结道：“干部政策教育有些收获，一般已引起干部对政策的注意。对伪军、对士绅、对友军的政策，上级干部都有一些认识”，“各师时事教育有很大的进步”⑨《新四军·文献》（3），第1015页。。机构的健全和一大批具有理论和实践经验人员的加入为新四军伪军工作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与此同时，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也陆续出台，为新四军的伪军政治工作提供了组织、思想和技术上的保障。其中，利用帮会即为突出一项。

华中地区的帮会组织很多，不仅下层民众，包括社会上的上层人士、工商业者、开明士绅以及地方实力派中，许多人都是帮会成员，他们和伪军、国军中的上层军政官员有着朋友、师徒或把兄弟等多种关系。○10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491页。新四军挺进苏南后即开始做帮会工作，但因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指示，许多干部心存顾虑，未敢放手去做。如苏中3分区委敌工部长陈玉生开始做敌伪工作时，认为“开香堂收徒弟”的建议是封建迷信，甚至连过去的老关系也拒绝利用，直到层层上报到华中局这件事才得到解决①《叶飞回忆录》，第266—267页。。高层干部心理压力尚且如此，普遍党员干部的疑虑可想而知。所以，当时大部分敌工人员仅做一些初步的工作，如登门拜访或通过关系与之交朋友等方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虽有成绩，但仅能自保，不能利用帮会充分地为抗战服务。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于1941年冬作出了关于开展青洪帮和“三番头子”工作的指示，同意“旧瓶装新酒”：在敌占区，经上级批准，县长可以收学生，不过所收的学生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真心抗日。这一政策消除了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迅速打开了局面。如苏中3分区伪军工作的开展，即是通过陈玉生开香堂迈出了第一步。当时一次就有上千人给陈玉生送帖子，其中不乏伪军头子②《叶飞回忆录》，第267页。。苏中的经验于1943年被党委总结成《关于反“清乡”斗争中掌握青红帮的指示信》③《叶飞回忆录》，第268页。一文加以推广。在苏南地区，丹北保安司令韦永义、山北县县长赵文豹、山南县县长吴翼、扬中县县长施光前、武进县县长顾维衡、铁道工委副书记董必成都收过学生④《苏南抗日根据地》，第491—492页。。这样，利用帮会就成为新四军进行伪军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渠道。

另外，伪军间日益激化的矛盾也为新四军在伪军工作上的纵横捭阖提供了良机。兹以苏北、苏中为例。

1941年，日军开始“清乡”时，新四军在苏北、苏中主要面对4股伪军，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原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部，其次是原江苏省保安第8旅杨仲华部。由于日本采取“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策略，1941年秋伪苏北行营成立后，汪精卫便扶植杨仲华部以抗衡李长江部。该政策不仅没能增强对伪军的控制，反而导致各派系间矛盾重重，不听伪中央调遣，对日本亦心存疑虑，暗地与国共两党保持联络。日军为了加强对其控制力，铲除其反抗意识，于1942年8月逮捕了杨仲华，并缩编了李长江部⑤《叶飞回忆录》，第261页。。其结果在苏中伪军中造成了强烈的震动和极大的恐慌，普遍产生了“怕整编、怕调防、怕打前锋”⑥《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72页。的三怕思想。1943年，日军欲“将满洲、华北伪军的经验用在华中”⑦《新四军·文献》（3），第28页。，于12月下旬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剥夺了李长江和颜秀五的军权，并将苏北伪军统一编为第5集团军，委任积极反共的项致庄为司令⑧《叶飞回忆录》，第261页。。这一改编，也引起了伪军的强烈反抗，使日伪矛盾更加激化。

无独有偶，此时地方上伪军的派系斗争亦愈演愈烈。1942年中由苏南调来的“南浦旅派”开始在苏中、苏北强化整编伪军，引起了地方实力派与“南浦旅派”的斗争。以上两派时称“旧派”。日伪在苏南“清乡”成功后，李士群将坚决执行日本对华新政策的张北生由苏南调往江北，时称“新派”。随着苏中、苏北“清乡”的开始，旧派之间、新旧派之间也展开了斗争⑨《新四军·文献》（3），第287页。。

敌伪矛盾和伪伪矛盾交织在一起，加剧了伪军的离心力，亦为新四军实施谋略提供了良机。政治上，地方实力派与“南浦旅派”斗争时，新四军即在伪军中提出了“维持现状反对改编”的口号，并帮助他们想办法出主意，“许多伪军均在这口号下靠向我们，孤立了南浦”○10《新四军·文献》（3），第289页。。不仅杨仲华被捕后其部下与新四军进行联络，连李长江也“正式与我一分区专员去谈判，表示过去一切可以取消，今后应彼此合作对付敌寇‘扫荡’，且于谈判时，自动撤退两伪据点，以示诚意”○11《新四军·文献》（3），第993页。；张北生的“新派”到来后，新四军及时提出了“专打新派，不打南浦与老伪军”等口号，制造和扩大敌人之间的矛盾，“不仅使伪军站在我们这边，而且连南浦对伪军强化这个工作亦消极了，希望伪军帮他同来反对新派”①《新四军·文献》（3），第290页。。新四军在利用伪军内部的矛盾时，也注重运用制衡策略，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利用旧派，打击新派；利用旧派又不使其完全胜利，打击新派又不使其完全失败，使两派力量相互对消”②《苏中抗日根据地》，第442页。。

新四军伪军政策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1941年秋夏前的被动局面。粟裕对此评价说，苏中地区“自去年（1942年——笔者注）1月以来，除夏季敌情较为严重外，其余时间苏中部队均处于比较安定的环境，深入了地方工作，加强了部队训练，把敌人孤立我们变为我们孤立敌人”③《新四军·文献》（3），第760页。。活动在淮南津浦路的2师：“近来已减少了伪军骚扰，部队得抽空整训”④《新四军·文献》（2），第455页。，并能利用伪军关系为新四军服务。1942年，江渭清的6师汇报说：“伪军都与我们有关系”，产生“大量两面派”⑤《苏南抗日根据地》，第210页。。1943年，活动在江南的16旅“在敌伪顽的夹击中，在敌据点梅花桩的复杂环境中，我们过封锁线能够通行无阻。我们军工部就在湖熟镇敌据点里搞了个兵工厂，造手榴弹、地雷，许多重伤员也常常送到伪军据点群众家里休养”⑥《苏南抗日根据地》，第468页。。淮南的2师利用伪军“建立了连接路东、路西两地区的交通线，变敌伪据点为我之联络站、情报网，变敌封锁线为我‘安全走廊’”⑦《新四军·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571页。。甚至皖南事变后才成立的、人员最少的7师的伪军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利用伪军关系替我们搞情报，买枪支、子弹，或掩护我们在日寇统治区采购布匹、机器、电料、纸张、医药等用品。由于我们的群众工作一直深入到敌伪军据点内，因此，不仅能够及时、正确地掌握敌伪各种情况……”⑧《新四军·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437页。在日伪“清乡”的高峰期（1942年至1943年），新四军不仅由被动变为主动，而且从丧失根据地变为扩大根据地，并最终站稳了脚跟，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这与伪军政策的成功实施是分不开的。

在开展政治工作的同时，新四军并没有放弃对伪军的军事打击政策。相反，新四军对其非常重视，只不过是将“打”和“拉”两种策略灵活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又打又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整体政策⑨《苏南抗日根据地》，第478页。。对于使用两种策略的环境，粟裕曾有过精辟的论述：“进行伪军工作，是以革命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群众的利益、坚持斗争的利益为前提的。凡于我们有利的事情，应用各种不同的策略去争取，凡于我们不利的事情，就应采取各种斗争方法和手段予以打击”○10《粟裕军事文选》，第177页。。对于二者的关系和作用，粟裕认为：“打”是“拉”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不“打”不足以立“威”，“如果我（新四军——笔者注）无实力，对他（伪军——笔者注）无威胁，他就不会同我接近，要争取他也就更为困难”○11《粟裕军事文选》，第177页。。但与以前不加区别的打击政策不同，而是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策略性：“注意掌握打击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对象，要分别轻重缓急大小先后，而不能乱打……我们给予伪军的打击，有的是为了战略意图，有的是为了威慑他们以达到争取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达到坚持斗争的胜利”○12《粟裕军事文选》，第178页。。例如，1943年反“扫荡”时，新四军“打击最顽固的伪军”，但在“‘清乡’人员大部分已不敢再胡作非为，逃跑的逃跑，消极的消极”时，就改为以争取为主○13《新四军·文献》（3），第298页。。军事打击建立了“威”，政治工作又建立了“信”，如此双管齐下，促使伪军向我方靠拢。可以说，经历了1943年的反“清乡”斗争，新四军的伪军政策已经成熟，实施起来亦得心应手，以后只是随着局势变化对具体方式加以调整而已。如1944年，针对中共中央发出的以各种方式争取伪军反正①从1944年到1945年，中共高层多次发布策反伪军的文件，如《关于加强伪组织政治攻势的指示》《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政治部关于伪军、伪组织工作的指示》等。的要求，新四军适时在根据地掀起了群众性的伪军工作运动（最为出色的是“红黑点”工作和“叫夫索子”运动），形成了党政军民一体化的伪军政治工作。

在“打”与“拉”两种手段的运用下，新四军在伪军工作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据不完全统计，8年抗战中，新四军歼敌约35万，其中争取反正伪军54000余人，占歼灭伪军总数的15.4％，并掌握与控制了一些伪军、伪组织，孤立了日军和那些对日军死心塌地的伪军，加剧了日伪之间的矛盾，促使伪军进一步分化动摇，削弱了伪军的战斗力，有力地配合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这也成为加速华中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结论

抗日战争为中共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伪军工作即是挑战之一。由于伪军具有人数多、无政治立场等特点，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是成为影响国民党、共产党、日军三方力量对比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此为中共的伪军政策的背景。新四军的伪军工作实践既与中共中央对伪军工作的指示或精神有很大关系，体现了中共伪军政策的演变过程；但也并非亦步亦趋，体现了自身的特殊性。

大致以1942年为界，之前新四军对伪军主要采用军事打击政策，政治工作被忽视。客观上讲，这固然曾与抗战初期伪军的反动性和力量较弱有关。但仅此尚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因为在1940年后形势已经改变、中共中央政策已出台的情况下，新四军的伪军政治工作仍落后于形势发展。事实上，共产党人固有的思想观念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思维的影响下，多数共产党人已形成对敌毫不妥协、进行斗争的观念，使他们难以逾越思维定式而对敌采用温和的政治方式，导致伪军政治工作的滞后性。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新四军的伪军政策才得以彻底转变，这既与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有关，更与新四军的切身遭遇相关。至此，中共中央的伪军政策和新四军的伪军政治工作实践趋于一致。新四军也最终形成“又打又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伪军政策，并收到巨大成效。

可以说，从初期僵硬的伪军政策到后来灵活、成熟的伪军政策，从初期仅军队参与到后来党政军民参与，新四军走了一段较长的路，虽其间有种种不足和失误，但就整体而言，其成效值得肯定。这一过程显示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在寻求问题的正确解决途径时所作出的努力，体现了中共的务实态度和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中共在政治上的日趋成熟，伪军工作的日趋完善，为反“清乡”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基础，乃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过程也表明：政策和实践间并非亦步亦趋，实践有自己的特殊性；历史本身更是丰富多彩，在对历史问题进行探讨时，不应仅停留在政策层面，还要深入考察实际运作的情形，只有如此，才能离真实的历史更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