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奋飞

新刑事诉讼法的语言技术品评

文◎李奋飞*

2012年3月14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个极为普通的日子。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法律学人而言，却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就是在那天，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多达111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这些天来，我时常沉浸在阅读刑事诉讼法典的快乐中。因为，正是在这里，我发现了本次大修的亮点，也获得了写作本文的灵感。

你看，在“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中，尊重和保障“人权”有了直接的体现，而在不太遥远的过去，“人权”在中国还是个颇为敏感的字眼；

你看，读完“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紧接着就进入了我们的眼帘；

你看，法典用了整整五个条文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55~58条），从而在立法技术上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改善，并有可能让“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原则不再如以前那样只是作为口号的空喊；

你看，围绕着证人出庭作证这个老大难问题，法典动用了整整六个条文的立法资源（第59条、第61~63条、第187、188条）。或许，未来的法条审判有望保障被告方的对质权；

你看，在侦查阶段，接受委托的律师名被正焉（名正才能言顺），以前只是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而现在是堂堂的辩护人了。对于绝大多数案件，只要凭“三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到看守所直接要求会见，而不必如现在这样还要在办案人员面前低眉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