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华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江西井冈山 34360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陈胜华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江西井冈山 34360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实施局部执政的重要阶段及重要标志，是新中国成立的一次预演，是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学会治国安民艺术的一次伟大尝试，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过程中，联共(布)、共产国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联共(布)的作用不容忽视，但联共(布)发挥作用主要还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实现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联共(布);共产国际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我们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它宣布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在苏维埃区域内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绝不许驻扎。”［1］P46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并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成立，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性作出的重大决策。但这一决策的提出到形成，与联共(布)、共产国际有着重大的关联。长期以来，在研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过程中，特别注重的是共产国际的作用，忽视了联共(布)中央的作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中，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联共(布)中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作用，绝不应忽视联共(布)中央的作用。

一、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运动政策的转变

提出建立苏维埃的理论依据是:在共产国际的政治理论武库中，没有关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建立革命后政权体制的其他概念。而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同斯大林的名字直接联系着的，在大革命时期，斯大林并不赞同在中国进行或开展苏维埃运动，他在同托洛茨基就苏维埃问题进行激烈争论后于1927年秋才亲自批准建立苏维埃方针，而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早在1927年就要求在中国组织苏维埃。1927年春，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围绕中国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共产国际首任主席季诺维也夫在4月14日发表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中提出:“今天，在占领上海以后。今天，当国民政府支配着拥有2亿人口和广大的工人中心地区，在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唤起了农民运动以后，可以和必须提出建立苏维埃这个口号的时候来到了。”［2］P24他认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才能真正保证防止中国民族运动按照‘基马尔主义’发展。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保证需要准备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只有建立苏维埃才会给整个运动以必要的推动力量，因为这使民族运动注入社会的内容。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为工人阶级领导整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一个较好的形式。只有苏维埃才能摧毁旧有资产阶级的政府机构和开始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并且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攻势，公开和广泛宣传苏维埃和上述纲领，而不让国民党有任何干扰。”［2］P26建立苏维埃对于中国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只有帮助更多的工农群众站立起来，把他们武装起来，建立苏维埃，才能阻止帝国主义的进攻，苏维埃能够把亿万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在‘胜利或死亡’的口号下抵抗帝国主义。”［2］P26－27

4月21日，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中，坚决地反对此时在中国开展苏维埃运动，他认为成立苏维埃应该是有条件的，“第一、苏维埃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成立的，——苏维埃只有在革命浪潮特别高潮的时候才能成立。第二、苏维埃不是为了空谈而成立的，苏维埃首先是作为和现政权进行斗争的机关、作为夺取政权的机关而成立的。”［2］P92尽管当时蒋介石已经背叛了中国革命，但对于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来说，斯大林认为他们还是革命的政府。所以，斯大林的结论是，倘若在此时建立苏维埃政府，“就是给了中国民众的敌人，以新的攻击中国革命的工具，使我们的敌人有新的造谣中伤的可能。”［2］P99

5月7日，托洛斯基发表《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提出与斯大林相反的观点，阐述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主张:“中国革命只有渡到广大群众基础之上，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加深革命的社会大纲，才能够纷乱外国的军队及唤起士兵的同情，与苏维埃真正保证革命于外来打击之下。”［2］P101托洛斯基认为中国“革命前途发展过程中只有苏维埃是事实上武装工农群众和领导武装群众的一种组织”，在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唯有工农兵苏维埃是反对反革命的‘消毒良剂’。”［2］P97

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斯大林对苏维埃运动的态度才有所变化，但这种转变仍然是有条件的转变。8月8日，斯大林在听取关于中国问题汇报后，决定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明纳兹和曾担任国民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的布留赫尔等人发去电报:“关于苏维埃的最近指示是这样:发动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对上层;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么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现在就开始宣传苏维埃。”［3］P18－19很显然，斯大林之所以同意此时在中国开始宣传苏维埃，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前提必须是: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对它的上层，甚至要有国民党的支持;如果国民党不支持而中国革命将走向高潮，才可以开展苏维埃的工作。这从联共(布)中央8月12日发给罗明纳兹的电报中更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您没有理解指示的意思①指8月8日斯大林给罗明纳兹的电报——作者注。我们没有建议成立苏维埃，我们只是讲宣传苏维埃的思想。我们的具体口号是与共产党人一起重建革命的国民党和在这样的国民党的周围组建可靠的军队。要尽一切努力使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3］P22

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是寻求使中国共产党摆脱由于1927年上半年的战略和策略的失误而陷入困境的途径，急速改变口号和策略方针，重新评价中国的形势，探索新的行动纲领，1928年春夏，这种探索以制定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方针而告终。联共(布)、共产国际在一系列重大会议的决议中，阐述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文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政策的转变，对推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迅速发展起到非常重要作用。

二、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运动政策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从1927年下半年起，在联共(布)中央的共产国际内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首先是发生了对由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左倾”反对派代表人物的“清洗”和解除他们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职务，随后在1928年至1929年间发生了在反对“右倾分子”的“右倾调和分子”的口号下对布哈林及其拥护者的“清洗”和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共产国际问题的解决权就集中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从1928年初开始，审议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和中共活动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活动次数越来越少，到1930年以后，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会议上不再审议中国问题，但这并不意味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指导作用可以起决定作用。这样做的原因和目的是因为经过1927年对华政策的一系列失败后，联共(布)中央不愿意保留自己行为的文献证据，以防遭到新的挫折。从1927年以后，斯大林没有再发表过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或公开讲话，只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或在会见中共代表时对中国国内形势发表一些简短的评述。

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的决议和指示制定转到了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东方书记处及其各专门委员会，但实际的情况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领导人要把寄给中共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和干部问题的商定和指示送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或者征得他们的口头同意。这种情况表明，联共(布)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包括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指导作用。

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共在1927年下半年作出一系列决议，规定中国共产党转向在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武装暴动，从而形成了1927年秋至1928年春的城乡暴动时期，如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但这些暴动最终的结果是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重大损失，党员人数锐减，大部分组织遭到破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发展革命较有基础的农村、山区去，把落后的农村、山区造就成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先进阵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建立小块苏维埃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组织武装部队和在乡村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的初步经验，进行了总结农村斗争的可能性及其作用的尝试。

1928年 3月 30日，《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中指出:“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主要的任务是要实行彻底的民权革命，即绝对地没收土地以消灭封建的政治基础，以肃清封建的社会关系。同时，这一任务的写成必须在政治上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独裁的政权——工农兵苏维埃。这正是中国革命的无间断性，在革命的实际上所表现出来的极急迫的需要。”［4］P149这一观点，正是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理论的表现，即中国革命已进入“第三阶段，苏维埃阶段”。［3］P14其目标是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一种形式。

向在苏维埃口号下进行武装斗争政策的转变，使中国共产党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先后在全国建立如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等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这为苏维埃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保障。尽管苏维埃运动最后遭到失败，但有了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经验以及经受过失败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在30年代中期成为东方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拥有实际上执政党经验的党，拥有绝无仅有的农村工作经验以及军政骨干的党。

三、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作用

苏维埃运动发展的最高形式是建立政权。“苏维埃的组织在暴动以前为暴动指挥机关，在暴动胜利以后为政权机关。苏维埃一经建立所有农民协会革命委员会等机关一概取消，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4］P153并且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正式名义应当是: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4］P392

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抓住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1929年三四月间，爆发了蒋桂战争;1930年5月，爆发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中原大战。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加深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痛苦，但也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早在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致信中共中央，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5］P791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的开展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5］P792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必须以全力利用已经开始的军阀战争，来向前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同时争取群众，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5］P796—797为此有必要“巩固并且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满州，以及朱毛的区域里”，“凡是群众农民革命斗争生长和扩大的地方，都要去创造苏维埃区域。现在已经有的苏维埃区域里，应当积极的实行没收地主的土地，武装农民，建立苏维埃。”［5］P798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完全同意国际来信的指示”，［6］P1并表示“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6］P4“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6］P822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六十八号通告，决定“今年五一节将开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联系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以统一中国革命的指导与行动。”［6］P17经过三个月的紧张筹备，1930年5月20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共49人，代表全国8省的苏维埃区域、6省的游击战争区域、红军6个军和全国所有的赤色工会。会议通过了《全国政治形势及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暂行土地法》、《扩大红军与武装农民》、《苏维埃组织法》、《告农民书》、《劳动法》、《告全国工人书》、《告劳动妇女书、青年书》、《援助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决议案》及宣言等文件［7］，并决定:在1930年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集中革命的指挥力量，继往开来全国各苏区的政权和法令。这个决定表明中国共产党已将建立全国性的中央苏维埃政权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会议还决定，为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特邀请全国45个单位代表组成中国工农兵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

1930年6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以筹备委员会的名义立即发表号召书;具体通知三个月后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8］P186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作出《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肯定“中国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涨，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组织苏维埃政府，以及调节这一政府的行动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任务［6］P586。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通过《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苏维埃建设条例》，提出“召集苏维埃省(份)的成立大会，以建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变成为实际的问题了。这个大会必须通过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及其他基本的法律，…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成临时革命政府。”［6］P619

193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红旗日报》发布《加紧准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积极做好召开一苏大会的准备工作。“中准会”第一次全体大会通过的根本法大纲草案等文件，也陆续在《红旗日报》发表。9月26日，根据“中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条例，制定并颁布了《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区域选举暂行条例》。

正当一苏大会筹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鉴于形势变化，1930年10月18日，“中准会”召集上海12个革命团体代表开会，决定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推迟到1931年2月7日(二七惨案纪念日)举行。但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指示和“中准会”关于一苏大会召开时间、地点的决定，都一无所知。江西中央苏区因此没有着手召开一苏大会的任何准备，而是忙于应付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陷于停顿，原定1931年2月7日开幕的计划只好延期。

由于中共召开一苏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时间一再推迟，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此甚感不悦。11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指示信中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当前的任务是“立刻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6］P651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给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发来一份电报:“我们认为继续推迟成立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文职政府是极其危险的，这会影响建立根据地和建立纪律严明的红军。你们要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在赣南组建有较高威信的中央局，并责成它:1.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2.在会上选举中央人民委员会;3.成立在中央局监督下工作的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4.成立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工农检查机构和隶属于(直至地区)党委的，由工人、雇农和贫民组成的监察委员会。”［9］P82－83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指示后，即于1931年2月6日和2月13日连续两次开会，讨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议题，就是召开一苏大会和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原已经成立了由任弼时、沈泽民、刘峻山三人组成的苏区委员会，专门负责指导全国各苏区的工作。会议决定增加周恩来和陈绍禹(王明)两人参加苏区委员会，负责讨论由共产国际远东局代为起草的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苏区组织法和军事训令等5个文件稿，同时提出苏区军委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周恩来代表政治局所属苏区委员会提出的初步意见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担任，毛泽东、项英为副主席。但刚从苏联回国，到达上海仅三天的张闻天，以列席身份参加会议，却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觉得特生(即向忠发)做政府主席是没有必要的。”与会的其他人员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最后是向忠发本人表态，同意张闻天意见，“觉得泽东可以做主席”。会议最后决议:这个问题待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相商后再决定。后来商议的结果是，国际远东局同意毛泽东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人选方案。［10］P39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于1931年4月中旬到达中央苏区与项英、毛泽东等会合时，正值国民党2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苏区中央局的当务之急，是领导苏区军民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筹备召开一苏大会之事根本无暇顾及，只好第三次延期。1931年6月1日，即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的第二天，苏区中央局在永丰县的龙冈发表《苏区中央局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在今年8月1号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产生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来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来对抗反革命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来统一各苏区及全国红军的革命行动，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来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11］P137

苏区中央局“六一”宣言发表后不久，蒋介石即决计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军事“围剿”。6月20日苏维埃中央军委发布第十四号通令:“本会前曾决定八月一日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央政府，现因各地选举代表需要长时间才能竣事，加以交通困难，各地代表一时不能到齐，因此特决定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改在十月革命纪念节(公历十一月七日)举行。”［11］P141

1931年11月7日，筹备了整整一年半时间、五易开幕日期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瑞金叶坪村隆重开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胜利的旗帜，为党对全国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创造了条件，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飞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新中国成立的一次预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学会治国安民艺术的一次伟大尝试，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造就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提供了实验基地。

诚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过程中，联共(布)、共产国际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的政策的指导加速了中华苏维埃的成立。对它发生的作用及存在的局限，也应该作客观的分析和评估，既不要人为地夸大其作用，但也不能把过失和不足全部强加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身上。它的作用是导向的作用、促成的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奋斗。出现的局限和不足，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实际工作中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所产生的，但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有重要的关联。这些不足和局限也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在实际斗争过程中加以纠正。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2］中共中央党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3］中共中央党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7］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开幕日情况报导［J］.党的文献，1992(4).

［8］中共中央党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9］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电［J］.中共党史研究，1988(2).

［10］曹春荣.试评共产国际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过程中的作用［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3(1).

［11］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The Communist Party of Soviet Union(Bolshevik)，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CHEN Sheng－hua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Jinggangshan，Jinggangshan，Jiangxi 343600，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was an important stage and symbol of the CPC lead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ruling the country partially.As a preview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t was a great experiment of the Party leading and managing the state power and learning the art of governing，having cultivated a batch of leaders for the Party and the state.During the process of founding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the Communist Party of Soviet Union(Bolshevik)an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bot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Especially，the role of the former should not be ignored，but its function was realized through the CPC in the main.

Chinese Soviet Republic;Communist Party of Soviet Union(Bolshevik);Communist International

D23

A

1674－0599(2012)01－0059－06

2011－11－29

陈胜华(1963—)，男，江西高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井冈山斗争史和中央苏区史。

本文为江西省社科规划办公室2008年批准项目《共产国际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贺文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