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上海 200241)

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提出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意义

□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上海 200241)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个新命题。提出这个新命题的理论依据，一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的时空观，二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新命题的提出，是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要求;是发展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要求;是坚持理论创新实践的要求;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三位一体”，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的鲜明特征。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又是同生并长，互为前提，相互促进，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系统建设工程。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新命题;内在关系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个新命题。这个新命题的提出，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渊源，同时也是新阶段新形势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要求。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整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升华。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新命题提出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科学性来源于其理论依据的科学性，提出这个命题的思想基础是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观点相一致的。这个新命题理论上的依据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思想。辩证唯物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它以丰富的基本原理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价值。时空观是辩证唯物论思想的重要内容，为人们揭示的是一种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时空”定义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即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形态都表现为时间和空间的存在，时间和空间是观察事物的两个基本维度。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观包含着两个最核心的精神:其一，任何事物都处于运动之中，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变化是事物发展的不二法则。辩证唯物论思想认同一个真理，人不能两条腿同时踩在同一条河流的水里，说的就是事物发展永恒性的意思。时间和空间构成事物发展永恒性的两个变量，它们的变化决定了事物永远处于运动状态。其二，任何事情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又都是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的。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历史人物的活动，都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即使“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1］P131因此，把握历史现象和社会规律，必须坚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P401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体现的是思想运动的事实，时间和空间的两个变量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思想运动的进程中找到其“存在的基本方式”，缺乏时代感的存在方式必然失去其合理性。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鲜明命题与辩证唯物论思想相吻合，时空观是这一命题的理论依据。

第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任何主义、思想的生命在于运动，坚持发展是理论价值得以延续下去的定律。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可贵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僵硬的教条，它必须适应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这一立场既为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所强调，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从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起，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还保持着今天的鲜活生命力，正是因为后继者始终坚持和发扬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将空想社会主义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构想从理论转变为实践，毛泽东将欧洲氛围下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中国，邓小平将千篇一律的传统社会主义僵硬模式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模式，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时俱进的理论创造力使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列宁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等的理论成果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结出的硕果。这些理论成果一方面紧密地结合各国的国情，另一方面鲜明地展现时代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时空的变化中始终保持着实践价值。“《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3］P12“与时俱进”中的“时”，集中凝练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与时俱进”中的“进”，集中凝练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跟随时代前进，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正是建立在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之上。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个命题，既承续了党的一贯思想，又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理论创新构成各国共产党实践的重要内容。正是层层推进的理论创新，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后仍然焕发着生命的活力。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历史演进，验证了马克思主义追随时代前进步伐的思想足迹。在深化认识和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它的创新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新命题提出的实践要求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新命题不仅有着内在的理论依据，而且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提出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呈现的是一场置身新的时代环境、立足新的历史起点、尝试新的模式探寻和面对新的问题挑战的实践运动，其深刻程度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当前，世界形势“大变化大发展大调整”，国内变化之深刻前所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指导这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紧跟时代的要求，就会减退甚至失掉其思想武器的价值。

首先，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要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从执政考验看，自从世界上有了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的事实以来，执政考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严峻过。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社会主义一下子跌入低谷。同时，世界上其他一些大党、老党丧失政权的现象接踵发生。这样的形势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来说，确实“世所罕见”。从改革开放考验看，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史无先例的深刻革命，没有经验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理论可矩。改革开放风险很大。一方面，这是一场创新实践，既要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的束缚，又必须坚持“老祖宗”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改革遭遇曲折、动荡和失败的教训很多。显然，改革弄得不好就可能翻船。从市场经济考验看，社会进入全新的运行机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社会转型性的深刻变化，党的执政面临的是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涌现。如何在一个生产资料多样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社会阶层多棱化的社会发展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成为艰难的任务。从外部环境考验看，情况变化之复杂、局势演变之多端，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诸多不可预料的风险超出了人们习惯之想象。我们必须应对世界无核问题争端的复杂局势，必须应对恐怖主义和“藏独”、“疆独”分裂势力的严峻挑战，必须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辐射冲击，必须应对“轮胎特保案”等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关卡，必须应对二氧化碳减排等事关全球气候的生态危机等等。总之，这“四大考验”挑战着党的适应能力，也考验着马克思主义的适应能力，中国共产党只有使自己的指导思想以时代化的面貌出现，才能经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

其次，发展和保持党的先进性要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共产党是以先进政党的面目亮相历史舞台的，保持和发展先进性是它的永恒价值诉求。中共十六大部署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共十七大部署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都是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实践，对于发展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先进性的一个重要涵义就是始终顺应时代的潮流，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4］P5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表现在它不以执政为目的，也不以阶段目标的实现而满足。神圣的使命决定了它必须跨越一个个阶段、经历不同的时代、承受各种不断变化的考验。只有在形势向前推进中不落伍的政党，才能永不停滞脚步，从而实现党的先进性与时代发展相一致。党的先进性是由理论和实践共同打造的，从实践需要理论指导的角度说，理论的先进性至关重要。这就是历届党中央领导人都将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的原因所在。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党的先进性联系起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也“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而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先进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实现时代化的过程中才能使共产党的先进性延续永恒。

第三，坚持理论创新的历史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向前推进，伴随的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理论创新是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实践。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这一实践的基本要求。从创立邓小平理论，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到中共十七大构成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显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轨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党中央对这些重大战略思想都是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加以定位的。这里，马克思主义前面的两个限定词，“中国”指的是地域，而“当代”显然指的是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生动体现。作为一种思想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全部内容。作为某个阶段形成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又有着各自的内容和体系，因而具有当时的时代特点。理论创新的实践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循序渐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推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第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任务要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4］P10－11这个任务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加强理论学习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基本要求，而理论学习只是形式，不是目的。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不在于从书本上获得知识的多少，而在于能否把理论知识娴熟地运用于现实的实践。学习永无止境，是因为社会变化永不停止，因为时代发展永不终结。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这不仅是针对其内部发展的自身运动而言，而且也是针对其外部生存的历史条件而言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实现纵向的理论发展，而且还必须实现横向的理论拓展。纵向的理论发展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既有思想的超越，横向的理论拓展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环境的把握。两者是紧密相关的，没有横向的理论拓展，就难以实现纵向的理论发展。从更深层次上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大众化，其实不是语言变化、对象转移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把握时代的复杂问题。马克思主义如果只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只在一定的圈子里生存，那么它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也经不起时代的检验。一个开放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发展中融入时代的新元素。因此，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作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任务的必然要求，实践意义十分重大。

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大众化的内在关系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整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升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实践中培育起来的传统。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演进，是党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历史过程。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提出，都有着极其深刻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最早是由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53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提出，是对建党以后10多年历史实践的经验总结。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左”倾思想占据统治地位，造成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致使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因此，是否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相结合，成为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而显示了迫切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奠定了实践基础。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这个命题，到20世纪40年代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解决了对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问题，即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体现中国特色。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命题，明确地提出来是在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3］P33从党在实践中的思想渊源看，这个命题明确提出有着深厚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左翼革命文化运动中，一些革命文化工作者提出了“大众文学”的口号，艾思奇“大众哲学”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尝试经济学的“大众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结合日常生活介绍经济学知识的文章。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他们不可能直接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观点。1939年毛泽东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指向揭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其中的“大众化”在涵义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通。1963年毛泽东指出:“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6］P323这里毛泽东所用的“群众化”概念，可以说是“大众化”的另一种说法。基于理论一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转变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任务。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之真正深入头脑、扎根人心，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7］P685中共十七大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突出地加以强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党和人民头脑的重要性。它从思想上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必须从思想理论转化为现实力量。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在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其实，马克思主义必须时代化，也不是今天才意识到的问题，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中，早已经形成相关的思想认识，只是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个命题。建党初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认识到思想、主义传播的环境问题。李大钊曾指出: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现代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8］P3这里所说的“因时”，表现的时代意识很清楚。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阐述了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是，“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因此，必须“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9］P337毛泽东强调，任何思想“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10］P17邓小平坚决反对“两个凡是”，强调必须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泽东“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11］P118我们“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11］P179江泽民指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2］P21胡锦涛指出:“我们党在八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积累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要不断根据发展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和时代条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拓党和人民事业前进的道路”。［13］P642这些论述表明，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个命题是党一贯思想的继承和延续，它的鲜明揭示从思想上解决了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符合时代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系统建设工程，三者之间既有各自的任务和目标，又相辅相成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三位一体”，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的鲜明特征。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化”侧重在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表现为使马克思主义符合本国国情，成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指南。“大众化”侧重在理论与人们思想相结合，表现为使马克思主义满足人民的需求，成为大众行动的思想武器。“时代化”侧重在理论与形势发展的要求相结合，表现为使马克思主义适应国内外形势和革命、建设、改革任务的变化，成为不断保持生命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又不可分割，三者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都离不开时代化。如果说“中国化”强调的是以国情为特点的地域指向，“大众化”强调的是以对象为特点的范围指向，那么，“时代化”强调的则是以变动为特点的时间指向。就一个事情而言，地域、范围、时间必须联系在一起加以审视。用发展的眼光看，马克思主义有历史实践上的中国化，有现实实践中的中国化，它总是与特定的时代环境相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面对的是生活在特定时代环境下的人民大众，不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必然缺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内含着时代化的要求。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是同一个过程。从命题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虽然是在不同的时间得到明确的揭示，但在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运动中，却始终是紧密相联系着的。它们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和任务指向服从的是同一个目标: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科学的运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决不是分开的独立运动，三者同生并长，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实现方式相同，都必须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加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都是动态中的概念，丰富、发展、变化是把握它们的基本要素。检验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强弱，不是看它某一个历史时段的影响大小，而是看它能否在动态的历史发展中经久不衰。将马克思主义凝固、僵化、定格，让它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就不可能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坚持理论创新，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必由路径。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列宁全集:第2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8］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Meaning of Synchronizing Marxism with Our Current Times

QI Wei－p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Synchronizing Marxism with our current times is a new thesis brought forward in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PC Seventeenth Central Committee.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bringing forward this thesis lies in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view on time and space as well as the ever－advancing theoretical quality of Marxism.To bring forward this new thesis is a requirement for responding to the test of ruling the country，the test of reform and opening － up，the test of developing market economy，and the test of external environment;it is a requirement for developing and keeping the advanced nature of the Party;it is a requirement for persisting in the practice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and it is a requirement for building the Marxist learning party.To localize Marxism in China，popularize it among ordinary people and synchronize it with our current times are three issues integrated into one，forming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pplic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They differs from each other to some degree in their focuses，but they develops along with each other and stimulates each other，and they together forms a systematic project with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

synchronize Marxism with our times;new thesis;internal relation

A8

A

1674－0599(2012)01－0022－06

2011－11－16

齐卫平(1953—)，男，浙江慈溪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

(责任编辑:朱文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