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谦芳 黄宗华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南昌 330006)

试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沈谦芳 黄宗华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南昌 330006)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创建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中，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具有代表性，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对中共中央的历练并走向成熟、对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对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对党学会治国安民艺术和战争艺术、对保存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对形成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均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对于弘扬革命传统、缅怀革命先烈，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历史作用

中央革命根据地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人民革命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934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指出:“至于中央苏区，这里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1］P296、297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2］P11052011年，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党创建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中，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具有代表性”，“是其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3］那么，中央革命根据地与同期其他革命根据地相比，究竟发挥着怎样“最重要的作用”呢?本文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作以下归纳和总结，以请教学界同仁。

一、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根基。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在赣西南、闽西爆发一系列革命暴动后所形成的小块红色割据区域的基础上，由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的红四军直接转战开辟的。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攻占吉安，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是全国第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省级苏维埃政权，曾被称为“中国苏维埃临时政府的胎盘”。［4］P392此时，赣西南苏区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最为巩固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为此，中央政治局准备将湘鄂赣与赣西南连接为一个大的区域，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并称之为“中央苏区”或“中央区”。［5］P1168随即，中央又决定拟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赣西南苏区。从1930年秋到1931年秋，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就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现实条件。瑞金因其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稳定的周边环境，成为红色国都的不二选地。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由此可见，中央革命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为直接的依托，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就没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运转提供了主要的经费支持和物资保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虽然是统辖全国苏维埃区域的国家形态的政权，但是并没有建立起统辖全国各苏区的财政金融体系。各苏区的经济活动基本上都是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只有中央苏区的经济活动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甚至重叠在一起。对于中央财政的贡献，赣东北苏区确曾提供过黄金、银元以及购买过中央政府部分债券，这一点已见诸各种著述。然而，其他苏区是否也有类似的贡献，则未见相关文献记载。共产国际和苏联虽然给中共中央提供过难得的经费支持，但未曾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提供过直接的财政支持。［6］P102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庞大的党政军群的运转经费和物资保障除了战争缴获外，主要是由中央苏区承担的。中央苏区在广泛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基础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连续两年丰收，不仅确保了军民供给，而且每年有300万担出口［7］P874;中央苏区创办的官田中央兵工厂、中央钨砂公司等32家国有工厂，发挥了重大的物质保障作用［7］P867;中央苏区各地普遍建立了粮食、生产、消费、信用合作社，保障了红军供给，改善了工农群众生活;中央苏区还发展对外贸易、建立银行体系，沟通了赤白贸易，活跃了根据地经济，稳定了金融市场。为了克服财政困难，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发行了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共480万元。这些公债基本上都由中央苏区认购，其中瑞金就认购了近78万元。中央苏区的广大妇女还把金银首饰也都奉献了出来，总计达到22万两。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中央苏区的经费支持和物资保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机器是难以运转起来的。

中央革命根据地人民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奉献了一切。据统计，中央苏区时期，赣南的总人口为240万左右，参加红军的有33万余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运输队等支前参战组织的有60余万人。赣南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烈士就有10.82万人，占江西同类革命烈士总数的43%，占全国同类革命烈士总数的7.2%。红军长征前夕，中央苏区两次完成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保证了红军出发时每人七天的粮食供给。同时，还紧急征集了铜8.2万余斤、被毯2万余床、棉花8.6万余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采购了10万元的中西药品，筹集了150余万元军费，等等。［8］P1104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苏区人民真正是把家中的最后一把米、最后一尺布、最后一颗盐、最后一个男丁，全都奉献了出来。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遭到残酷报复，仅据兴国、瑞金、于都、宁都、石城、会昌、寻乌、上犹8个县统计，被国民党杀害的干部群众就达36154人。

二、对中共中央的历练并走向成熟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作为指挥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机构完成了向农村的战略转移。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成立时，被中央赋予管理和指导全国苏区的职责。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分期分批来到中央苏区，这是中共中央向农村转移的开始。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博古、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到达中央苏区，完成了中共中央从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历经坎坷和磨难，内部的积极健康因素在增长并逐渐占据优势。毛泽东本人虽然屡屡遭受排斥和打击，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武器，却在同各种错误特别是在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作最坚决的斗争中初步得以形成和发展。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都是在经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血与火的对敌斗争以及极为复杂的党内斗争考验后，经过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逐渐凝聚起来。中共中央的另外几位重要领导成员如张闻天、王稼祥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走向失败的煎熬中，逐渐怀疑和抛弃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接受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并在长征途中给予毛泽东以坚定的支持。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的逐步形成，正是在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反复斗争中，党内积极健康因素不断增长壮大的结果。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是坚定的革命者，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在宣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彻底破产的同时，也宣告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彻底破产。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对博古等“左”倾错误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者和推行者，既要看到他们所犯错误给革命事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又要看到他们对革命事业所作出的某些贡献，不能全盘否定他们，更何况他们在当时无疑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在后来没有投敌叛变，全都实现了思想观点的转变，并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不息，其中有的人还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我们今天在评述中共中央在中央苏区经历的那段不寻常的历史时，既要深刻反省“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同时又不能过分苛求前人。对此，毛泽东早就明确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9］P406他主张“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他批评了我们党历史上“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的缺点，强调“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10］P938、939

三、对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根本依托，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为特色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领导取得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以及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5个省级苏维埃政权。这一切，都是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积极探索和开辟。同时，更为宝贵的是，经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我们党加深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真正实现了工作中心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真正改变了进攻大城市、期望一举成功的军事路线，真正找到了进行人民战争的切实办法。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发源于井冈山，基本形成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越走越宽广，最终成就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伟业。瑞金的“红场”通向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催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生动写照!

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推动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共同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中央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地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广大地区，建立起5个省级和一大批县级苏维埃政权，总面积达到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453万。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仅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而且是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党、政、军、群首脑机关所在地。红都瑞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指挥中枢。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着各个苏区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制订颁布的苏维埃法律和法令，成为规范和指导全国各苏区军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各项政令、军令从瑞金发出，这就使得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加强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共同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方面，发挥了别的革命根据地难以发挥的特殊作用。同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还为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导向作用。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主要源自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升华。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经过反复的比较和选择，中国革命走什么路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概括。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上，他批评了不要根据地的流寇主义。1930年1月，他在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系统论述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意义。他批评了“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的做法，认为“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指出，正确的路线应是“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这实际是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初步总结。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又写了《战争和战略问题》，进一步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都是通过对土地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而得出的，而其中最为主要的无疑又是对中央苏区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

四、对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框架。毛泽东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开创者。他将在大革命时期和井冈山斗争时期所积累的思想认识和经验教训，全部运用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一广阔的斗争舞台。他撰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光辉著作，在党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革命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红军建设、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理性思考，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础和基本框架。其中，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些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基本形成。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具有标志性的思想名篇。他在文中强调，必须“洗刷唯心精神”，反对脱离实际的“唯书”、“唯上”的本本主义，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强调“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P109－112这些论述，初步形成了我党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已然包含了后来我们党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方面的基本思想。经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练和积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我们党在丢掉“洋拐棍”、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上毅然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斗争中逐渐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开始形成。这个时期正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时期。然而，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几乎陷入绝境。对于“左”倾教条主义，毛泽东进行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重大理论创造，突破了以往各种“左”的或“右”的思维定式，真正地从中国实际出发，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步伐，不仅直接指导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前进方向，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鲜活的内容，为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期间，虽然毛泽东的理论和主张曾被诬为“狭隘经验论”、“游击主义”、“地方保守观念”、“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等，他本人也遭到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但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的重大挫折，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毛泽东所坚持的理论和主张的正确，他本人也因此赢得了更多党内同志的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并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五、对党学会治国安民艺术和战争艺术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我们党预演治国安民的全新平台。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12］P611新生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围剿”与反“围剿”、封锁与反封锁的激烈较量中，创造性地领导各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揭开了“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这些方面经验的取得，为后来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由此，瑞金被誉为“人民共和国的摇篮”。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战争的艺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同时还需要用枪杆子去捍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史。这其中，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亲自创建、领导和指挥的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拥有第一、三、五、七、八、九共6个军团，兵力最多时有约13万人，是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中最强大的红军部队，创造了许多“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战争奇迹。更重要的是，在创建、巩固和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毛泽东、朱德等红军统帅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总结创造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和红军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我国人民军队建设的最重要的指导思想。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造就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骨干。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中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中的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杨尚昆、胡耀邦等，当年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战斗过。新中国的开国元帅和将军，共1614名。其中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战斗过的元帅、将军共有590名。这其中，10位元帅中有9位，10位大将中有7位，57位上将中有34位，177位中将中有101位，1359名少将中有440位。［8］P11当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作过的干部，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方面的重要领导人。由此可见，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才荟萃的圣地，又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造就大批党政军领导骨干的大课堂。

六、对保存我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留守机构和人员被赋予领导南方游击战争的职责。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以项英、陈毅等负责，统一领导中央苏区以及其他一些苏区的留守斗争。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造就了一批英勇善战的干部，保存了一支经过严峻考验的骨干队伍，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12］P393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留守机构和人员直接或间接领导了多块游击区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分局遵照中央的指示，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率红二十四师一部在原中央根据地穿插游击，指导各地工作;同时派负责干部到各游击区领导斗争。1935年3月底，中共中央分局项英、陈毅以及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约300人，先后到达赣粤边地区，同以李乐天为书记、杨尚奎为副书记的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军分区率领的游击队会合。他们采取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高潮的方针，在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地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央分局还派赖昌祚到瑞金任特委书记，领导闽赣边地区的游击战争;派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红二十四师一部去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坚持斗争。［13］P405皖浙赣边、闽粤边、浙南、湘南、湘赣等游击区，也受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留守机构或人员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之，在南方八省15块游击区中，受中央革命根据地影响的游击区无疑是最多的。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留守机构和人员对于新四军的组建发挥了最重要的领导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项英、陈毅等根据时局的变化和党中央的指示，自觉地担当起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保存并改编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的领导重任。这种作用是别的地方和别的领导人取代不了的。与中央革命根据地有关的红军和游击队在1938年1月改编为新四军第一、二支队。第一支队下辖第一团(由湘鄂赣边游击队编成)和第二团(由湘赣边、粤赣边及赣东北游击队编成)，共2300余人。第二支队下辖第三团(由闽西和闽赣边游击队编成)和第四团(由闽西、闽南和浙南等游击队编成)共1800人。当中共中央和我军主力还在西北的时候，以原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就成为我党在南方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其中，由原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和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和最好的抗日武装之一，对于保存我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七、对形成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苏区精神主要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培育。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事业培育伟大的精神。在长达数年的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这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前承井冈山精神，后启长征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苏区精神是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共有的精气神，既源自各革命根据地的共同培育，又在各革命根据地都有所展现。但是，在各革命根据地中，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具代表性，无疑又是苏区精神的主要来源和集中展现地。

苏区干部好作风主要形成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苏区干部好作风是苏区精神在苏区干部群体中的外在表现，也以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的形成地。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有多种概括，其中最实质的内涵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联系群众、一心为民，模范带头、艰苦创业，勤俭节约、廉洁奉公等方面。“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这首当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广为传唱的山歌，既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生动写照，也是苏区人民对苏区干部好作风发自内心的称颂。

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主要形成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体现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为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然要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使广大党员和干部从中获取精神力量，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思想品格，培养浩然正气，从而更好地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防止和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1］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11－05.

［4］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5］沈谦芳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第2册［Z］.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6］杨奎松.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7］余伯流，何友良.中国苏区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8］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The Historical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Central Revolutionary Base

SHEN Qian－fang HUANG Zong－hua
(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Jiangxi Provincial Committee，Nanchang，Jiangxi 330006，China)

Among the revolutionary bases created by the CPC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the Central Revolutionary Base w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nd played a role of the most importance.This is embodied in the fact that it played a role of the most importance in founding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forging and maturing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exploring the revolutionary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rimarily forming Maoism，the Party’s learning the art of governing and the art of war，maintaining the Party’s strategic pivot in the south，and forming the Party’s good tradition and work style.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better studying the historical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Central Revolutionary Base has an important meaning for carrying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commemorating the revolutionary martyrs，and bringing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party history into real play.

Central Revolutionary Base;historical role;historical function

D23

A

1674－0599(2012)01－0052－07

2011－12－22

沈谦芳(1965—)，男，安徽岳西人，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黄宗华(1976—)，男，湖北宜昌人，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副调研员，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责任编辑:贺文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