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奉天(及沈阳)①1929年2月，国民政府改奉天省为辽宁省，奉天市为沈阳市，所辖区域不变。拙文亦以1929年为分界线区别前后名称。但有些贯通九一八事变前的涉及省籍或学校所在地的论述，以奉天出现当亦有涵盖辽宁、沈阳的意味，为行文流畅，不再一一注明。时期的东北大学与奉系地方势力有着紧密的关系，东北的政治环境似乎也赋予其特殊气质，因而深入研究是时东北大学的发展生态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切入1920年代奉系东北的新视角，这较之就政治言政治或就教育言教育或许会有些新的意义。目前学界关于奉天时期的东北大学的研究多强调东北大学的稳步发展与地方政权(尤其是张学良)的大力支持;尽管对于该校与东北地方势力的关系及其发展态势有所涉及，但似乎多着眼于史事之叙述，而未能探讨其内在的深层联系②参见王振乾、丘琴、姜克夫编:《东北大学史稿》，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张馥:《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流亡学生(1931—1946)——以东北大学、东北中学、东北中山中学为中心》，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6年。。因而笔者拟对是时东北大学的发展生态加以探析，从中管窥东北地方势力及其内部发展态势对该校的影响，以深化我们对奉系东北的认识。

一、东北大学的创办之争与奉天主导地位的确立

东北大学是由奉系地方势力在1923年创建于奉天，但在整个九一八事变前的8年间，东北大学学生省籍比例极不均衡，呈现出奉天籍学生一省独大的局面。

1923年7月，东北大学举行第一届新生入学试验，计取文法理三预科各二班、工预科三班，益以黑省选送学生合为三百十余人。惟吉林当时未能合办，亦未考送学生③《校史》，《东北大学一览》(1926年12月)，民国资料，辽宁省档案馆藏，案卷号:806。。根据1923年12月的东北大学学生履历清册，该校是时计有学生299人，其中奉天省籍者275人，黑龙江省籍者21人，其余三人为江苏、哲里木盟、吉林籍者。在全部学生中奉天省籍者约占91.71%，东三省籍者约占99.33%①《东北大学各科学生履历清册(1923年12月27日)》，奉天省长公署档案，辽宁省档案馆藏，全宗号:JC10，目录号:1，案卷号:22798。数据为笔者统计。。可见，奉天省籍学生在建校伊始就已在该校中占据了绝大多数。

又据1926年的《东北大学一览》，是年该校学生共561人，奉天省籍者522人，吉林省籍者11人，黑龙江省籍者22人，余下来自关内5省省籍者仅6人。在全部学生中，奉天省籍者约占93.05%，东三省籍者约占98.82%;吉黑两省籍学生仅约占5.77%②《东北大学一览》(1926年12月)，民国资料，辽宁省档案馆藏，案卷号:806。数据为笔者据该刊物所载学生省籍统计而得。。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是时该校实际上是以奉天省籍学生为主的地方性大学。

1928年，东北大学入学新生537人，其中，奉天籍505人，约占新生总数的92.18%;吉林籍14人，黑龙江籍4人，热河籍3人。东北四省籍学生计为526人，约占新生总数的97.95%。此外，河北籍3人，山东籍2人，江苏籍2人，福建籍2人，浙江籍1人，广东籍1人。非东北籍学生仅约占新生总数的2.05%③《东北大学十七年入学新生姓名履历清册》，奉天省长公署档案，辽宁省档案馆藏，全宗号:JC10，目录号:1，案卷号:22770。1928年东北易帜后，热河划入东北势力范围，此后多称“东四省”。。又据东大学生李宗颖回忆:1928年，“张学良将军为适应当时的学制，招收高中毕业生，不再经过预科。他急于培育大批人才，虽非中学毕业生，具有同等学力者亦可报考。不分籍贯，全负学费。东北学生当然占绝对大多数，也有一些关内学生被录取者。”④李宗颖:《略述东北大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8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页。综合上述材料，1928年以后东北大学招生规模当开始扩大，但应仍以东北籍学生为主。

据1929年10月《东北大学年鉴》载:是时东北大学文、理、法、工、师范五院及附中共有学生1，456名，除去附中六级196名，大学部分计有1，260人⑤《东北大学年鉴》(1929年10月)，民国资料，辽宁省档案馆藏，案卷号:808。。至1931年，该校在校生人数达1910人⑥吴相湘、刘绍唐:《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4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30—31、34—35，31页。。

根据前述东北大学学生数据，在奉天时期，该校学生人数大体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态势。此外，在1931年全国在校专科以上学生中，辽宁籍计3，003人，吉林籍865人，黑龙江籍327人，热河籍84人⑦吴相湘、刘绍唐:《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4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30—31、34—35，31页。。可见，在全国范围内，东北籍专科以上学生的主体仍然是辽宁籍学生。辽宁籍学生的人数较多，一方面当为靠近平津地区的地理优势，这使得辽宁籍学生求学于平津大学十分便利。胡适曾撰文指出:“北平天津是整个北方的文化中心，尤其是北平。”“北平在教育上的影响，一面远被西北，一面远被东北(民国初年至今，北京各大学的学生总数中，东北各省占第一第二的地位)，实在是北方的教育中心。”⑧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1933年5月29日)，《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册，第4页。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东北大学的兴办与飞速发展，亦使得辽宁籍学生就学的几率大增，考之于此前东北大学的辽宁籍学生的主体地位，该校的辽宁籍学生在1929—1931年间当仍居于主体地位。

可见，在奉天时期，东北大学的学生籍贯始终是以东北籍为主，但在东北三省(或四省)内，则主要以奉天籍学生为主。这种奉天籍学生一省独大的情况，凸显了是时奉天省教育的发达程度。实际上，是时奉天的教育水准在东北三省确是居于首位的⑨参见齐红深主编:《东北地方教育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0—184页。。苏云峰在其研究中亦曾指出:在东北地区，“奉天(辽宁)是本区教育最发达的省份，其初等学生人数可与江苏、浙江学生相颉颃，而吉林、黑龙江与热河三省，则非常落后，与甘肃相去无几”(10)苏云峰:《中国新教育之萌芽与成长:1860—1928》，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223—226页。。

奉天籍学生在东北大学一省独大的局面是民国时期的省立大学或国立大学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即学校所在省份的学生在学生总人数中占较高比例;但一般情况下，毗邻省份的学生也应具有一定比重。东北大学位于奉天，主要面向东北招收学生，奉天籍学生比例较高是正常的，但其他省份中，吉林籍学生寥寥无几实在与一般情形不合。事实上，这种学生籍贯的比率并非东北各省教育水平的实际体现。在是时的统计数据中，中学方面，辽宁发轫最早，规模较大，吉林相比逊色不少，黑龙江更为滞后。1926年，辽宁省有中学共计74所，学生13，249人;吉林有中学计22所，学生2，754人;是年黑龙江因中等教育不发达，数据欠缺。至1929年，辽宁有中学122所，学生22，153人;吉林有中学34所，学生4，975人;黑龙江有中学7所，学生计918名①吴相湘、刘绍唐:《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2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288—290，366—368，470—472页。。师范学校方面，1926年，辽宁有72所，学生4，794人;吉林有7所，学生1，166人;黑龙江数据欠缺。至1929年，辽宁有学校98所，学生7，947人;吉林有6所，1，223人;黑龙江有学校3所、讲习所11校，学生1，208人②吴相湘、刘绍唐:《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2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288—290，366—368，470—472页。。小学方面，1926年，辽宁有学校9，388所，学生603，273人;吉林有学校1615所，学生100，109人;是年黑龙江数据欠缺。至1929年，辽宁有学校10，115所，学生666，459人;吉林有学校1575所，学生114，846人;黑龙江有学校458所，学生23，592人③吴相湘、刘绍唐:《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2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288—290，366—368，470—472页。。由上述数据可以发现，1926—1929年间，吉林在小学、中学与师范教育方面较之辽宁要逊色很多，但大体好于黑龙江省。若按学生比例分配大学学额，当不致出现奉省独大而吉省学生寥寥无几的现象。

奉天籍学生在东北大学的一省独大与吉林籍学生寥寥无几的局面在更深层面上体现了东北内部各省间的微妙关系。详察东北大学筹办过程中的三省互动，可以发现，奉天省在创设该大学中的主导地位在筹建时即已体现。

东北大学之创设，首倡于奉天省教育厅长谢荫昌，原拟“联合吉黑两省”④《奉天省议会为表决通过建议联合吉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案给奉天省长》(1921年10月29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年，第640页。。奉天省议会通过后，1921年11月9日，王永江为解决该大学的长期经费问题在给省议会及吉林、黑龙江两省省长咨中指出:“原案理由固甚充足，惟兹事体大，非有确厚之财力，恐难办成，即办成亦恐徒有大学之虚名，而难收大学之实效。应由三省教育厅长先将校费问题会商解决，再行呈明核夺，本兼省长并非反对原案，盖无米之炊巧妇难为，为防止将来财力不充，虚靡无补，慎始即所以图终。”⑤《王永江为请核议创办东北大学案给省议会及吉林黑龙江省长咨》(1921年11月5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3册，第644页。王永江所论可谓切中要害，但其他两省对此事似乎自始即不甚积极。黑龙江省省长吴俊陞复函说:“此项学校规模宏阔，需费浩繁，非有雄厚之资财难作永久之计划。而筹摊校费更应以三省财力为先决问题，兹就江省而论，近数年来财政艰窘达于极点，目前既恐经始之为难，后此更虑继续之无力，倘或废于中途，莫如慎于始事。详绎奉省原咨慎始图终之义，洵为谋深虑远之言，所有该项学校，揆度江省现在行政情形似可暂缓筹办。”⑥《黑龙江省长吴俊陞为财力艰窘请缓办东北大学给奉天省长咨》(1922年1月19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3册，第664页。黑龙江省自始即提出“根据财力分摊校费”的原则，而措辞之间也流露了对此事缺乏兴趣的意向。此后，因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东北大学筹设之议遂中止。

直至1922年10月21日，王永江乃将《东北大学组织大纲》咨送吉黑两省。王氏称:“现值三省提倡民治、需用人才之际，前项最高教育机关更属迫不容缓之图，当即遴委专门人员，组织东北大学筹备会。迭经讨论拟订计划书，以为分期进行之标准。惟兹事造端宏大，头绪纷繁，其最关切要而应提前解决者厥为经费问题。”其所附《组织大纲》规定:“东北大学学额，奉天占十分之六，吉林占十分之三，黑龙江占十分之一……其开办设备费及经常费亦照此标准分任。”“东北大学校务以奉天省署为主管机关，其重大者随时函知吉江省署查核。”⑦《奉天省长公署为送东北大学组织大纲给吉黑省长公署咨》(1922年10月21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年，第88—89页。王永江为政雷厉风行，他认定创设东北大学之议刻不容缓，遂由奉省设立筹备委员会，制订大纲，并拟订学额与经费摊派比例。该大纲规定学额将以奉天省为主，并明言将以奉天省署为主管机关，如此则吉黑两省徒负经费，而无参与管理之权，此种合作可谓费多而惠少。

吉林省署或则不愿为此费多惠少之事，但又不愿得罪王永江，于是迁延日久。1923年7月11日，吉林省长王树翰在致王永江的电文中低调地表示:“教育厅查复，据称查东北大学招生一案，业经遵令布告，惟为各中学本年秋季毕业生广其升途起见，已将报名日期展至七月十八日截止，将来应考人数究有若干，尚难预定，容俟报名期满，再行详确具报。”①《省议会筹建东北大学等情形》，奉天省长公署档案，辽宁省档案馆藏，全宗号:JC10，目录号:1，案卷号:2812。另一方面，吉林按计划“令教育厅招考以便于八月一日送赴奉天会同奉黑两省初试学生复试”②《东北大招生简章》，《盛京时报》1923年7月20日，第4版。。

至1923年7月15日，奉省已不甚客气地致电表示:“咨商贵省摊款合作办法，现将招生开办，贵省意思究竟如何，若不愿合办，即可不劳招生，如愿合办，请速咨复摊款办法，兹事体大，请勿两误为要。”③《奉天省长公署致吉林省长公署电》(1923年7月15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第229页。两日后，吉林省长公署在复电中称:“此案早经行厅议复，并迭次召集各主管官厅会议，迄无解决办法，以致延未咨复。来电曷胜悚歉，但吉省款既难筹，学生报名应考者又复寥寥无几，合办虑难作到，还祈鉴谅是幸。”在吉林复电旁有一批语:“吉林既不愿合办，即速电其无用招生，并告大学亦不收吉省学生。”④《吉林省长公署复奉天省长公署电》(1923年7月17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第229页。此批语或即出自于王永江。于是，关于两省合作办学之事最后以奉省的电文终结。在7月18日的复电中，奉天省署直截了当地表示:“大学事吉省既不愿合办，即希毋庸招生。”⑤《奉天省长公署致吉林省长公署电》(1923年7月18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第230页。两省省署之间的公文，竟然一方不客气地质询，另一方满怀悚歉地解释，于此亦可见奉吉两省地位之差别与奉系内部官场生态之一斑。

吉林拒绝加入后，“东北大学经费，由奉天黑龙江两省，按九与一之比分别摊款”⑥郭民任:《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前前后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10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4页。。其学额当亦参照此比例，因而形成了奉天籍学生的一省独大与吉林籍学生的绝对少数的畸形现象。

实则在20世纪20年代的东北三省(或四省)中，奉天为首省，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皆为各省之冠。在三省中，奉天财政收入居首，吉黑均处于接受奉省补助的地位⑦参见《东省财政之状况》，《盛京时报》1924年1月11日，第4版。。王永江与是时吉林省长王树翰虽皆为省长，地位差别却甚大，王永江乃张作霖倚重的大吏，授以治理奉天之大任，在奉系决策中王常有左右大计之作用，这些都不是王树翰所能比拟的，于是才有前面所述的公文如同私函般的颐指气使。

自筹建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奉天发展时期，东北大学始终是按照九与一之比例由奉天与黑龙江两省摊款办学⑧除两省外，据笔者所见，东省特别区和日本方面亦曾有经费资助，东省特别区在1928年后似亦加入摊派，但所占比例似皆不大。，其经费收支亦被纳入到奉天省财政厅的管辖下。因此，从经费摊派到校务管理以至学额方面，奉天省的首省地位都得到充分的体现。黑龙江省不过扮演了一个协款的附从角色，吉林省则被完全排除在外。

东北大学学生牟金丰关于奉天、吉林两省争夺东北大学的纠葛的记述，亦可佐证奉、吉两省在奉系集团内部的强势与弱势的对立以及竞争，这反映了奉系集团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层次或圈子。

牟金丰1926年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英语组预科，“那时，文学院外国文学系设英语、俄语两科，称为两个组，每组只招一个班，每班55人，在我们英语班的55人中，有40名是从奉天省考入的，另15名是留给黑龙江省的名额，唯独没有吉林省的学生。”“那时，东三省中等学校教学质量的情况是:奉天省最好，吉林省次之，黑龙江省最差。”牟氏解释了吉林省一名也没有考中的原因:“原来，在东北大学初办时，在校址的选择上，吉林省同奉天省发生了争执。奉天省以其教学实力雄厚又兼是东北的文化中心，坚持把大学办在奉天;吉林省则以长春位于东北的地理中心，对于南北两方面学生上学都很方便，坚持把大学办在长春，双方争执不下。当时，只有黑龙江省没有参加争论，因为他们考虑到，无论怎么争，也不能把这所大学争到黑龙江省，于是，他们抱定了设在奉天或吉林都认可，要多少钱就出多少钱的主意。后因大帅府设在奉天等多种原因，吉林方面拗不过，而终把东北大学设在了奉天。吉林方面的张作相在一怒之下，退出了联合办学，不予出资，并着手筹划了单独创办吉林大学。这样一来，东北大学成了奉、黑两省联办的大学。”“基于上述原因，东北大学办起来之后，在学生的收费上，对吉林省实行了不均等的政策。由奉天、黑龙江两省入学的学生，每学期收学费20元;而对吉林省的学生，则每学期收学费40元。其他一切费用，照例加倍。为此，吉林省籍的学生，多半是越过奉天去关内上大学，而不去报考东北大学。”①牟金丰等:《回忆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大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九一八前学校忆顾》，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61页。

对奉天的首省观念，曾任教于此的吴宓评价道:“(东北大学)省见甚深，事事以奉天为范围。奉天固一小独立国，而东北大学直省长公署附属之一机关而已。”②吴宓:《吴宓日记》第2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98页。曾长期负责东北党务的东北人士齐世英对东三省界限亦有深刻的分析，他指出:“东北本只有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但界限很深:辽宁人口最多，教育程度也高，等于处于统治地位;吉林次之，也出过不少人才;黑龙江人口最少，较为落后。辽宁人至吉林有点神气，到黑龙江更不用说，黑龙江人虽较老实，也不乐意，更何况是吉林，所以吉林人与辽宁人之间的界限更深。”③沈云龙、林泉、林忠胜:《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274页。

吉林大学筹设中亦折射了类似问题。刘凤竹在1923年就有在吉林建设大学之议，吉林“教育厅长对此事颇表同意，惟迩来奉天有东北大学之筹设，法校改组与东北大学之筹设有此冲突是一问题”，因而“关于此事正在考核中”④《法专改组之问题》，《盛京时报》1923年3月31日，第4版。刘风竹拟在法政专门学校基础上改建吉林大学。。该校之建设迁延日久，成效微薄，直至1929年才在长春建立。这与吉林自身的财力及其在东北奉系中的附从地位密切相关。王永江治下的奉天省正全力创办东北大学，对建设吉林大学自然热情不会很高，缺乏奉天首省的支持，建设吉林大学的困难可想而知。

吉林学生魏际昌的回忆，亦可佐证其时吉林省对奉天首省的不满态度:其时“奉天早已有了名贯三省的‘东北大学’，人家有人(校长由张学良兼，教授都是挖的北京大学的墙角，如国学专家黄侃(季刚)、古代散文家林损(公箨)等，全是高价特聘的名教授。这还说的只是中文系的)，有钱(在沈阳北陵新建的大楼，文、法、理、工、农五个学院占地五千余亩，实习工场农场、现代化的体育馆俱全)，又有学生(不限东北籍的，关内的学生也招收，待遇优厚以广招徕。高等教育嘛，还能分地区。其实是张学良为自己统治东北培养人材)”。“但是，‘哀兵必胜’、‘有志者事竟成’，吉林人不甘落后，管他‘三七廿一’的，到底把大学办起来了。具体到这一点上说，应该算是吉林帮对奉天帮斗争的胜利，然而也煞费苦心了，首先是钻了‘文教的事由吉林人自己办’的空子;其次是抬出来吉林督办兼省长张作相，让他当大学校长，‘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第三是就地取材、因陋就简，把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戴上帽子，扩大一下，(行政上也是旧班子，再加上一中、一师和教育厅的某些老人)便撑起了门面，挂上了招牌。学生呢?更好办了，应届毕业的吉林省中学、师范的高中和后期师范的学生，还有高等小学的教师(同等学历也行)。”⑤魏际昌:《回忆二十年代在吉林的读书生活》，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教育回忆》，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第11页。

奉天时期，东北大学中奉天籍学生的一省独大与吉林籍学生的寥寥无几的局面，既反映了奉天在东北的首省地位，又折射出奉系集团内部奉天与吉黑两省之间的矛盾纠葛。这种态势提示了在其时较为稳固的奉系集团内部存在着微妙的竞争关系。奉系内部以吉林为代表的省籍意识的增长，意味着以奉天省势力主导的奉系集团中各省间的不平等关系已经久为其他省籍者所不满。因此，各省间相对平等的合作或许是奉系内部各省间关系在未来发展中需要达致的一个目标，而这种目标的实现过程或许仍然将伴随着各省间的竞争。

二、东北大学的衙门化

东北大学于1923年创建后即以王永江为校长，王乃东大的倡建者，又是奉天省代省长。以王兼任校长，在学校方面，当可获得奉天地方之支持;在当局方面，以一省大吏兼任大学校长，也体现了他们对这所大学的重视，或者希望将该大学纳入到奉系整体发展的考虑之中。1927年11月，王永江病逝，其继任者为奉天省长刘尚清。刘继任不到1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即以奉系地方首领的身份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以奉天省长乃至奉系首领兼任校长，校长多不能全力于校务，因而容易导致校务拖沓，于是乃有指定代理人的做法。王永江任内后期曾以总务长吴家象总揽校务，吴乃成为东北大学首任校长代理人;刘尚清继任后，总务长由冯广民接任;张学良继任校长后，委任刘凤竹为副校长;嗣后，又废副校长之职，以宁恩承为秘书长。称谓虽不同，但作为校长代理人的身份是相同的。校长将校务委之于代理人的做法，使得实际主持校务的人对学校发展影响甚大。奉天时期的东北大学经历了三任校长、四任实际主持者，他们成为奉系地方与东北大学的联系纽带，因而，他们在校务管理中的作为直接折射了其时的东北大学与地方势力的关联①关于刘尚清治理东北大学之事，除少许回忆录和报章略有提及外，笔者所见史料极少。此外，吴家象、冯广民之相关史料亦甚少，因此关于上述三人之主持校务方面，难以深入论及，只能俟之来日或来者。。

因为东北大学由奉系地方势力创办，所以该校职员与地方官员间经常相互流动。首先，从校务主持者的履历与地位看，首任校务主持者为吴家象，吴卸任后，曾任辽宁省教育厅长，后成为张学良的重要幕僚，直至西安事变。第二任总务长冯广民卸任后，1927年前后任盘山县长，1929年任西丰县长②冯国成:《忆父亲的一生》，政协铁岭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岭文史资料汇编》第3辑，铁岭:政协铁岭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7年，第119页。。副校长刘凤竹，曾先后任职于北京政府教育部、民国大学、吉林法政学堂等处③参见郭民任:《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前前后后》，政协抚顺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抚顺:政协抚顺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1983年，第88页。。宁恩承1933年卸任后，曾调长冀察晋豫绥五省税务总署。其次，一些职员也在官员与学校职员间不断转换身份。建校初期，王永江曾将发明品发交东北大学理工科考验，因“往来需费时日”，遂委东大理工科学长赵厚达“兼充省署技正，以便考验一切”④《赵学长兼充技正》，《盛京时报》1924年2月2日，第4版。。而为将官员左耀先调任东北大学，王永江特致函杨宇霆称:“伊对于兄之待遇优厚，颇为依依，兄申以造就人才之大义，亦难久就学校之职矣，明日即令学校以办公事，请准其辞职来校任事。”⑤《王永江为准左耀先辞职到东北大学任职致杨宇霆函》(1924年8月)，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4册，第407页。该电文中王永江自称兄。1925年5月，工科学长左耀先改充金沟煤矿公司经理⑥《校史》，《东北大学一览》(1926年12月)，民国资料，辽宁省档案馆藏，案卷号:806。。这些职员职位的迁转，反映了该校职员与地方官员间流动态势之一斑。

而在宁恩承主持校务时期的一份按照官阶大小排列的《辽宁省县长以上官吏名单》中，东北大学秘书长在辽宁省政府官阶体系中的地位被清晰地展现出来⑦《辽宁省县长以上官吏名单》(1931年6月)，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1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年，第725页。。相当于代理校长的东北大学秘书长在辽宁省的官吏中处于较显赫的地位，仅排在作为肥差的沈阳关监督和省烟酒事务局长之后，而高于沈阳市长。

又据1926年《东北大学一览》记载，王永江在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时，“于省署选富于教育学识经验者为筹备员，前省议会议长李树滋、范先炬，前交涉署长佟兆元，清丈局坐办林成秀，前奉天关监督关海清，前教育厅长谢荫昌，政务厅长王镜寰，前高师校长莫贵恒，前省署四科主任恩格，二科主任兼高师教授吴家象，前高师教授汪兆璠、王之吉皆在选焉”①《校史》，《东北大学一览》(1926年12月)，民国资料，辽宁省档案馆藏，案卷号:806。又据东北大学筹备会的公文署名，该《校史》列名官员其时皆为实任。参见《东北大学筹备会通告开成立会》，奉天省长公署档案，辽宁省档案馆藏，全宗号:JC10，目录号:1，案卷号:2812。。由列名的筹备委员中可以发现，筹备委员非惟“教育学识经验者”，更多的是奉天省政府的各方大员。在13名筹备员中，直接与教育有关者仅为谢荫昌等5人，可见该大学之创建乃基于奉天省地方之支持，非惟教育问题。

与东北大学筹委会相似，宁恩承主持校务时期创建的东北大学委员会的名单中，既有张伯苓、章士钊等社会名流，又有本地有权有势的官员，如臧式毅、王树翰等权要，宁称之为“知识与权力配合”②宁恩承:《东北大学话沧桑》上，《传记文学》第55卷第1期，第47页。。或许这是地方势力创设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与权力的过度结合，使得该校的运作中过多地沾染了官场习气。这种氛围使得东北大学难以像普通大学一样发展，而是只能在奉系地方势力的认识范畴和驱动下发展。

王永江治校秉持其事必躬亲的为政之风，他“亲自主持聘请教授，遴选职员，拟定课程标准，草拟办事和招生细则等工作”③《王永江》，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21辑，沈阳: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第117页。。王这种躬身理事的做法，将东北大学的运行掌握在他的控制中，使得东北大学有效地获得了奉系官方的支持。在王永江任内，东北大学的各项事业迅速而有序地进行。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又容易使校务为繁琐的政务程序所羁绊而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并且王永江的教育理念似乎又有些急功近利，除东北大学外，“其他中小学或专门学校，扩充却稍有逊色，中小学尤差。王永江视中等以下学校为无用，因此对教育经费屡至减抽，每况愈下，有时竟摆升中等学校校长为县知事，影响各校职教员存有五日京兆之心。学校职教人员薪金更低于洋车夫之日中收入，致使一些人欲为谋生而奔走权门”④《王永江》，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21辑，沈阳: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第117页。。王永江轻视中等以下教育之做法对良好教育风气的树立十分不利，实则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若没有扎实、完善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受到制约。

张学良接任校长后的演讲颇能反映其治校理念。他表示:“现在敝人在名义上虽然是大学校长，然而我的学问方面，非常的幼稚，尚未受过大学教育。在年龄方面与诸同学相仿，所以，我对于大学校长的位置，很有抱愧的地方。而保安委员会曾以余之地位，推以本大学校长的重任，这不过勉强而已。”这表明他十分清楚自己不是校长的合适人选。他的大学认识也比较简单，仅强调体育和学问的重要;而关于读书与政治的关系，他则认为:“现在是为国家而求学的，所以必须持谨谨慎慎的态度，不要因金钱的引诱，失去了自己的人格，抛开学业而去干涉社会的政治与其他的机关。然而我不是说禁止大家关心政治，是使大家对于国家政治，应说则说，不然则不必去管，最好是安心读书。”⑤《张汉卿之东北大学训话词》，《盛京时报》1928年9月18日，第4版。关于张学良长校的风貌，亦可参阅马加:《北国风云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第71—75页。马著是一部以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农民与学生生态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该书在描绘东大校长张学良时，展现了张的提倡体育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其轻率、冲动的性格，作者马加称该书素材多为作者及其同代人亲身经历，因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关于马加创作素材的史料特点，可以参阅宝藏:《马加及其创作》，相树春、张振鹤、李格政主编:《我们走过的路》，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60—66页。张学良的说教反映了当局对读书与政治的态度，在张学良眼中，学生的本职主要就是读书。

校长由省长或奉系地方首领兼任，而实际政务由其代理人负责，这种体制对学校的发展是利弊兼有的。由于校长有较高的政治权势和社会资源，使得东北大学在校园建设与延聘师资等方面都能得到地方势力的大力支持。在筹备东北大学时，教育厅长谢荫昌考虑:“余以各会员虽禀承省长办事，然校长问题不解决将来实行诸多困难，况大学风声布后，三省学界之稍有资望者，其徒党咸思拥之以发展其部分之势力，万一纷攘达于焦点之际，海城闻之，奋其独断，派一顽旧之绅任其事，吾侪之辛苦计划将悉为之毁。”①谢荫昌:《演苍年史》，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8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71，73页。此处“会员”指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海城”指张作霖，张籍贯为奉天海城。此外，谢向某筹备委员分析王永江与校长人选的利害关系:“此职非特某君不能，即其才什佰倍于某君者亦不能也，苟能之王亦必摧毁之，以王之宇下不能有人森头角。”谢又进一步指出王兼任校长的好处:“王自兼之如雄骥之自驾于轭，不加鞭笞而一日千里，吾辈之苦心计划者转瞬即如荼如火，焜耀天空，教育界至民国而沉黯悲惨极矣，至是放一异彩，破涕为笑，不亦可乎?”②谢荫昌:《演苍年史》，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8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71，73页。此处“会员”指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海城”指张作霖，张籍贯为奉天海城。因此，谢力劝王永江出任东北大学校长，其后东大的发展也印证了谢的预测。对此，曾辅佐王永江管理东大的汪兆璠、吴家象指出:“王永江长校以后，在经营规划上煞费苦心，如大学经费之筹拨，教授薪金发给银元之规定，理工科大楼，文法科师生宿舍之修建，东北大学工厂之兴办，以及送学生分赴英、美、德各国研究文学、教育、政经、医学、农业、机械等，皆其荦荦大端，对于本省后来的发展，实具有相当的影响。”③汪兆璠、吴家象:《东北大学成立经过及其在九一八前的变迁情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8页。

曾任教于此的臧启芳亦回忆道:当张学良“第一次召集东大副校长各院长开校务会议时候，就宣布他愿捐家产三百万银元添建东北大学校舍，原来东大理工两学院是在沈阳北陵，文法两学院是在沈阳大南关两级师范的旧址，现决定以一年时间，在北陵添建新校舍，于十八年秋季不但要将文法两学院迁移过去，更增设教育学院，农学院，同时于十八年秋季招收新生。东大常年经费自十七年七月至十八年六月的一年已增至一百零八万银元之多，十八年至十九年的一年又增至一百卅万元，在当时虽南京中央大学的经费也没有这么多，张汉卿对教育的热心与重视确实值得称道。”“因此在十七十八两年间，东北大学的发展真是一日千里。”④臧启芳:《回忆》，台北:反攻出版社，1952年，第44页。

在吴宓笔下，1924年的东北大学“规模狭小，设备简陋，发展不易。为进取及树立声名计，颇不相宜”⑤吴宓:《吴宓日记》第2册，第274，281页。。不久，他又进一步认定:“东北大学，终嫌僻在一隅，发展难期，设备不周，不如清华地位之重要。”⑥吴宓:《吴宓日记》第2册，第274，281页。这应是建校初期东大的实际情况，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至1930年，“教育部报告”仍将东北大学划入省立大学中⑦《教育部成立二年来的工作概况》(193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28页。。根据此报告，国立大学多处在国民政府控制的东南地区和文化发达的华北地区，其例外者是成都的2所学校。而省立大学多为地方势力控制地区的大学，如东北大学、山西大学、广西大学等。但是时东北大学的综合实力在省立大学中遥遥领先，甚至与几所实力较强的国立大学比肩。据1931年的高等教育统计资料，是时的东北大学在教员、学生数量与设备图书方面已经具备了一所国立大学的规模，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一些有影响的国立大学。是年，东北大学的岁出与清华大学相当;学校的规模、课程、周课时量和学生人数在全国亦堪称前列，但教员数却远少于著名国立大学。这种现象既反映了这所新兴大学的强劲发展势头，又折射出该校教学方面的不足，而后者当更能体现一所学校的办学水准⑧《民国二十年度全国高等教育概况统计表》(193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252—255页。。

地方势力创办的背景，也使奉系官场政治文化被不自觉地移入到该校中。教员吴宓在日记中亦曾慨叹:“予到奉之时，所怀抱之理想与希望，已尽成泡影。盖不惟不能望此校之如意发展;且欲求此间为政简刑清，事少人和，俾予得闲居息影之地，而不可得焉。其故由办学者如汪悉鍼(即汪兆璠——引者注)学长，全不思大处落墨，目光及远，使东北大学成为全国之名校。而但知趋承上官，奔走逢迎省长(校长)。以办学为作官，视教员如僚属。虽一钱之微，或教员请假一二日之琐事，亦以请命省长为词。况其大者乎?故在此无所谓意见与主张，亦无处可容提议也。”①吴宓:《吴宓日记》第2册，第298页。吴宓这一番评语较深刻地揭示了1924年的东北大学的主持者沦为幕僚之弊病。对此，《盛京时报》1924年2月17、19两日曾连载一篇名为《对东北大之失望与希望》的未署名文章，评论东北大学创建后种种弊端及解决办法。其中有批评指出:“东北大学重要职教员多由官吏或公吏兼充，时人亦深致不满。诚以中国政界之‘无事’忙，足使兼职者敷衍了事。”②《对东北大之失望与希望》(逸名氏寄自熊岳)，《盛京时报》1924年2月17日，第4版。显然，时人对东北大学以官吏兼任职教员的做法亦持否定态度。

东北大学的“附属机关”角色并非独有，其时奉天省教育厅亦有类似作风。1923的《盛京时报》评价说:年来奉天之教育当局，执行的是“以当差为本位之教育方针是也，计划之得失非所计，唯长官之颜色是瞻”，并列举了因受王省长的指摘，教育厅长竟然无端撤换十余名校长的荒谬事件③《王省长指摘教育》，《盛京时报》1923年3月13日，第4版。。可见，东北大学主持者之幕僚角色实在是其时奉系官场的通病。

宁恩承评价他的前任刘凤竹“是位好好先生，长于仪表，短于应事及管理能力”。宁氏还称刘的办公室杂乱脏污，校园环境亦如其办公室。最能说明其处事能力的是刘氏开除农学院院长柳国明一事。两人因农学院经费问题结成私怨，刘凤竹一怒之下采用牌示办法开除柳国明，极尽侮辱之能事。张学良得知后亦认为刘凤竹太过荒唐④宁恩承:《东北大学话沧桑》上，《传记文学》第55卷第1期，第46页。。

宁恩承所言并非一面之辞，曾任教于该校的张忠绂亦指出学校毫无行政效率，而最显著的是图书馆。张忠绂记述道:“新设立的学校，图书不够，情有可原。但图书既未分类，乱堆在一起。编号的数字不贴在空白的地方，而贴在书名或作者人名上。馆长本是内行(武昌文华专科毕业)，但他只能叹气。原来图书馆职员全是副校长刘凤竹派来的，有出身工友，警察等类职务而一字不识的。这批人不是副校长的内亲，就是东北要人姨太太的弟弟或侄儿。不能查到的书，等于无书，这是管理图书馆的金科玉律。不过你若和这般职员讲，那岂不等于对牛弹琴。”⑤张忠绂:《迷惘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90，90—91页。张忠绂还进一步论定了刘凤竹的治校风格:“管事的副校长，不仅将学校当作他私人的财产，且以校中若干职位应酬东北要人，更利用行政权力与各学院院长作难。”⑥张忠绂:《迷惘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90，90—91页。刘凤竹的做法表明:副校长之职在其眼中，官僚角色当远多于办教育者之角色。

然而，刘凤竹的假公济私的做法不过是其时奉系官场风气的一个代表。1925年5月，刚刚迁任吉林长春电灯厂厂长的金毓黻在日记中记述了类似的情形:“吾人作一局面之事，不论大小，荐人者必纷至沓来，无法应付，此真无可如何之事也。近日余应付此事深感困难。”⑦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2卷，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1377页。

学校的官方背景也容易滋生校务人员的衙门习气。曾任教于此的萧公权回忆道:“文学院和法学院两位院长的政治色彩似乎比较浓厚。整个大学好像都带着一点官府的气息。”他还记述了在报到时遭到的冷遇:“我在天津动身以前曾电知法学院长臧哲轩(启芳)先生我到校的日期。到校的那天我去到法学院和总务处的办公室去接洽，都不得要领。最妙的是，当我说明来历并表示想见院长时，一个职员说:‘拿名片来’。我把名片递给他，一看上面只印有我的姓名，并无显赫的头衔，便把名片往桌上一扔，说‘院长不见’。最后我到工学院找着了惜冰兄，经他派员陪着我去见了法学院长，一切问题才迅速而顺利地解决了。”⑧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95页。其中，文学院长为周天放，惜冰即工学院长高惜冰，两人与法学院长臧启芳后来都脱离了奉系地方势力而投奔南京国民政府。参见王振乾、丘琴、姜克夫编:《东北大学史稿》，第18—19页。事件虽不大，但显然令其产生不良印象。这件事反映了其时该校行政人员的散漫的衙门习气，这种风气对东北大学的兴学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萧公权所记述的并非特例，张忠绂任教东北大学时，也有类似的遭遇①参见张忠绂:《迷惘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92页。。张忠绂还进一步分析了东北大学官僚作风的原因:“从一个大学的立场讲，真正业务方面的职权属于各学院院长，但在东北大学内，事务以及用人行政的权力却完全在副校长及其属下职员(非教员)的手中，诸如会计庶务等等。这般人若与院长作难，则院长的设施必将受其阻碍。换言之，业务的发展有赖于事务方面的合作。当日东北大学主持业务方面的院长都想将学校办好，但事务方面的主持人既无效率，又贪财好货，因之而各院院长无法作事，终被迫于1929年冬联袂辞职。这是主管长官(副校长)与事务人员不肖而影响到业务无法进展的一个好例子。”最后他失望地认定:“东北大学校内的‘政治’实象征全中国的政治。”②张忠绂:《迷惘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第91页。

三、结 语

东北大学是由奉系地方势力在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该校筹建之议一起，东北三省内部就形成了以各自利益为主导的不同“方案”。奉天省在东北大学中主导地位的形成与延续，是各省之间博弈竞争的结果。奉天省作为东北首省的强势地位是这一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吉林省被排除在外，一方面表明了吉林在奉系势力内部尚无法撼动奉天省的强势地位，另一方面，吉林自办大学等作为则表明:吉林省的自主与独立意识已日渐增长，吉林的力量已经发展到不愿为奉天附从之程度，在事关东北发展的问题中他们也要求有相当的“发言权”。

另外，东北大学的衙门化体现了奉系政治文化在该校中的延伸，这是地方势力创办教育的必然结果。在这一时期，国家处在军阀混战之中，奉系地方势力在参与关内争夺的同时对其地盘的发展亦有全盘的考虑，但其发展模式则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地方势力为谋长远发展方筹设大学，其治校之理念自然以其自身发展为依归，其所用人员亦当以信任之僚属为主。这些措置无可厚非，因地方势力之创办大学与教育家创办大学有本质之不同，其所着眼者当主要在地方之发展，而办教育者所着眼者当在人才之培养。

同时，东北大学的衙门化又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1928年任教于东北大学的萧公权曾评价道:东大“建筑尚属壮丽，内容却有待充实”③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第94页。。这句评语亦可谓中肯，创建仅5年的东北大学得到这种评价实属情理之中。“建筑壮丽”反映了王永江、张学良等奉系要人的支持使得该校拥有较好的办学环境，“内容有待充实”则表明该校内在方面存在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而这种不足当与地方势力的浸染关联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