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

民国初年史学研究真正出现令人瞩目的转型，当以梁启超 （字卓如，号任公）先生发表《新史学》一文为标帜，不过，一般论者认为，任公作为新史学的倡导者，仅具有鼓动家之责。新史学被体制化、制度化，似应以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以下简称史语所）为肇始，各路新史家汇聚其中，形成了一个强势阵容，对旧史学发起了全面挑战，至今影响力不衰。不过，细究其中主要人物如陈寅恪、顾颉刚、李济等人的治史主张，其研究取向和方法均颇有差异，似未完全达成共识，只能说组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联盟。1949年以后，新史学的研究风格统一由僵化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史叙事模式所取代，史语所联盟随着部分学者迁台而趋于瓦解，一度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20世纪80年代，随着僵化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政治史叙事模式的逐渐解体，史语所的治史风格被重新发现，并经由中国台湾学人的大力阐释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大陆学者从学术史的角度亦开始拾掇民国学统余绪，辨别学派源流，跬步趋鹜，相互援引，一时衍为风气。史学研究的另一变革路向则刻意回避上层精英人物与制度变迁诸话题，眼光向下寻究区域社会中的历史痕迹，再现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场景。虽然双方都强调呈现历史的真相，却各有侧重。治史中怀旧风潮的兴起源自对民国学统余脉的追索，区域史观察亦可溯源到20世纪30年代对不同地域民族、社区展开研究的民俗学、人类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