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

我们谈论民主，不仅是因为其有价值，更是因为其有实际效用。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高呼民主而现实中民主的制度供给不足，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价值层面谈论民主，从而使民主难以落地，有时甚至出现民主的灾难——谁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的民主性质？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追求民主，说到底还是因为民主有用。既然因为其有用而对其寄予厚望，那么就需要弄清楚民主这个工具能解决什么问题，或者说当下中国什么问题能用民主这个工具来解决，否则依然还是空对空。如果只在价值层面争论民主，这对当下的中国并没有多少助益。

转型社会的问题无疑是多方面的，我们只能就最紧迫的问题而论。第一，社会充满暴戾之气。在当下中国，许多人对社会现实不满，源自社会不公正，社会不公正则根源于官商结合下的权力垄断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利益集团化、集团利益的制度化，由此导致诸多社会矛盾。这是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如果这个判断准确的话，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民主工具去解决这个难题？第二，腐败严重存在。人们的不满不仅来自社会利益的等级化和制度化，还因为多方面存在的腐败，直接侵蚀着政治合法性。在中国，发生腐败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权力部门掌控的资源太多，寻租的空间太大。从披露出来的腐败案件看，各级、各种规模的腐败主要产生于行政审批和工程项目。如果腐败的根源是资源的国家化或集中化，那么又需要用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去减少资源的集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