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冬苗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外国语学院，郑州450011)

作为美国华裔文学界的后起之秀，雷祖威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1991年6月，他的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爱的痛苦》一经出版，即广受好评。不同于汤亭亭等作家以回顾历史来塑造华人整体形象为目的的写作，雷祖威在《爱的痛苦》中则通过讲述华裔的个体经历和内心世界来重塑华裔美国人的形象，他的文笔典雅、幽默，善于通过细微的心理描述来展现华裔美国人丰富的情感世界和普遍的生存状态。《爱的痛苦》中的华裔美国人，既不是一个完整的美国人，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人，他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空间中生活，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他总是生活在“之间的”(in－between)的某个地方。本文从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K．Bhabha)的“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理论来解析《爱的痛苦》中的人物形象及心理。

一、“第三空间”的理论及意义

如果说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基于“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那么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则基于对殖民话语的解构，强调了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改变了“东方/西方”、“己者/他者”的二元对立观念，建构了一个非己非彼而又亦己亦彼的“第三空间”。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1994)一书中，巴巴创立并阐释了“第三空间”的概念——“即非这个也非那个(己者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1］28巴巴的“第三空间，”强调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相互渗透，不是两种对立文化之外的第三者，而是通过“杂交(Hybridity)”的策略开辟出的一个“阈限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因此，离散的族裔只能处于一个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第三空间”，在本族文化和异族文化的对抗和交融中完成文化身份的认同。

巴巴认为，文化身份的认同过程就是进行文化翻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打开一片‘罅隙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一种罅隙的时间性，它既反对返回到一种原初性‘本质主义’的自我意识，也反对放任于一种‘过程’中的无尽的分裂的主体”［2］298。“第三空间”是一个以文化互动为基础的生产性空间，否定了本质主义的权威性，“今日文化定位不再来自传统的纯正核心，而在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处和疆界处。在那里，一种富有新意的、‘居间的’、或混杂的身份正在被熔铸成形。”［2］307通过“第三空间”这一批评方法，巴巴证实了殖民话语的不稳定性，消解了殖民话语的霸权，“还通过被殖民者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在殖民话语中间撕开裂缝”［1］107。

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正是林英敏(Amy Ling)所说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人，长期彷徨在中美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之间，漂泊在一个非此非彼的空间。他们亦可以充分利用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优势，积极地进行文化翻译，创造出一个即非美国也亦非中国的“第三空间”，建构一个跨越种族的文化身份。然而这一个非己非彼、在两者之外的“第三空间”却是华裔美国人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在他们身上，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相互对抗与交织，一方面传统祖裔身份在淡化，另一方面外来人的疏离感和焦虑在加剧。

二、“第三空间”的困境与焦虑

《爱的痛苦》这部短篇小说集，除《惊天动地》(Disturbing the Universe)外，其余十篇故事都发生在美国，主人公大多是男性，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过着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似乎已经融入到了美国社会之中。然而，他们的生活却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在美国文化语境中的成长，引发了与移民父母之间难以填平的代沟;他们结交白人异性，却无法维持持久的爱情和婚姻;他们对主流文化认同，但并不意味着被主流文化所接纳。社会、文化、情感和家庭的困境使他们深深地陷入痛苦和焦虑之中。

1．代际隔阂与冲突

成年后移民美国的父母们大多不能熟练地使用英语，无法适应和认同美国文化，固守自己狭窄的生活圈不问世事。在他们看来，在美国成长起来的子女们和其他美国青年一样，完全融入了美国社会，他们把美国文化视为正统，把英语视为母语，对汉语和中国文化则是生疏的。因此，语言沟通和价值观的差异——尤其是婚姻和爱情观的不同，是两代人隔阂和冲突的主要因素。在《爱的痛苦》和《生日》这两个短篇中，雷祖威描述了移民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隔阂与冲突，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价值观的差异和语言障碍。

第一个短篇《爱的痛苦》，讲述了一个移民母亲和儿子们的故事。母亲庞太太已经在美国生活四十多年了，一直讲广东话，坚持不学英语。儿子阿伟“自从上学读书后，我的中文词汇就不再增加了，和母亲谈话时我的中文太糟了。我的中文程度充其量才不过是个早熟的五岁小孩”。［3］4语言障碍是母子隔阂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儿子眼中，母亲“来自另一种文化，另一个时代，她习惯了针线和猪，还有马”［3］12。母亲“总是在菜柜里冰箱里塞满了食品”［3］2，到儿子家做客时带着装满食物的购物袋。母亲无法体会儿子的感情和失恋的痛苦，多次建议带儿子去香港相亲，“娶个中国姑娘，她会记得我的坟墓，带上食品和纸钱来悼念我的。”［3］13对儿子阿伟而言，母亲所作的一切都是那么怪异、不可理解。当阿伟不能理解母亲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时，他已经和中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了。但是，华人家庭的成长经历、父母日常行为的耳濡目染，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阿伟的行为方式。他体会到母亲在父亲去世后的孤寂，不顾女友的反对坚持和母亲住在一起。他怕母亲伤心，隐瞒了她最喜欢的小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他想给母亲翻译报纸，让她了解周围的世界，却因为汉语太差只能作罢。当女友和母亲发生矛盾时，他无法忍受女友对母亲的冒犯，总是站在母亲一方。

《生日》中的华莱士和阿伟也有着相似的痛苦。华莱士爱上了一个有孩子的白人女士，但遭到了父母的反对。父亲“不赞成独生儿子接收别人的家庭”［3］47，母亲也反对儿子和白人交往，她说:“狮子和绵羊的爱情只有一个结果。”华莱士的父母反对的另一个原因是语言沟通问题，他们不希望和儿媳妇靠打手势说话。在华莱士的父母看来，血缘是亲子关系的基础，婚姻的目的在于传宗接代和文化传承。而对华莱士来说，婚姻的基础在于双方的爱情和他与孩子之间的亲情。

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阿伟和华莱士会习惯性地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来衡量和看待周围的人和事，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无法进入任何一种文化的中心，只能占据两种文化边缘的空地，承受文化冲突的痛苦。

2．跨种族的爱情与婚姻

二代华裔男性所处的美国社会，虽然与他们父辈们所处的美国社会截然不同，但种族歧视的阴影依然存在，他们在很多方面仍旧遭受不公，因此他们期望通过与白人女性建立恋爱婚姻关系从而融入白人主流社会。在《爱的痛苦》、《触礁的爱情》、《生日》、《博若莱葡萄酒》、《社会学》和《搬场工》等短篇中，雷祖威一再触及华人男性和白人女性之间的两性关系这一敏感话题。这些短篇中的男主人公都是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熟知美国文化，英语流利，但他们在与白人女性的交往中却无一例外地遭受失败。

《爱的痛苦》中的阿伟和女友阿曼达的婚约，由于女方的移情别恋而解除，成了阿伟的心头之痛，阿伟与现任女友的爱情也因母亲的原因而日趋紧张。在《触礁的爱情》中，巴迪·拉姆是一个成功的华人设计师，有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和一个“既有个性，又有长相”［3］30的妻子库基。但是，巴迪却喜欢上了一个小他二十岁的已婚少妇米里亚姆，妻子库基也与他人偷情。《生日》中的华莱士也同样遭到了白人女性的抛弃。华莱士爱上了单亲母亲西尔维亚，与西尔维亚的儿子威尔比也相处甚好，为此与父母产生了分歧，结果希尔维亚离他而去，又回到白人前夫的怀抱。《博若莱葡萄酒》中的“我”爱上了白人女孩卢娜，却一直无法得到她的青睐。《社会学》中的亨利和妻子玛丽贝斯离婚了，两人租住的房子又被房东卖给了玛丽贝斯的追求者、亨利的同事——布林克利。当亨利识破了布林克利的计划时，极为愤慨:“喏，把我的家拿走吧，把家里所有的过去生活拿走吧;喏，把玛丽贝斯带走吧。”［3］111《搬场工》中的“我”为了挽救和女友苏西的感情，“辞去工作，告别旧友，抛开旧习，驱车穿过本州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3］113。然而不久，两人再起争执，苏西扬长而去。

在美国的东方主义话语中，华裔女性性感妩媚，颇具异域风情，取悦于白人男性;华裔男性则被女性化，不应对白人女性有所需求。雷祖威的故事似乎在暗示:华裔男性期待通过跨种族的婚姻融入主流社会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法侬在谈到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时指出，黑人生下来就必须承受“那个肉体诅咒的负担”［4］111，同样，华人的黄皮肤决定了他们在美国社会也必须承受“肉体诅咒的负担”。

3．两种文化之间的痛苦

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二代华裔同时生活在美国和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中，他们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但又不是地道的美国人或中国人，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之间，有一种无家可归的疏离感和失落感。他们在两种文化之间的痛苦，一方面是由于与移民父母之间的代沟，另一方面，也是最让他们痛彻心扉的，则是来自主流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因此，《爱的痛苦》中的大多数故事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这一点。

《触礁的爱情》中的男主人公巴迪·拉姆是一个身价百万的电玩设计师，有一个漂亮的白人妻子。然而在岳父母眼中，巴迪是“粗野的外国人”［3］30，“马戏团的畸形动物”［3］31，“说起话来无法无天”，矮胖的巴迪根本配不上他们的女儿，因此当女儿有了婚外情，他们不以为然，“听上去他挺不错:耶鲁毕业生，高个子，大胡须，在金融界里站稳了脚跟。”他们还劝慰女儿不要有犯罪感，认为女儿的行为“只不过是设法回归本性而已”。在《搬场工》中，“我”也遭受了同样的种族歧视。搬场工迟到了两个多小时，才把“我”和女友苏西订的家具送到，他们不仅不道歉，在没有下雪的情况下却把迟到的原因归为下雪。“我”知道他们的行为是因为“我”是有色人种，“如果苏西在的话，这些家伙会为他们的拖拉抱歉的;他们也会毕恭毕敬的”。［3］120在其他短篇中，涉及种族歧视的篇章比比皆是，在此不一一赘述。

三、结语

在《爱的痛苦》中，雷祖威用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华裔美国人在“第三空间”生存的文化困境，剖析了种族歧视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创伤。在《爱的痛苦》的最后一篇《遗产》中，雷祖威借主人公之口提出“第三空间”的生存策略:“这是缠绕在我的DNA中的谜，是我基因的最初颜色，它就是我的遗产。”［3］208从法律意义上讲，华裔美国人是美国人。在美国文化语境下成长，他们习惯了美国的生活方式，更习惯于用美国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去看待周围的事物，包括他们的移民父母固守的中国传统文化，然而他们的基因决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同样不能舍弃，他们在“第三空间”生存的痛苦也是无法逃避的。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给困境中生存的华裔美国人带来了启示——他们亦可充分利用“第三空间”的优势，综合利用两种文化，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跨越种族的文化身份，“敢于居住在一种罅隙性空间，居于正统的、传统的文化之外”［2］30。

［1］Bhabha H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New York:Routledge，1994．

［2］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初探［C］//文学理论前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杜，2005．

［3］雷祖威．爱的痛苦［M］．吴宝康，王轶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4］Fanon F．Black skin，White Masks［M］．Markmann C L，Trans．New York:Grove，1967．

［5］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