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艳红 伍 毅 陈 优 马开军 张晓东

57例涉嫌暴力犯罪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特征分析

肖艳红 伍 毅 陈 优 马开军 张晓东

目的探讨近十年纳入上海市刑事侦查总队的57例涉嫌暴力犯罪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特征。方法采用自编调查表，对符合入组标准57例的犯罪学特征、人口学资料及疾病诊断资料进行收集与分析。结果男性多于女性，非婚状态多于在婚状态，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多于高中及以上学历者，40岁及以下者多于40岁以上者，城市户籍多于农村户籍。37例定性为暴力犯罪，临时起意者多于有预谋者，且作案多无现实动机，暴力主要指向家人及熟人，且手段残暴者多见，同时又有近三分之一的暴力犯罪者将暴力指向自身。病种以精神分裂症居首，抑郁症或严重抑郁情绪者其次，应激相关障碍第三。结论精神障碍患者暴力犯罪具有无预谋性，突发及不可预测性，受疾病症状影响缺乏现实动机，自控力明显减弱，家人及熟人易成为其暴力指向对象，作案手段凶狠残暴，有慈悲杀人及过剩杀人、杀人后自杀现实。病种以精神分裂症居首，其次为抑郁症，再者为应激障碍，精神症状中以幻觉、妄想、抑郁、焦虑、易激惹危害为大。

精神障碍 暴力犯罪 犯罪特征

精神障碍者暴力犯罪、消极自杀、慈悲杀人，其后果非常严重，极具毁灭性，严重影响社会安全。本文就2002～2011年纳入上海市刑事侦查总队的57例精神障碍者涉嫌暴力犯罪案例为对象，并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分析精神障碍患者暴力犯罪的犯罪特征。现报道于后。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搜集自上海市刑事侦查总队2002年～2011年共57例有精神障碍者涉嫌暴力犯罪的记录材料(材料完备，内容详实)。纳入标准:鉴定诊断符合CCMD－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的诊断标准［1］;类型为涉嫌凶杀、伤害、强奸、抢劫和纵火。

1.2 方法 采用自编调查表，对纳入案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案例的犯罪特点、人口学及疾病分类特征;暴力犯罪有否预谋、动机、暴力指向，残暴程度;实施暴力犯罪的精神障碍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态、城乡差别;何种精神障碍、何种症状易于发生暴力犯罪。

2 结 果

2.1 涉嫌暴力犯罪精神障碍患者的人口学特征57例中，男性 43例(75.4%)，女性 14例(24.6%);在婚状态 20 例(35.1%)，非婚姻状态37例(64.9%);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包括中专)37例(64.9%)，高中及以上 17 例(29.8%)，不详 3例;≤40岁 37例(64.9%)，＞40岁 20例(35.1%);城市户籍 36 例(63.2%)，农村 19 例(33.3%)，2 例不详(3.5%)。

2.2 涉嫌暴力犯罪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特征比较(见附表)。

附表 涉嫌暴力犯罪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特征比较［例，(%)］

2.3 病种与犯罪特征比较 57例中，精神分裂症28 例(49.1%)，其中暴力犯罪24 例(85.7%)，纯粹自杀4例(14.3%)，24例中受幻觉、妄想支配暴力犯罪9例(37.5%)，因琐事争吵，患者自控力减弱，亲情淡漠9例(32.1%)，受现实动机支配4 例(16.7%)，动机不明 2 例(8.3%);抑郁症或有严重的抑郁情绪15例(26.3%)，其中纯粹自杀12例(80%)，杀人后自杀2例，杀人1例;应激相关障碍8例(14%)，其中杀人并自杀5例，自杀3例;酒精性精神障碍1例(1.75%)，杀人后自杀;器质性精神障碍1例(1.75%)，强奸后凶杀;吸毒所致精神障碍1例(1.75%)，定性凶杀;精神发育迟滞1例(1.75%)，定性凶杀;性心理异常1例(1.75%)，不慎自杀;急性妄想症 1 例(1.75%)，抢劫运钞车。

3 讨 论

本文显示，以男性、非婚姻状态、40岁以下、初中及以下文化者居多，男性以暴力犯罪为主，女性以自杀为主，与沅江红一致［2］。另外，城市户籍多于农村户籍，与既往报道不同，其原因可能与上海城市化程度高，精神障碍者所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大，以及城市居民法律意识强，善于寻求法律援助有关。

其次，精神障碍患者暴力犯罪具有无预谋性，突发及不可预测性，动机缺乏现实性，自控力明显减弱，平常口角极易成为凶杀的诱因，精神症状亦为主要暴力犯罪动机，家人及熟人作为精神障碍者的暴力指向对象居多，且精神障碍患者实施暴力犯罪凶狠残暴，直击要害，且有慈悲杀人及过剩杀人、杀人后自杀现象。

再次，病种以精神分裂症居首，且主要以暴力犯罪为主，大多为凶杀，主要以受幻觉、妄想支配杀人及因琐事争吵自控力减弱杀人为主要原因;二为抑郁症，本症暴力主要指向自身，自杀多见，并见有慈悲杀人现象;三为生活应激障碍，本障碍以自杀杀人为主，存在慈悲杀人及集体自杀现象。

四是精神障碍者暴力犯罪易于将暴力的矛头指向家人及自身，其中幻觉、妄想，尤其是命令性幻听及被害妄想危害极大。除此之外，精神障碍类疾病发病期间患者往往无自知力，治疗往往采取被动及强制就医的形式，加之社会及家庭带给患者本人的歧视、压力［3，4］，而且本类疾病又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及人格，使其变得没有自控力，缺乏亲情，漠视社会常规，并由此导致太多的负面情绪，如抑郁、焦虑、敌意、攻击、愤怒、易激惹。同时，作为精神障碍者的监护人，不得已对精神障碍者实施了违背患者本人意愿的决定，亦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与风险。

1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2 沅江红.64例精神疾病暴力犯罪司法鉴定分析［J］.中国民康医学，2005，17(9):517.

3 Crisp AH，Gelder MG，Rix S，et al.Stigmatization of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es［J］.Bri J Psychiatry，2000，177(1):4 ～7.

4 高士元，费立鹏，王向群，等.精神分裂症病人及家属受歧视状况［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19(2):82 ～85.

DF795.3

A

1007-3256(2012)02-0106-03

200090 上海市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肖艳红 伍毅 陈优) 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上海市现场物证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马开军 张晓东)

(收稿:201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