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译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湖北 武汉 430223)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实证研究

梁译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湖北 武汉 430223)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体现了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收入分配的比例关系，是涉及民生、拉动消费、启动内需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制定收入分配政策的基础和前提。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总份额中日趋减少，政府再分配乏力和第三次分配力量微弱的状况。

收入分配格局；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

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由初次、二次和三次分配体系构成。初次分配是国民新增财富在劳动者、出资人和政府之间的直接分配，二次分配是国家通过税收和保障制度对居民所进行的收入再分配，三次分配是非政府的社会性慈善公益行为所实现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完善的初次分配体系，能够平衡劳动者、出资人和政府三大经济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健发展。完善的二次分配体系，能够有效平衡居民收入差距与财富矛盾，特别是有效化解贫富两极分化冲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谐发展。完善的三次分配体系，是现代国家保障社会和谐、体现人性温暖的重要制度设施，是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应尽的人性道义与社会责任。

一、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状况

（一）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总份额中日趋减少

近年来，我国GDP的增长速度、政府收入增长速度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严重不符。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份额日趋降低，目前已降到最低点。以1996年以来的部分年限为例，按照收入法计算的GDP各组成项目比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所占份额分别从1996年的15.1%、16.7%、65.3% 变为2007年的17.6%、24.2%、57.0%，其中，居民收入下降8.3%，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分别增长2.5%、7.5%（见表1），这严重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份额偏低的原因：一是在初次分配中，企业利润侵蚀了工资，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二是这些年来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快速增长挤占了居民收入的增长。这种国民收入向政府集中的分配态势必然从收入分配的源头上限制或挤占居民收入份额的增加，对扩大居民消费存在着负面影响。

表1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格局 单位：%

（二）政府再分配乏力

政府再分配渠道包括税收和社会保障。两者从收与支的角度，通过“劫富济贫”实现社会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公平。而从居民收入的视角来看，所谓居民从再分配中获得收入，主要体现为从政府部门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包括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财政补贴等。据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在我国全部财政支出62592.66 亿元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804.29亿元，占比仅为10.87%。[1]目前普遍存在着居民缴纳的保险金额多于得到的保险支付的问题，尤其是失业保险、医疗保险长期出现大量结余。这表明：社会保险再分配给普通劳动者的份额严重不足，政府获得了大量税收收入，但却没有将这些收入充分地转移给居民，这使得居民分配份额不能有效提高。

（三）第三次分配力量微弱

在西方国家，慈善公益事业较为发达，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许多富人的财产被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到了穷人或弱势群体手中，客观上起到了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据统计，美国2005年慈善捐赠为2602.8亿美元，人均捐款额约870美元。而同年我国民政部直接接受社会捐赠加上其他社会慈善组织的捐赠款不到8亿美元，以上海为例，人均捐款仅为1.7元。而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我国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1]换言之，第三次分配格局远没有形成是我国社会分配不公矛盾日渐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我国当前不乏富翁，但捐赠显然尚未成为普遍的社会习惯和公众行为，因而居民从第三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极为有限。

二、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影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因素很多，主要涉及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本部分选取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的几个主要因素，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各因素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

（一）变量选取及解释

1.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情况的衡量。选取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和劳动报酬来衡量，分别记作RI、GI、EI和LR。国民收入主要拿来分配成三部分，给个人、公司和国家。国民收入的收入核算法是通过加总本国居民、公司和个人直接得自当期货物和服务生产的收入，即要素收入之总和。所以初次分配选择这四个要素作为衡量因素。

2. 国民收入再分配情况的衡量。选取个人所得税、政府转移支出来衡量，分别记作PIT和GTS。政府再分配的渠道，一是税收，二是社会保障。两者从收与支的角度，通过“劫富济贫”实现社会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公平。前者选取个人所得税为代表，它按负税能力的大小课税，对调节社会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意义重大。后者体现了政府财政转移支出水平，是政府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和社会保险福利等内容。

3. 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情况的衡量。选取社会捐赠来衡量，记作SD。三次分配又称道德分配，这一分配的程度高低，反映了社会的道德水平、价值观念和和谐程度；主要通过社会富裕阶层向社会或特定社会群体转移自身合法财产的渠道进行，包括捐赠私人名下的财富、放弃应得财产、出资建立公益项目等。

4. 被解释变量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本文选取国民收入总额来表示，记作GNP。

（二）样本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 1994~2008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等（参见表2）。模型的回归和检验过程都是由Eviews5.0完成的。

表2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影响因素各个变量的基础数据 单位：亿元

（三）模型的构建

1. 首先分别考查被解释变量与所选的7个因素的拟合情况，从而建立初拟定模型。可见，除X7外，其他6个因素均为Y的重要解释变量，它们分别都能解释因变量Y变化的90%左右。由于X7的可决系数值相对较低，故删除解释变量X7。同时，X1的可决系数值最大，因此选取X1作为进入回归模型的第一解释变量。结合数据初拟定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2. 模型检验及修正

（1）多重共线性检验

从模型结果看，可决系数R2=0.9999已相当高，X1、X2、X3、X4、X5、X6共同解释了被解释变量y变差的99%。F=35358.64，说明F检验结果高度显著。但大部分回归参数的t检验并不十分显著，在ɑ=0.05水平上，X4和X5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检验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参见表3），因为所有的相关系数都在0.96以上，说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3 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经上述分析，居民收入X1是影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最重要的解释变量，故依据另外5个解释变量与lnX1的相关系数值，按lnX2、lnX4、lnX3、lnX5、lnX6的顺序依次是这从模型中删除这些变量，直至得到一个满意的估计结果。经检验后得到的拟合效果最好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2）异方差检验

采用White方法对方程的异方差进行检验。得到White统计量的值TR2=4.3572<χ20.05(4)=9.488,不能拒绝同方差的假设，即此回归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符合同方差假定。

（3）自相关检验

采用DW方法对自相关进行检验，由OLS估计可知，DW=1.63，对于T=15，k=2，在ɑ=0.05的显著性水平下，dL=0.95，dU=1.54，由于dU＜DW＜4－dU，因此可以看出回归模型的残差中不存在自相关。

综上所述，最终的回归模型为：lnY=-1.4440+1.1726lnX1+0.0202lnX6。

（四）研究结论

本部分运用回归等方法，考察了 1994~2008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和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劳动报酬、个人所得税、政府转移支出和社会捐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这 7个解释变量都是影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因素，但其中居民收入和政府转移支出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经济意义主要为：居民收入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体现了市场分配的结果；而政府转移支出作为政府二次分配的重要手段，对国民收入分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可见，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需要依靠市场初次分配和政府再分配的结合；同时也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和社会第三次分配（慈善捐赠）对规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实际作用空间不大。

三、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对策建议

（一）初次分配的规范——分配体制的改革

初次分配是基础性分配，初次分配差距过大，很难通过再分配来得到平衡。在初次分配中，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继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为每个要素所有者提供足够的物质刺激和激励动力；同时，改变长期形成的个人收入抑制机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并加大对重点领域的监督管理。主要从四方面着手：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监督；加强对垄断行业等的收入监管；完善资源性行业收入分配机制。

（二）再分配的规范——公共财政的调节与监督功能

政府再分配职能很大程度上影响收入分配和贫困状况，成为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充分运用于缩小差距的手段。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的，就再分配的角度而言，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重点首先应改革公共财政体制，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结构，发挥公共财政在再分配领域的正向调节功能。应抓住政府财力丰厚的有利时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科教文卫领域的投资，加强社会保障的改革和发展，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重点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困难。

（三）大力引导三次分配——激励机制的建立

三次分配程度的高低，将反映社会的道德水平、价值观念和和谐程度。三次分配应遵循自愿原则，政府只能提倡和引导。这要求政府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加强思想舆论引导，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对于先富阶层，教育和引导他们增强社会责任感，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把积累的财富用于投资和发展，积极创造就业岗位，资助慈善事业；对于困难群众，引导和帮助他们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和技能，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实现脱贫致富。同时，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引导和组织社会各阶层关心和救助困难群众，推动形成各阶层相互关爱、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

[1] 庞凤喜．论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形成与个人所得税的地位[J].税务研究，2010，（9）：18-24.

[2] 杨灿明，郭慧芳．论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J]．财政研究，2009,（9）.

[3] 安体富，蒋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提高居民分配所占比重[J]．财贸经济，2009,（7）.

[4] 安毅．我国中长期税制改革研究[J]．税务研究，2010,（10）.[5] 田应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创新建议[J]．中共云南省党校学报,2010,（9）.

[6] 陈先森．推进安徽省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财政选择[J]．财政研究，2010,（11）.

[7] 黄凤羽．对个人所得税再分配职能的思考[J]．税务研究，2010,（9）.

[8] 杨宜勇，池振合．我国收入分配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J]．税务研究，2010,（9）.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attern of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LIANG Yi-dan
（The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223, China）

The patter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reflects the propor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between government, business, residents,which is a fundamental issue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stimulate consumption and expanding of domestic demand, which is also the basis and prerequisi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y. Nowadays, our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shows the dwindling share of the residents' income in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feeble government redistribution and weak third allocation. This paper selects seven explanatory variables, including the residents' incomes, government revenue, income, labor compensation, personal income tax,social donations and government transfer spending, we conducted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our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and results in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re the income and government transfer spending. So, the suggestion should be focused on standardizing initial distribution, redistribution, and the third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Primary Distribution; Redistribution; Third Allocation

F124.7

A

2095－414X(2012)04－0016－04

梁译丹（1988-），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民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