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永烈 |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逊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中国舆论总管”。

陈伯达（左）

陈伯达在接受采访时，回顾一生，不胜感慨：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我的记忆如有欠实之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气温剧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顶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他的儿媳小张当时在场：“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儿媳赶紧敲响隔壁老萧的门。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死前和他的儿子陈晓农、儿媳小张以及小孙子生活在一起。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石家庄的列车上——去看望他的母亲余文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