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海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大连 116023）

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聚内部竞合关系演进研究*
——基于双向嵌入观的分析

韩文海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大连 116023）

以双向嵌入观的视角，深入研究本地企业由外生性被动嵌入向具备内生性优势的主动嵌入转变的过程中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聚内部竞合关系的演进。在对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间竞合关系演进历程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将其划分为3个主要阶段，即垂直竞合阶段、水平竞合阶段及网络竞合阶段，并详细阐述各阶段的生成动因、演进路径及主要竞合模式。据此构建起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以期为我国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聚的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产业集聚;双向嵌入;垂直竞合;水平竞合;网络竞合

“嵌入”（embeddedness）的概念最初由国外学者Polanyi（1944）在《大变革》（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1］。以Granovetter（1985）为代表的经济社会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经济行为（个人或企业）受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是一种基于信任、文化、声誉等因素的持续进行中的社会关系［2］。后续研究中，有学者将“嵌入”的概念移植到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范畴，创建并完善了新产业空间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等新兴理论，强调经济活动及其演化路径应根植于特定制度文化建构的情境中（在区域化的制度文化情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并指出其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

一、理论回顾

近年来，从“嵌入”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产业集群演化的研究逐渐升温:Tichy（1998）划分出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并按照演化次序构建出一个整体呈倒U形曲线的理论模型［3］。Boari和 Lipparini （1999）通过大量案例研究，总结产业集群内部治理结构的演变历程，并划分为准纵向一体化阶段、纵向依赖关系阶段、纵横双向互动关系阶段以及网络层级关系阶段［4］。Humphrey和Schmitz（2002）从产业集群嵌入方式演化的角度提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4种方式:科层嵌入、市场嵌入、网络嵌入、准科层嵌入［5］。我国学者文嫮和曾刚（2005）通过对上海浦东IC地方产业网络与行业领先公司竞合互动从而快速获取成熟技术并实现“过程升级”的案例考察，证实行业领先者存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前提下推动地方产业网络实现非关键性升级的动力与可能性［6］。学者Pietrobelli和Samper （1997）在对意大利产业集群进行案例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对产业集群演化产生最大影响的核心因素是技术制度的变迁［7］。此外，Iammarino和McCann（2006）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角度对产业集群结构变化、演化模式与内在机理进行探讨［8］。黄爱华和姚英杰（2006）从集群根植性与集群升级两个角度，讨论跨国公司对于产业集群升级的诱因导向作用［9］。夏京文（2007）将“内生性”与“外生性”两个经济学概念引入基于FDI产业集群的嵌入性研究，指出我国产业集聚面临内生性缺陷问题［10］。聂鸣和周煜（2007）通过对国有汽车企业发展路径的案例研究，指出跨国公司通过FDI来实现全球价值链中生产环节的空间垂直转移并深入根植中国的制度环境，其诱因是中国渐进式的制度改革［11］。陈景辉和邱国栋（2008）提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产业集聚之间“双向嵌入”的观点［12］，并构建了理论模型。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集中于集群演化阶段的划分、嵌入方式的演进及相关理论框架，并存在以下不足:（1）对以“双向嵌入观”为视角的理论框架研究不足;（2）对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聚演进过程中的内部竞合关系及演进机制缺乏研究。基于此，本文以“双向嵌入观”为视角，探讨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业集聚内部竞合关系的演变。

二、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聚内部竞合关系的演进阶段

1.垂直竞合阶段

产业集聚内部竞合关系的初始阶段为垂直竞合阶段，其竞合驱动力一方面源自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分割的“催生”，另一方面源自东道国产业集群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内在需要。

按照产业竞争理论，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存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合作关系，但彼此间存在争价倾向，因此双方保持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均势关系。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合关系模式可以细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为紧密合作的供应链关系;第二种则为非供应链合作的松散型关系，依靠“权益合同”保持合作。所以，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合关系存在于契约约束的框架内，这里的契约指的是“古典契约”或“完全契约”。

我国外生性产业集群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集群与劳动密集型集群。两类集群都是跨国公司FDI过程形成的OEM锁定的典型，外生性嵌入一方面使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增速，另一方面也迫使集群的产业升级处于受控与锁定状态［10］。这种竞合关系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1）东道国产业集群只是跨国公司全球分割产业链条的一个“片段”，纵向竞合关系结构较为松散;（2）跨国公司对本地网络限于“经济嵌入”与“空间集聚”层面，缺乏技术层面、文化层面的竞合互动;（3）竞合关系缺乏文化根植性。在这种竞合关系中，跨国公司将攫取绝大部分利益，本地企业的竞合倾向性明显强于跨国公司。

2.水平竞合阶段

本地产业升级的迫切压力，必然会“倒逼”集群内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间竞合关系的转型:由外生性被动嵌入转型为内生性主动嵌入，集群内竞合关系也由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垂直分化演变为全球价值链各环节之间的横向分化。Humphrey和schimitz（2002）从全球价值链价值创造环境的角度提出了企业集群升级的4种途径: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5］。水平竞合的一种有效方式是技术购买（技术许可证），如韩国三星在经历最初的贴牌生产阶段后，通过购买美国专利技术成功转型，进入半导体行业;另一种可行策略是模仿式创新，如日本丰田对美国汽车全部拆卸之后对关键零部件进行模仿创新，形成后发优势。

由垂直竞合阶段向水平竞合阶段的转变，也是技术与制度变迁的过程:（1）本地企业内生优势的增长，使其具备与跨国公司进行技术层面竞合互动的比较优势。（2）水平竞合阶段实现由“市场驱动”向“学习驱动”转型，后者的知识传播与知识扩散效应明显增强，竞合效益的共同提升导致双方竞合倾向性明显增强。（3）从竞合层次来看，跨国公司嵌入产业集群本地网络由“经济嵌入”升级为“技术嵌入”，本地企业由OEM升级为ODM。Andersson、Forsgren和Pedersen（2001）在研究子公司的外部环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时提出了技术嵌入的概念，并且把公司绩效划分为组织绩效和市场绩效两方面，此后进一步把本地嵌入发展出业务嵌入和技术嵌入两个维度［13］。（4）集群内竞合网络除跨国公司、本地企业及地方政府三方外，还包括中间组织（中介组织、咨询与培训机构以及高校与科研机构等），从空间集聚向“功能集聚”转型。（5）跨国公司嵌入本地网络的文化根植性逐渐增强，由经济主导转型为社会属性主导的竞合关系模式。

水平竞合阶段的竞合关系模式强调长期关系的维系，是一种动态化的关系结构。竞合双方通过契约基础上的再谈判与再协商克服动态环境下的“结构不良问题”，具体的契约形态为“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良性的竞合互动体现为“不完全契约合意”状态。

3.网络竞合阶段

产业集聚内竞合关系演化的第三个阶段为网络竞合阶段。在水平分化的竞合互动博弈的基础上，跨国公司、本地企业、地方政府及中间组织之间形成动态演变的竞合网络。

网络竞合阶段的关系结构呈现出更复杂的特征:（1）本地企业内生性优势进一步提升，实现与跨国公司间更深层面的竞合互动，由“ODM”升级为“OBM”。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间竞合地位由比较优势变为“差别优势”①这里所说的差别优势是一个管理学领域的概念，不同于经济学领域所说的绝对优势及比较优势，强调有效性、难以模仿性及运作成熟性。。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竞合倾向性更为明显。（2）跨国公司嵌入本地网络由“技术嵌入”升级为“社会嵌入”。跨国公司在产业集聚本地网络治理中的深度参与提升了本土文化根植性，拉动了本地产业升级。（3）垂直竞合阶段集群内竞合体现为“链式经济”、水平竞合阶段体现为“块状经济”，而网络竞合阶段是二者战略耦合并良性互动的“多点竞合”关系结构，集聚模式也由“功能集聚”转型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价值集聚”，集群内产学研一体化创新体系初步形成，合作创新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必然选择［14］。（4）集群内竞合关系网络可以视为一个“密集知识场”，以能够分享隐性知识的相互信任为基础，网络节点密集性与制度稠密性程度最高，创新能力与竞合效益创造能力最强——核心节点与辅助节点间竞合互动交流的质量与数量直接决定核心企业创新能力［15］，属于以创新驱动为基础的“知识经济”。

在网络竞合阶段，集群内竞合共生网络可视为一个自组织网络、自学习网络及自治理网络。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间的竞合可理解为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和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综合作用的结果［2］。竞合关系维系的关键在于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约束机制——“关系契约”（relational contract）。在这一契约框架内，“关系嵌入性”及“自我履约性”有效克服竞合对象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关系契约对“关系性规则”的强调——包括“沟通、公平、诚信、柔性、团结”——适用于网络竞合阶段的关系结构，激发相互信任与长期合作的愿望。同时，对于“声誉”的重视，一方面是基于未来合作价值的考虑，另一方面是视企业声誉为投资未来的资本存量，作为竞合互动对象之间的约束机制。

产业集群内部竞合网络中的“结构洞”因素是影响这一阶段竞合关系的重要因素。根据Gnyawali和Madhavan（2006）的大量案例研究，处于网络结构中心的企业竞争倾向更为明显，处于网络边缘位置的企业合作倾向更为明显［16］。同时，“结构洞”的存在也对网络结构中的竞合关系产生影响——企业在竞合网络中所处位置周围的“结构洞”会对企业的竞合倾向产生正向影响。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双向嵌入观”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聚内部竞合关系的演变历程，并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见表1）。

表1 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聚内部竞合关系分析框架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群内竞合关系呈三个阶段演进:垂直竞合阶段、水平竞合阶段及网络竞合阶段;（2）三个竞合阶段中跨国公司嵌入本地网络遵循“经济嵌入—技术嵌入—社会嵌入”的基本路径，而本地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是按照“OEM—ODM—OBM”的顺序，经历了跨国公司具备“绝对优势—相对优势—差别优势”，由外生性被动嵌入到内生性主动嵌入的竞合过程。

本文研究结论的启示在于:（1）我国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聚的发展与演进可以以上述结论作为借鉴，采取最适宜现阶段国情的集聚方式; （2）就目前而言，我国沿海地区大部分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聚处于水平竞合阶段与网络竞合阶段之间，可以参照本文的观点对现阶段的嵌入方式、竞合模式与升级途径进行针对性调整，以获取最佳的产业集聚效果;（3）地方政府应通过对本地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聚所处阶段与现实条件的界定，扮演自身在集群治理中的相应角色，充分发挥应有的职能与作用。

［1］Polanyi K．The great transformation［M］．New York: Farra，1944．

［2］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2）:481－510．

［3］Tichy G．Clusters:less dispensable and more risky than ever［C］//Steiner M．Clusters and Regional Specialisation:on Geography，Technology and Networks London:Pion Limited，1998:226－237．

［4］Boari C，Lipparini A．Networks within Industrial districts:organizing knowledge creation and transfer by means of moderate hierarchies［J］．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1999，3（4）:339－360．

［5］Humphrey J，Schmitz H．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J］．Regional Studies，2002，36（9）:1017－1027．

［6］文嫮，曾刚．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地方产业网络升级研究:以上海浦东集成电路产业网络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5（7）:20－27．

［7］Pietrobelli C，Samper J．Measurement of Europe-Asia technology exchanges:a symmetry and distance［J］．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1997，24（4）:255－271．

［8］Iammarino S，McCann P．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industrial clusters:transactions，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spill overs［J］．Research Policy，2006，35 （7）:1018－1036．

［9］黄爱华，姚英杰．跨国公司在产业集群中的诱因导向作用［J］．特区经济，2006（12）:160－161．

［10］夏京文．我国产业集群的外生性、嵌入性与内生性缺陷［J］．税务与经济，2007（3）:14－21．

［11］聂鸣，周煜．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国有汽车企业的发展路径［J］．改革，2007（4）:32－37．

［12］陈景辉，邱国栋．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产业集群的“双向嵌入观”［J］．经济管理，2008（11）:6－11．

［13］Andersson U，Forsgren M，Pedersen T．Subsidiary performance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the importance of technology embeddedness［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1（2）:3－23．

［14］高宏伟．产学研合作模式选择的博弈分析［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41－146．

［15］刘芹．产业集群升级研究述评［J］．科研管理，2007，28（1）:57－62．

［16］Gnyawali D，Madhavan R．Impact of coopetition on firm competitive behavior:an empirical examination［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6，32（4）:507－530．

Research on evolution of inner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 of dominant industrial cluster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wo-way embeddedness viewpoint

HAN Wen-hai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3，China）

From perspective of two-way embeddedness viewpoint，the evolution of inner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 is deeply studied of dominant industrial cluster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process from exogenous passive embeddedness to initiative embeddedness with endogenous advantage of local enterprise．Based on systematic analysis on evolution process of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enterprise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it is devided into three main stages，namely，the vertical coopetition stage，the horizontal coopetition stage，and the network coopetition stage．Furthermore，the formation rootstock，evolution path and main coopetition mode of each stage are demostrated in detail．A theore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it，in order to provid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ominant industrial cluster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n Chin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dominant industry;industrial cluster;two-way embeddedness; vertical coopetition;horizontal coopetition;network coopetition

F 434

A

1674－0823（2012）03－0238－04

2012－02－23

韩文海（1983－），男，辽宁抚顺人，博士生，主要从事企业组织等方面的研究。

* 本文已于2012－06－02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DOI为CNKI:21－1558/C．20120602．1944．025，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20602．1944．025．html．

（责任编辑:吉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