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飞翔

中国当代为何不能产生思想大师

文/史飞翔

最近读到汤一介先生的一个观点，很受启发。汤一介在回答别人关于中国现在是否已经出现了思想家这一提问时，他断然称“中国现在还出不了思想家”。问及原因，汤先生称，这既有个人原因也有时代原因。个人原因是现在的学人国学基础、西学基础均不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些学问大家，且现今的学人勤奋努力也不够。社会原因就是缺乏一个适合学术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汤一介先生在一篇回忆他父亲汤用彤的文章中说，汤用彤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这之后就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学术著作。汤用彤晚年阅读了几百种佛学著作，写了大约四十万字、二十本的读书札记，但终于还是“劳而无功”。实际上1949年之后不仅是汤用彤一个人，而是一批老学者都没有写出过比较好的著作。冯友兰的学术地位是由新中国成立前的《贞元六书》奠定的，新中国成立后的著作包括《哲学史新编》都没有超越他以前的东西。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之后甚至走错了路。

钱理群在为其师王瑶逝世一周年所作的纪念文章中，也有类似的表述。王瑶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达到一个学术高峰后，此后便再也没有出现本应出现的新的学术高峰。以王瑶的胸怀、眼光、学识、修养，是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代“大学者”的，然而竟成了遗憾。对此，王瑶自己晚年曾惋惜地说道，50年代初，他一年写一本书，以后搞起“拔白旗”、“大批判”，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以致“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心有余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