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燕萍，姜 孟，陈丽慧

(四川外语学院，重庆400031)

一、认知语言学概况

(一)认知语言学的产生

20世纪语言学研究的基本状况是：前60年主要是结构主义，50年代开始从描写“语言是什么、怎么样”转向解释“语言为什么会这样”。认知语言学这个术语首先由Lamb1在1971年提出，其研究对象是大脑中的语言。但目前公认的观点认为认知语言学诞生于70年代末，在80—90年代取得了较大发展。

(二)认知语言学简介

王寅对认知语言学作出的定义是：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认知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1］。从他的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认知语言学致力于在描写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努力对其背后的认知规律作出统一的解释。这也是该理论最重要的理据。

认知语言学坚决反对形式语言学的观点，认为语言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句法也不是一个自足系统，语言的形式结构深受社会环境、认知机制、概念原则、思维方式等的影响，是基于人类自身的经验之上的。“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强调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心理学基础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心智主义、建构论;神经学观点是连通论。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反对乔氏用形式主义的、脱离身体经验的方法研究心智，而是对心智进行经验性研究。”［2］

(三)认知语言基本理论

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是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其基本特征是研究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是如何通过“心智范畴”(或“意象图示”)建立起来的。它重点研究了范畴化理论、CM和ICM、意象图示、认知语义学、心智空间、构式语法、隐喻认知以及相似性等方面。

(1)范畴化理论

认知语言学认为范畴是指在人们互动体验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在思维上的概括反映，是由一些通常聚集在一起的属性所构成的“完形”概念构成的。范畴与人们的类属划分密切相关，因此这其间必然要涉及人的认知，同样也不可能排除主观因素。因此，范畴是认知主体对外界事体属性所作的主观概括，是以主客观互动为基础对事体所作的归类。

(2)认知模型

认知模型是指人们在认知事体、理解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相对定型的心智结构，是组织和表征知识的模式，由概念及其间的性对固定的联系构成。CM具有体验性、互动性、完形性、内在性等特征。而ICM是指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说话人对某领域中的经验和知识所作出的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理解，这是建立在许多CM之上的一种复杂的、整合的完形结构，具有格式塔性质。

(3)意象图示

Lakeoff和Johnson提出意向图示是指人类在与客观外界进行互动性体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常规性样式，它们主要起意向性抽象结构的功能。它具有非命题性、概括性、抽象性等特征、去环境性以及无无意识性的特征。意向图示有七类：空间、等级、容器、力量、整体/多样、辨认和存在。

(4)心智空间

概念整合也称为融合理论，是探索意义构建信息整合的理论框架，它涉及心智空间网络动态认知模型合并的运作过程，概念整合对于我们如何学习、如何思维、如何生活发挥着中心作用。我们正是依靠概念整合来理解意义，不断创新发明，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概念世界，因此概念整合观也是认知语义学中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3］。

(5)构式语法

构式语法最核心的思想是形义配对体，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所形成的结构。可以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征单位构成的词是最小的构造。所有构式都是形(包括音位、书写)和义(语义、语用和语篇功能信息)的结合体，它们以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存储于发话者的心智之中。

(6)隐喻理论

隐喻是指从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域来认知生疏的、无形的、抽象的概念域，从而建立起不同概念系统之间的联系［1］。在传统理论上的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

二、对认知语言学的评价

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思想是我们对“现实”体验的种种途径和手段是通过人们自身对世界的经验而来的。在强调认知的同时主要强调了语言的“体验性”和认知主体的想象力，人们对事件的概念来源于使用者对世界理解。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来源于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具有动态性、可变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正是这种“现实—认知—语言”的基本出发点奠定了认知语言学成功的基础。

过去的20多年中，利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来研究语言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生机盎然，蓬勃发展。综合这些研究内容，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大都是在纯语言层面的研究，从语音、词组、句子到语篇等各个层次的研究都不乏佳作。例如在《认知语言学入门》和《认知语言学导论》上面介绍了很多这方面的实例。比如，传统上我们用旅行来解释生命，借战争来喻比辩论。在认知语言学领域，我们利用转隐喻理论从身体的部位出发，探讨其在语言中体现的各种现象，比如科学和政治中的隐喻研究等。在王寅2006年的书中，从原型范畴理论出发，从语音到语篇都做了及其详细的介绍。这种基于体验性的研究是十分恰当的，也有理可循，根据Dirk Geerarts在2006年的书中总结出的认知语言学框架图示(图1)很好地显示了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的基本立场，该图为语言各个层面的研究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图1 认知语言学概念构架［4］

然而，在认知语言学风风火火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居安思危，不可以沾沾自喜，应该正确看待其正面临着的危险，在笔者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Coft所说的“唯我性”，即过于强调大脑内部的东西［5］。当然，这并不是说认知语言学的基础是不可靠的，事实上笔者认为认知语言学确实提出了一种比形式方法更灵活、更具潜力的研究范式。只是想要获得更大的成就，认知语言学需要“走出大脑”，纳入语言的社会属性。从实质上讲，这与其“互动性”是不一样的，之前提到的“互动性”，虽然也强调了外部世界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只是为人们的理解提供了经验和常识，是人们形成认知的一种基础方式，强调外界的工具性质，而真正重视的依然是我们自身的理解，重视的是“体验性”，是主观化的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进行研究，正如Geerarts所说，“(认知语言学)研究大部分都是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即人们所说的去环境化”，因此认知语言学的未来发展将系统地在广义的认知功能领域中进行［4］。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学者早前就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了。比如Langacker在99年的书中就指出，要研究概念和语法结构的动态性就必然要研究话语和社会交互的动态性，而这一点无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必须扩大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以涵盖话语和社会交互等领域［6］。笔者也认为认知语言学想要进一步获得突破，我们除了继续前人的研究以外，更需要语言的社会属性方面汲取新鲜的营养。

三、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

(一)产生

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并于2007年在波兰克拉科尔召开的第十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上正式被确立为认知语言学分支［7］。而首次提出“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的是哥本哈根大学的Peter Haeder。他在由英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联合主办、布莱顿大学承办的“语言、交际与认知”大会上(2008年8月4-7日)明确提出了这个术语［8］。此外，Kristiansen和Dirven于2008年写了《认知社会语言学》一书，该书的问世可以说是印证了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这一研究动态，使得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真正开始受到关注。

(二)研究内容

Croft认为认知语言学可以通过吸收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某些基础内容实现语言的社会属性的研究目标。他认为，长久以来，在研究包括语言在内的人类行为上，社会和心理维度都是分离的，而为了更好地理解语言属性，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5］。事实上，在语用与认知语言学相结合的道路上已经有不少研究了，现在当我们说起认知语用理论、认知语用策略，也不再是特别新鲜的词组了。而这其中最突出、也最为成功的领域在概念整合理论的运用上，《认知语言学入门》一书上介绍了该理论运用于新闻、广告、谜语等的理解，对于几个例子都做了全面的分析和解释，笔者在此不做赘述。但是尽管其解释如此细致，这些研究仍然不足以使人满足，因为经过仔细推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对各种例子的解释依然是强调人们对该事件的理解过程的，而非语言的社会文化属性，究其本源仍然属于主观方面的研究，其中带有的语用特征事实上很少。因此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挖掘语言的社会属性，以此来填补认知语言学在更广泛的角度上的研究空白——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结合。

(三)研究特征

社会语言学是指我们在社会中研究语言。通常情况下，在社会语言学中，我们感兴趣的内容是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语言的结构和使用。该领域研究的是语言和社会之间，语言使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9］。众所周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内容包括语言的变体研究，比如标准语、方言、语域等，还包括语码转换，委婉语和禁忌语等。认知社会语言学，顾名思义，综合了认知语言学的认知取向和社会语言学的社会取向，关注认知的社会文化语境或情境制约性，把认知体验性的生理和物理环境发展到社会文化语境，把语言及其幕后认知的普遍性研究转向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语言(变体)与认知的研究，是认知语言学体验理论发展的里程碑［10］。这其中包含的两者的结合，不仅仅包括两者的和谐共处，更重要的是要使两者在研究中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概括起来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特征有如下几点：

(1)关注语言变体的研究，这是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最显著的、也是最突出的一点。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一体化在全球的发展，英语的使用范围在全世界不断扩展，因此世界英语变体研究成为促进国际交流的时代需要，不仅具有纯研究意义，而且也契合时代的发展需要，深具实用意义。社会语言学家卡齐鲁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圈模式目前在英语变体研究上备受关注。他把世界英语变体划分为三个同心圈：内圈、外圈和扩展圈。内圈是指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和新西兰英语这些作为母语使用的英语，外圈指如非洲英语、印度英语等制度化的二语变体，扩展圈指作为外语使用的、没有制度化的英语变体，如日本英语、中国英语等。［11］对于英语变体的研究，香港大学认知语言学家Hans-Georg Wolf和Polzenhagen Frank于2009年合著了《世界英语变体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World Englishes：A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一书，他们通过分析英语的英、美变体和非洲变体中亲属关系的隐喻概念化，强调社团群体意识的非洲集体主义文化模式和个体独立性的西方个体主义文化模式及其冲突，考察第二语言英语变体的概念化认知的变异现象。［12］该书可以称得上是认知社会语言学在语言变体研究上的集大成者，对未来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被很多认知语言学家看成是认知社会语言学转向的标志性著作。另外，周红英［13］提到目前认知社会语言学基于Langacker的象征单位模式，结合认知语言学关于意义的构建、识解同社会身份理论，研究了语言使用者的言语范畴化和社会范畴化机制，并在转喻理论和认知语法框架下解释音位变体同言语变异的关系及其对社会意义的建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话语口音不仅是方言的体现，还是社会意义的标识;言语模式同社会意义是系统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身份可以通过言语模式突显，也会随着言语模式或话语风格的变化而变换。

(2)方言自然是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最主要内容，但是张辉等提出了认知社会语言学更具本质性的特征——认知语言学在探索普遍认知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体现的说话人认知系统中的文化特征或文化模式。［14］提到这一点，笔者将再次提到由Kristiansen和Dirven共同主编的论文集《认知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文化模型、社会制度》，它是第一部以“认知社会语言学”命名的著作。全书由以“认知语言学：理据、方法与范围”为题的引言和其他15篇论文组成。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语义模型，并对方言这一认知语言学较少涉足的领域进行了探讨。［15］另外，采用实证研究标准设计了定量语料库分析，为将来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不仅如此，书中还参照西方两大认知文化模型分析了语言的潜在政治哲学立场，探讨了在语言政策辩论中隐喻性民俗模型的作用，以此来讨论世界各地英语各自不同的概念化方式。最后，该书还研究了企业媒体话语中的企业形象，结合北美大学生课堂话语，分析了大学教育根据企业进行概念化的趋势，以此来讨论描述社会制度的三种方法，还通过对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分析讨论了认知语言学如何帮助解决政治问题。这里所说的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研究和利用概念整合理论来研究的新闻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是通过研究其说出的话语来解释说话人认知系统中的文化特征以及其影响，而后者则是通过已经产出的话语来解释听话人的理解过程。两者虽然都以话语为基础，但是一个研究使用者语言所带有的社会文化因素，另一个则重视使用者内部的理解过程。该书对整个认知语言学的转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笔者相信这种影响将继续扩大，并为认知语言学提供新的视角，促进其向更广的空间发展。

(3)对传统认知语言学中个别理论的深入研究，主要是隐喻理论的拓展。由于隐喻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而且对其研究也颇有历史渊源，再加上其本身具有的实用价值，使得对隐喻理论的研究深受学者们的青睐。在研究隐喻理论的社会属性上也不例外，但是相较于之前关于隐喻理论的研究，此时的研究不再拘泥于纯语言层面探讨语言是如何从一个概念域映射至另一个概念域的，而是从更加宽泛的角度上进行的研究，研究的是隐喻所能代表的说话人的独特认知方式，以及其所体现的社会身份和政治立场等，重视的不仅是隐喻所体现的主观方面，还涉及其社会属性。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最为有名的是在2003年问世的论文集——《语言与思维中的认知模型：意识形态、隐喻与意义》，该书由Dirven，Frank和Pütz主编。全书由“范畴、认知模型和意识形态”为题的引言和另外11篇论文组成，分属四个主题，即“语言变异的认知模型”、“文化/社会身份的认知模型”、“作为隐性意识形态的认知模型”和“隐性社会辩论中的认知模型”。书中所收集的文章重在讨论隐喻在各社会领域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其中包括种族歧视、政治、经济以及基因组学等，从多个社会维度对隐喻理论进行了全新的阐释［16］。通过分析概念隐喻和人们意识形态的相关性，深入探讨了概念隐喻所具有的社会语用功能，对隐喻理论在认知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

(四)研究方法

既然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将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相结合，则语言学的这个分支在方法论上会明显地带有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某些研究特征，只是侧重点可能会有所偏向而已。其具有的方法论主要有一下几点：

(1)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采用实证的研究范式。主要是借用语料库研究。首先，这种研究范式和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以乔姆斯基为首的形式主义语言学强调纯语言形式层面的研究，虽然他也收集不同的语料，但是他收集语料的目的是对不同的语言形式采用统一的类似信息处理的方式，借用的运算的手段，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它无法解释语言所体现的除了其形式和规则之外的东西。而我们知道语言所能表达的思想远远超乎其形式所具有的内容。另外，这种研究方式又有别于认知语言学，更加注重语料本身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因素。认知语言学近年来也不乏通过收集语料来研究语言的佳作，比如王寅等学者就很提倡借用语料库进行数据分析来解释语言现象。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优势在于它不仅重视语料收集，其最终目标是通过结合认知语言学的各种理论进行语言分析来找出这些语料中蕴含的特定文化模式。当然在语料库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辅之以问卷、测试等形式，就目前而言，可以说这是认知社会语言学中最基本，也是运用最广泛的研究方法。

(2)将使用者的认知因素、文化因素和语言现象融合在一起，进行互补性研究。从古至今的语言学研究证明人类语言的某些现有特征可以被调整以表达新的概念，而一门在新环境中发展出的语言变体也被新的使用者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文化内涵，认知社会语言学就是通过研究人们是如何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文化内涵来论证语言对新的文化认知语境的适应性的。比如，在《世界英语变体：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一书中，作者通过研究当地人民的语言习惯，介绍了非洲人民关于现实世界、天体世界和神灵世界三位一体的独特宇宙观和祖先崇拜文化，以及其坚实的巫术信仰文化。作者就是通过研究非洲人民的语言特点，来论证非洲英语变体中所包含的独特的社团文化模式。

(3)认知语言学研究人的大脑，属于认知科学，因此也可以采用认知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其中可以借用心理学试验、计算机模拟以及神经生理学实验。这种方法很明显是偏重于认知方面的研究的。笔者倒是很赞同这种研究范式，由于英语这种强势语言在全球的不断扩张，产生的英语变体也多种多样，如果能够对这些变体的使用者进行研究，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语言本身以及使用者所带有的文化特征和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另外，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及其丰富的方言资源，如能利用像ERP等先进设备对这些方言进行研究以探讨其所蕴含的文化认知模式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四、总结

通过上述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认知社会语言学集合了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将两者很好地融合，社会语言学的丰富研究内容也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果说乔姆斯基理论是对描写性结构主义学派的一次革命，认知语言学就是对乔姆斯基革命的革命［1］，那么认知社会语言学将是认知语言学的一场内部革命，它使认知语言学跳出了人的普遍体验性的范围，将认知语言学推向了社会化的一面，极具研究价值，它必将再掀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另一热潮。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认知语言学已经实现了去环境化的所有内容［4］。这表明认知语言学仍然可以从目前的研究中获得突破。总之，认知语言学发展一方面将继续沿着目前的研究范式进行更加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则需要从语言中挖掘其社会属性，迎接即将到来的认知语言学社会转向，使语言研究在两者中都能百花齐放。

［1］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王寅.认知语言学探索［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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