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宪

20世纪50－60年代，汉民族形成问题曾经是中国史学界号称“五朵金花”的五大热点问题之一。以范文澜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但是还有许多学者认为秦汉以后形成的只是汉部族，现代意义上的汉民族要到明后期才形成，有人则认为要晚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形成，有人认为明清时代形成的汉民族是资产阶级民族，但是有人认为汉族始终也没有成为资产阶级民族，甚至有人认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汉族就成为社会主义民族了。1宋德金：《汉民族形成问题》，载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9—200页。把民族也贴上“阶级”或“主义”的标签，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与烙印，现在已经没人再会说这种话了。至于认为汉民族要晚到近代才形成，这是因为囿于斯大林所下的民族定义的缘故。

斯大林把“民族”定义为：“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2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斯大林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1、64页。如果按照这5个“共同”的定义，那么汉民族至今也不能说已经形成民族了。斯大林又认为：“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3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斯大林选集》（上），第69页。就欧洲而言，民族的形成并建立民族国家都是发生在近代的事，但是中国的情况与欧洲不同，在中国，民族的形成与国家的建立并不是发生在近代而是发生在古代，而且汉民族在形成以后仍然继续不断地发展演变。汉族先建立了一个国家，后来又建立过几个并列的国家。在中国，无论汉民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里都容纳了很多个其他的民族。可以说，从汉民族形成之初开始，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所以，拘泥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把欧洲的民族国家模式机械地套用到中国来是不能解决汉民族形成问题的。

民族确实不是种族的共同体，民族不是由相同血缘的人群构成的社会共同体，而是具有相同文化的人群构成的社会共同体。建立国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事件，然而形成民族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民族在形成之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不断地发展演变。欧洲民族的形成是以近代建立民族国家为标志的；美国建立之时美国人还只是一个拼盘，美利坚民族要到现代才最终由三大人种的后裔融合而成；而汉民族是在秦汉帝国建成后由先秦时代的华夏族与蛮夷戎狄融合而成的，汉民族在形成之后还不断地融入周边的少数民族，使自己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并且汉民族还和共同居住在中国大地上的其他少数民族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族群——中华民族。

一、祖先记忆与图腾误解

（一）黄帝是汉民族共同的祖先记忆

每个人、每族人都有祖先，但是遥远的祖先到底是哪一个？那是永远也找不到的，因此人们只能想象出一个始祖。所谓始祖，其实并不是一个曾经实实在在存在过的具体的人，而是人们对祖先的共同记忆。大家把对祖先的怀念全部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始祖。黄帝是华夏族的始祖，也是汉民族共同的祖先记忆。即使始祖真的是一个现实的人，例如吴人的始祖太伯，江南钱氏的始祖钱镠，当他们被视为始祖的时候人们也不再去追溯他们的祖先了，这样他们也就变成了记忆的符号与祖先的象征。

因为汉民族特别注重血缘关系，尊祖敬宗是宗族主义文化的一个主要方面，通过祭祀祖先可以牢固地团结族人，所以追根溯源受到人们特别的重视。各地的汉人不仅要修建自己家族的家庙宗祠，还要修建纪念始祖的衣冠冢和祠庙，所以陕西黄陵县有黄帝陵，河北涿鹿县矾山镇有黄帝城、黄帝泉、黄帝祠，浙江丽水仙都也有黄帝祠，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尧舜禹的遗迹与宗庙。

陈咏超博士对尧舜传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以《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为依据对尧舜传说的地理分布作了全面的梳理，得出了一张尧舜传说的地理分布图（图一左），图中标A的是有尧的传说的地点，共59处；标B的是有舜的传说的地点，共68处。此外还有25处是与尧舜有关的其他传说如鲧、巢父、许由等的地点。1陈咏超：《尧舜传说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用同样的方法依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对有大禹传说的地点进行了统计，可以检索到与大禹有关的地点16处，祭祀大禹的宗庙66处。把这些地点分别用A和B标到地图上，也可以得出一幅大禹传说的地理分布图（图一右）。把两图相比较可以看出，有大禹传说和禹庙的地点与有尧舜传说的地点一样数量众多、分布广泛。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这些传说地点和历史遗迹，在史书和方志上都有记载，在民间也广泛流传着关于尧舜禹的故事，但是在这些地点附近基本上都没有发现时代相当的考古遗址。即使有遗址，例如安徽蚌埠的涂山附近有大面积的禹会村龙山文化遗址，它所反映的也是一支分布面非常广大的考古文化，而无法把这个遗址和当地涂山上的大禹庙直接联系起来。我们并不认为史书上关于上古史的这些记载都是虚构的，但是如果不能把这些地点和遗迹在考古上落实下来，那么就不能视之为信史。这些遍布全国各地的尧舜禹的遗迹与祠庙并不是历史而是文化——物化的华夏族传统的尊祖敬宗的文化。

图一 尧舜传说地点（左）和大禹传说地点（右）分布示意图

（二）龙不是汉民族的图腾

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常常描绘或刻画有鱼、鸟、龙、花卉等各种动物和植物的图样，学者们常常把它们解释为是原始先民的图腾。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中一种非常典型的意识形态，在印第安部落和澳洲土人中非常盛行，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就记载了易洛魁人以动物命名氏族的情况。1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69页。然而有些学者却以为图腾具有普遍意义，认为每一个原始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以动物来命名氏族的现象，但是从来也没有见过有类似性质的图腾。

在中国各地新石器文化的陶器上往往装饰着各种不同的图案，这些图案花纹因时代、地域、人群而异，是我们籍以判断考古文化的时代与性质的依据之一。有许多学者喜欢把陶器上刻画的这些图案花纹说成是先民的图腾，然而我们却发现在同一时期、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同一群人使用的陶器上刻画有多种不同的图案花纹。例如，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既有鱼和蛙的图形，又有鹿和鸟的图形，还有花朵、蜥蜴、人面、太阳等等的图形，如果它们都是原始先民的图腾，怎么会这样芜杂呢？

考古学家对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任何龙形或类似龙形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因为人们一直认为龙是汉民族的图腾，我们是龙的传人，所以这些有龙形、蛇形、蜥蜴形、鳄鱼形或娃娃鱼形图案（图二）的器物年代越早就越使他们激动，于是经常有人号称发现了“华夏第一龙”。例如，山西陶寺文化陶盘上画的蛇纹，甘肃庙底沟类型文化陶瓶上画的鲵鱼纹，辽宁红山文化玉雕的C形龙与猪龙，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用石块摆放的龙形，河南濮阳仰韶文化墓中用贝壳摆放成的龙形，二里头文化用绿松石镶嵌的“龙”等等。其实龙的形象在新石器时代并未定型，把它说成某一部落的图腾是没有道理的，说龙是中国人的图腾更是一种误解。

图二 各种不同形态的早期“龙”形

闻一多先生认为，龙是由蛇的身体加上兽的四肢、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等等组合而成的，龙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揉合成的一种综合体”，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1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9—80页。闻一多先生的“龙为综合图腾说”流传甚广，然而象这样的图腾融合现象在世界上并未见到有过先例，在中国古代具有这些图腾的部落也不可确指，由多个部落图腾融合构成龙的说法不能成立。其实“龙”只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种神兽，象这样虚构的神兽神禽还有饕餮、夔、蟠螭、凤凰、麒麟、獬豸、辟邪、天禄、貔貅、朱 雀、青鸾、玄武、天马等等。如果 龙是华夏族的图腾，那么这些神兽 神禽又都是什么人的图腾呢？

在汉代，青龙和白虎、朱雀、玄武一起还只是被看作四方之神，大概到了唐宋以后它才逐渐被帝王独占而成为皇帝的象征，同时凤凰也被视为皇后的象征，从此以后人民大众就再也无缘与龙凤沾边了。对于这一点，闻一多先生曾经予以无情的鞭挞，他说：“图腾式的民族社会早已变成了国家，而封建王国又早已变成了大一统的帝国，这时一个图腾生物已经不是全体族员的共同祖先，而只是最高统治者一姓的祖先，所以我们记忆中的龙凤，只是帝王与后妃的符瑞，和他们及她们宫室舆服的装饰‘母题’，一言以蔽之，它只是‘帝德’与‘天威’的标记。有了一姓，便对待（立）的产生了百姓，一姓的尊荣，便天然的决定了百姓的苦难。”2闻一多：《龙凤》，《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160页。遗憾的是人们只记住他的“龙为综合图腾说”，而把这些话给忘记了。自从龙成为皇帝的象征以后它的形象就变得越来越张牙舞爪、狰狞凶厉，完全失去了新石器时代有过的那几分憨态。因为皇帝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龙的这种形象让人们感到震慑并产生畏惧，就象商周时代在青铜器上普遍铸的兽面纹一样，所以龙是专制主义政治的产物，并不是汉民族的图腾。

在商代青铜器铭文中有一些反复出现的带有动物图形的符号，它们是一种族徽（图三），类似于后来的姓氏。用动物作为氏族的标记并不等于它们就是氏族的图腾。传说少皞氏以鸟名命职官，如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鳲鸠氏、鹘鸠氏、爽鸠氏等等，太皞少皞也被称为“鸟夷”。安徽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没有实用价值的陶器，顶上塑着一只鸟，被认为是一件祭祀器。后来的商人与东夷族关系很密切，他们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还有许多鸟形（鸱鸮）的青铜器。甲骨文中在商人先祖王亥的名号“亥”字之上常常加了一个“隹”字或“鸟”字（图四），胡厚宣先生认为这就是商人以鸟为图腾的证据。1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然而在商代青铜器上铸的图案却都是兽面纹，很少见到有鸟纹，倒是周人更喜欢在青铜器上铸凤鸟纹。商王除了王亥以外再也不见在名号之上加饰“隹”字或“鸟”字的，如果这真是商人鸟图腾的表现，那么应该每个商王名号上面都加有“隹”字或“鸟”字才对。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中不仅有鸟形器，还有猪形器、兽形器、螺蛳形器等等，商代青铜器除了鸟形以外也有铸成其他各种动物的造型，难道这些动物都是大汶口文化先民或商人的图腾吗？所以这一切只能说明这些先民对鸟的爱好，而无法证明鸟就是他们的图腾。中国人崇拜自己的姓氏，姓氏中也有马、牛、龙、熊等动物名；中国人还很喜欢自己的生肖，生肖都是动物，然而姓氏和生肖都不是图腾。与动物有关的图形并不都是图腾，原始社会的先民也并不是每个氏族部落都有图腾崇拜信仰。

图三 商代金文中带动物形象的族徽

图四 大汶口文化鸟首陶器（左）、甲骨文中带鸟形的“亥”字（中）、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鸱鸮尊（右）

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除了描画刻划动物和植物图样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花纹图案，例如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的陶器上画满了流畅的线条，南方出土的陶器上拍印着篮纹、绳纹、方格纹、米筛纹等几何形纹样，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陶器表面乌黑光素什么图案花纹也没有。如果陶器上的动物图样是图腾的话，那么这些线条、几何形图案或者朴实无华的素面又意味着什么呢？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图案花纹就是古代先民的图腾，它们所反映的只不过是古人不同的审美观而已。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具有不同文化形态的人们用什么形式来装饰自己日常使用的陶器和其他器物，这是由他们的审美情趣决定的，和图腾没有任何联系。

二、新石器时代先民体质特征分析与传说中的三大族团

经过近百年来考古学家的辛勤工作，我们现在已经大致了解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也知道了龙山时代的某支考古文化很可能就是后来先秦时代某支文化的前身，1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史前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页；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4—185页。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把这些考古文化与传说中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族团一一对应起来。

韩康信、潘其凤先生对各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骨骼进行了全面的人类学分析后指出：“大约在公元前第五——四千年，生活在黄河中游的具有中颅型，高颅，中等面宽和面高，中等偏低的眶型，较宽的鼻型，比较扁平的面和上齿槽突颌，中等身高等特征占优势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可能与传说中的华夏集团有关。黄河下游今山东、苏北一带大汶口文化居民比仰韶文化居民一般在颅高和面高上更高一些，面宽更宽，鼻形稍窄，身高可能稍高，并有颅枕部变形，人工拔牙和口颊含球的特殊风俗，他们大概和传说中的东夷集团有关。时代稍晚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在体质上与这两个古代族群关系比较接近。南方时代较早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人的长颅，较低的面，宽而很平的鼻骨等特征很明显，它们很可能代表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居民而与中原的古代族群有明显的区别。时代较晚的昙石山、河宕等濒海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可能与这种长狭颅型有更多接近关系。甑皮岩新石器时代居民具有很大的颅长，属典型的长颅型，颅高稍低，低面、阔鼻、上齿槽突颌明显，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组群有明显的差别。其总的组合特征可能和华南的其他长颅类型比较相近。笼统地讲，传说中的苗蛮集团大概和这类长颅并有比中原同类更明显接近南亚或赤道人种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有关。”2韩康信、潘其凤：《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蒙古人种可以分为东亚亚种、南亚亚种、北亚亚种、极地亚种和美洲亚种五个主要的亚种。虽然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先民的体质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总的来说他们都接近于东亚亚种，江汉地区先民的体质特征与黄河流域先民的体质也比较接近。甘青地区先民的体质特征更接近现代华北类型。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先民的体质特征则明显地接近南亚亚种，并有某些类似赤道人种的性状。北方可能存在着两个族群，东部以黑龙江新开流遗址为代表的先民接近于极地亚种，西部以辽宁顺山屯遗址为代表的先民接近于北亚亚种。3潘其凤：《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考古学文化论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21—232页。

张振标先生对已发表的九组110例新石器时代颅骨资料进行了分析，根据体质特征的变化把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划分为三个地区组群：

黄河中下游地区，颅骨特征是圆而高，上面部较狭长，眼眶较高，面部位置较垂直，中等宽度的鼻型；华南地区，颅骨较长而低，上面部较低矮，面部出现更多的突领型，鼻型较宽阔，眼眶较低矮。同时眉弓、鼻棘也相应较发达，梨状孔下缘婴儿型出现率较其它地区多；汉水流域，颅骨许多特征的分布情况介于前两个地区之间。4张振标：《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型特征分化趋向》，《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年第1期。

张振标等先生还根据以上各组间的欧氏距离进行聚类分析，把他们划分为三个地区类型：

1．华南地区类型：以昙石山组和甄皮岩组为代表。这一类型的居民可能广泛分布于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一带，他们的明显特征是：颅长较长、颅高较低、额部较窄；面部较低而宽；鼻部也较宽阔。他们与其它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有较明显的差别，代表着新石器时代华南地区居民的普遍特征。

2．中原地区类型：以大汶口、野店、西夏侯、淅川下王岗和宝鸡等五组为代表。他们的共同体征是：具有很高的颅高配合着较宽的颅宽，颅骨较狭窄；上面高为中等高度；鼻型较华南类型窄，为接近阔鼻型的中鼻型；眼眶也偏低，但不如华南类型低矮。另外，面部较垂直、下颌也较宽。从紧邻连接聚类也许表明，宝鸡组是一支由黄河下游经华北地区迁至今日陕西境内的居民的典型代表，他们可能与当地原住居民混合。黄河下游的另一支居民，可能向丹江流域迁移，淅川下王岗组的居民也许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3．关中地区类型：主要以黄河中游地区的半坡组和华县组为代表。从紧邻连接聚类看，与中原地区类型和华南类型均有明显区别，但相对说，与中原地区类型较相近些。这可能是受到来自中原地区类型(例如像宝鸡组那样的)影响的结果。但是，这一类型具有很高的颅高和较小的颅宽、较小的面宽和最小的下颌髁间宽。再者，从颅骨上反映出来的风俗习惯分析，关中地区类型至今未发现有拔牙的痕迹。这些特有的特征表明它既不同于中原地区类型也不同于华南类型。1张振标、王令红、欧阳莲：《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征类型初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2年第1期。

陈德珍先生选择11项头骨测量值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15组男性头骨和12组女性头骨分别进行了形状距离聚类及Q型相关系数的主成分分析，把我国新石器时代人类划分为华南、华北两大类群：“华南组包括昙石山组、河宕组、甄皮岩组及河姆渡组；华北组又可分为体质上相近的三小类群：1.下王岗组、庙底沟组及野店组为一小类群；2.石固组、大汶口组及西夏侯组为一小类群；3.宝鸡组、华县组、半坡组、红山后组及横阵组为一小类群。横阵组在主成分的分散布图中处于华北类型的第三小类群和华南类型之间的中间位置，这可能是横阵组人有这两群居民的血缘混杂的缘故。此外，在广阔的华北地带（黄河中、下游）、汉水流域及内蒙地区都曾有过广泛的基因交流，这种现象表明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曾有过较大的迁移活动。”2陈德珍：《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质类型及其承继关系》，《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2期。

学者们对新石器时代先民的骨骼进行体质人类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虽然略有差别，但大体上和传说中的三大族团是一致的。华夏、东夷和苗蛮是汉民族的源头。传说舜在征服苗蛮以后“窜三苗于三危”，3《尚书·舜典》卷1，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7页。考古资料表明距今 4000年前在江汉地区生活了五百年之久的石家河文化消失了，此后，该地区被纳人中原文化的系统，4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俞伟超：《楚文化的渊源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28—242页；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恰好印证了这一记载。综合上述各项研究成果，我们大致可以这么认为：传说中的三大族团在血缘上都属于东亚亚种，而属于南亚亚种的先民应该是生活在江南广大地区而又不在三大族团之内的百越。生活在北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也不在三大族团之内，他们属于北亚亚种，具有圆头型、头型宽短、颅高绝对值较高、宽高指数中等、体形硕大等体质特征。秦汉帝国建立之后，江南乃至岭南都纳入了帝国的版图，而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又不断地渗入中原甚至入主中原，他们不仅把自己的文化融入了汉文化之中，大大丰富和改变了汉文化的内涵；也把他们的基因融入了汉人的血液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东亚、南亚、北亚三个蒙古人种的亚种融合而成的汉民族。

三、由三大人群融合而成的汉民族

对现代中国人各类遗传基因的检测从多个方面证明了占中国人口 93%的汉民族的确是由这样三大人群融合而成的。

陈稚勇、赵桐茂、张工梁先生对全国各地326460人的血液资料进行了ABO血型分布和遗传距离的分析研究后发现：“ABO血型在中国分布特点为：从北向南的方向，B基因频率逐渐下降，而O基因频率升高；云贵川和长江中下游地区A基因频率升高。”“据遗传距离和聚类分析，中国各省区ABO分布可以归为4个组。第一组中除海南岛之外均为中国北方各省，B基因频率较其他地区高；第二组为云贵川和长江流域，A基因频率较其他地区高；第三组为两广、福建和台湾，O基因频率较其他地区高。西藏和其他地区都有一定差异，自成一组。”1陈稚勇、赵桐茂、张工梁：《中国人ABO血型分布》，《遗传》，1982年第2期。彭德仁先生对 59万多份汉族的血型资料进行了聚类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不过他指出陈稚勇等人的研究把海南岛归入第一组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采用了黎族的资料，如果测量海南岛汉族的遗传距离则与第三组很接近。2彭德仁：《中国汉族人ABO血型的分布》，《中国输血杂志》，1991年第1期。现代中国人ABO血型的这种分布特点和现代中国人是由蒙古人种中的北亚、东亚、南亚三大亚种融合而成的论点完全一致。

图五 汉族ABO血型分布图

袁义达、张诚先生对305份文献资料的909900人的血型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了汉族ABO血型的地域亲缘关系图。除了西藏以外，其他地区可以分为三个大的人群：南方人群包括福建、台湾、广东、澳门、香港、广西、海南7省区（特区），长江流域人群包括上海、浙江、江西、四川、重庆、湖北、江苏、安徽、贵州、云南、湖南 11个省市，其他17个省市区归为北方人群。他们还绘制了汉族 ABO血型的分布图（图五），O型自南向北分布频率逐渐降低，B型自北向南分布频率逐渐降低，而A型集中分布在中部的长江流域。他们的结论有力地支持了陈稚勇、赵桐茂和张工梁的研究结论。

袁义达、张诚先生进一步对各省100多万个汉人的 ABO、MN、Rh、P四个遗传基因的数据，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与遗传距离，并绘制了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地域人群血缘亲缘关系示意图（图六）。这幅示意图清楚地说明南北汉族之间存在着遗传结构上的差异：南方汉族所代表的省份包括闽、台、粤、桂四省区，浙江省汉族的遗传结构也倾向于南方；长江流域地区的省份为中间地区，但是中间地区汉族的遗传结构更接近于北方地区省份的汉族。1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1—74页。

图六 现代汉族人群遗传标记亲缘图

袁义达、张诚先生还对各省姓氏分布的数据进行了生物遗传距离的分析，制作了宋代、明代和当代三张聚类图（图七）。发现从宋代开始南部的广东、福建和北部14个省的汉族就形成了南北两大群体，而且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遗传距离非常大，其分界大约在武夷山至南岭一线。北部的14个省又明显的分为两块，其中浙江、江苏、江西、安徽四省形成了东南地区人群，它反映了古代吴越人群与中原南下人群混合的历史痕迹。其余十省又可以分为两块，其中湖南与广西合在一起，在宋代那里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其余8省包括全部北方省份和西南省份，而且他们之间姓氏遗传距离都较小，反映这些地区人群经历了长期频繁的迁徙、混居和融合，形成了覆盖面很大的北方人群。明代中国人也分为南北两大人群，福建、广东、广西三省为南方人群，其余14省为北方人群，这两大人群的分界线仍然在武夷山至南岭一线，而不是在长江。广西与湖南分离而与广东、福建聚成一类，长江中上游的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四省聚成一个接近于北方人群的区域，长江下游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聚成的一类也更接近北方人群而与南方人群血缘较远。当代中国汉族南北两大人群的分界线还是在武夷山至南岭一线，南方人群包括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和香港、澳门；北方人群中，东三省、内蒙与河北、河南与山东、北京与天津的遗传距离都很近，它们和西北地区的甘肃、新疆、山西、陕西、宁夏聚在一起，安徽也与北方省份聚类，但它的地理位置在长江流域；长江中上游的湖北、四川、湖南、贵州、江西、云南聚成一个亚群体，再与北方人群聚类；长江下游的江苏、上海、浙江也聚为一类，再与北方人群聚类；青海距离北方省份较远的原因是抽样点西宁的人口主要是解放后来自上海、江苏的移民。宋、明、今三个时期的姓氏遗传距离分析结果表明，当代人群分布的情况与明代、宋代的人群分布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它们之间的渐变过程是1000年来人群进一步迁移与分化的结果。2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第16—17页。

图七 宋代（左）、明代（中）、当代（右）姓氏分布的地域亲缘关系聚类图

当代汉民族的相貌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男性脸型为国字形、头围较大、面部较平、胡子浓密、身材壮硕，女性脸型为鹅蛋脸、体型较胖，多单眼皮，B型血型频率较高，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第二种类型的脸型为目字形、下颌较宽、鼻梁高挺、身材较高，A型血型频率较高，主要分布在我国黄河与长江流域一带；第三种类型的脸型为瓜子脸、脑门较大、后脑较突，眼裂较大，多双眼皮，颧骨较高，鼻梁短而凹，嘴唇较厚，身高较矮，O型血型频率较高，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当代汉人的这三种相貌正与蒙古人种的北亚亚种、东亚亚种、南亚亚种相对应。

四、汉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一）三大族团融合成华夏族

汉民族的前身是华夏族，但是华夏族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由许多部落、部族构成的族群。在传说的五帝时代中国并存着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族团，在夏商周三代属于华夏族团的夏人、商人、周人通过征服互相融合，并通过征服进一步融合了东夷与苗蛮，形成了与周边蛮夷戎狄相对的华夏族。

1.华夏

华夏的后裔都认黄帝和炎帝为始祖。“昔少典娶于有蟜氏之女，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1《国语·晋语四》，邬国义等译注：《国语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10页。姬水和姜水都在渭水流域，但是据司马迁说，黄帝的活动范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逐鹿之阿。”2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页。然而在东到泰山、西到陇西、南到湖南、北到河北那么大的范围内并不存在一个面貌一致的考古文化，而且无论在仰韶时代还是在龙山时代也都没有一支从关中地区向中原发展并覆盖整个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有人认为黄帝可以对应于考古上的仰韶文化，但是仰韶文化的内涵远远不能印证史书上关于黄帝的记载。

夏人、商人、周人都属于华夏族团。夏人是黄帝之后，“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3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第49页。所以“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4《国语·鲁语上》，邬国义等译注：《国语译注》，第126页。“禘、祖、郊、宗”是祭祀祖先的不同祀典。夏人的遗存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分为分布在豫西的二里头类型和分布在晋南的东下冯类型两大支。二里头类型的前身是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在晋南与王湾类型同时代的是陶寺文化，但是陶寺文化并不是东下冯类型的前身，它是被东下冯类型取代的。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575页；参见拙文《公元前25－前13世纪晋南地区的文化冲突与历史变迁》，《苏州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可见考古文化所显示的历史内涵远比文献记载的历史要复杂。

商人的始祖“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7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第91页。商人先公之一冥在夏代“勤其官而水死”，所以“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8《国语·鲁语上》，邬国义等译注：《国语译注》，第126页。夏代的先商文化遗存是分布在冀南豫北的下七垣文化，下七垣文化的前身是龙山文化的后岗二期文化。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46页。商人的远祖可能来自东北的辽西地区，10拙文：《商族起源问题讨论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4期。但是在夏代他们已经生活在冀南豫北一带了。这里邻近东夷族生活的区域，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舜是“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11《孟子·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84页。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商人“禘舜”。

周人始祖弃的母亲“姜原为帝喾元妃”，1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111页。弃被帝舜任为主管农业的后稷，所以“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2《国语·鲁语上》，邬国义等译注：《国语译注》，第126页。但是周人自认是夏人之后，每每自称“肇造我区夏”、3《尚书·康浩》，四部备要本卷8，第1页。“我有夏”、4《尚书·君爽》，四部备要本卷10，第3页。“帝钦罚之，乃伻（使）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5《尚书·立政》，四部备要本卷10，第12页。“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6《尚书·立政》，四部备要本卷10，第14页。“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7《逸周书·商誓解》，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81页。夏人姒姓，周人姬姓，并非同姓，但是黄帝也是姬姓，8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第2页。两者或有渊源关系，所以“周人尊夏”。周人的始祖弃在帝舜之时就被封于邰，《诗•大雅•生民》也说：“有邰家室”。邰地或曰在今扶风，或曰在今武功，9司马迁：《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今斄乡在扶风。”索隐：邰即斄，古今字异耳。正义引《括地志》云：“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第112页。两地都在渭水流域距离周原不远的地方。如果周人在夏代之前就生活在周原附近，那么后来他们怎样“奔戎狄之间”？又如何“国于豳”和“逾梁山止于岐下”呢？再说在关中地区也找不到相当于夏代的先周文化，因此自从钱穆首创周人起于晋南说以后许多学者都赞同他的观点。10拙文：《周人起源与周文化渊源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8期。如果此说不谬，那么在夏代的晋南能够找到的考古遗存就只有东下冯类型了。当然，要证实东下冯类型就是夏代的先周文化，11拙文：《公元前25－前13世纪晋南地区的文化冲突与历史变迁》，《苏州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先周史溯源》，《史学月刊》，1995年第6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与求证。

2.东夷

在受到华夏子孙尊崇的祖先除了华夏的首领黄帝、炎帝、帝喾、颛顼、尧、禹以外，还包括了东夷的首领——少昊、太昊、舜、伯益，这是因为东夷和华夏是最早融合的两个族团。

少昊、太昊、舜和伯益的时代都在夏禹之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少昊的考古遗存是大汶口文化，太昊的考古遗存是龙山文化，但是当中原出现二里头文化的时候，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岳石文化，而同时在二里头类型中又出现了诸多龙山文化的因素。在夏朝之初，发生了“太康失国”和“后羿代夏”的事件，经过中康与相两代传到少康时才恢复了夏朝，期间经过了“三数十年”，12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索隐，第86页。而后羿正是东夷族的首领。这一史书记载的历史事件正和考古资料提供的线索相符合，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二里头类型应该是少康中兴之后的夏文化，而少康中兴之前的夏文化是王湾类型晚期。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57页。

傅斯年先生曾作《夷夏东西说》，论证了“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14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页。常有人认为龙山文化是东夷的文化遗存，但是如果二里头类型的确是夏王朝的文化遗存的话，那么与其相对的东夷遗存应该是岳石文化而不是龙山文化。尧舜禹禅让、益启之争、后羿代夏、少康中兴都是夷夏之争，历史文献都笼统地把华夏的对手称之为东夷，但是在文献中并不见有关少康之后东夷族活动的记载，甚至连岳石文化也是到1981年才被考古学家确认的。15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根据考古资料分析，先夏的龙山文化和夏代的岳石文化虽然都分布在今山东地区，但是并不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在先夏时代夏人尚未形成，当然也就没有东夷可言，文献所说的“东夷”实际上应该是指龙山文化先民。从

生活在夏人北边的先商先民是夏人的主要对手，而先商与东夷的关系又很密切，所以“禹娶涂山”、用与淮夷联姻的方式与之抗衡。4拙文：《“禹娶涂山”的考古学考察》，《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武王伐纣后东夷已是强弩之末，周人的主要对手是北方的狁和东南方的淮夷。由于“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岂不日戒？狁孔棘”，5《诗·小雅·采薇》高亨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28页。因此周人对狁只能采取守势，然而对淮夷则是采取攻势。经过几代人对南淮夷的征伐，淮夷终于也融入到华夏族中来了。到春秋时代江淮之间已经是楚国与吴国争夺之地了。制陶、琢玉等方面来看，岳石文化的技术水平远比龙山文化要低，所以岳石文化取代龙山文化有点像是蛮族入侵，但是这一过程在文献中毫无反映。从考古资料来看龙山文化先民是被排挤出今山东地区的，而从文献记载来看后羿是主动进入中原的。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龙山文化是融入了王湾类型，它也是二里头类型的源头之一。1拙文：《新夷夏东西说》，《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商王朝建立以后商人向东土扩张拓展，特别是商晚期经过帝乙帝辛（商纣王）征人方（东夷）以后，商人的势力一直达到了临淄一带，于是岳石文化消失了。西周灭商以后把姜尚封到这里建立了齐国，这样东夷就完全融入了华夏，只在胶东半岛上残剩下一些“齐东野人”2《孟子·万章上》，杨伯峻译注，第215页。和“莱人”，3《左传·定公十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675页。但是到了春秋以后他们也渐渐消失了。

3.苗蛮

苗蛮又叫三苗，是生活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古老族团，其首领有祝融、共工、欢兜等，但是它的面貌在三大族团中最模糊不清。“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6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28页。如果按照这个说法，那么苗蛮早在舜禹时代就被华夏征服并且被迁徙到西北地区去了。考古发掘的确发现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在距今4000年前消失了，而同时龙山文化有向南发展的趋势，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672页。能否印证这一段历史记载？还需要做大量的发掘与研究工作。

4.蚩尤

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8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山海经》孔安国注曰：“九黎君号蚩尤”，第4页。但是九黎究竟属于东夷集团还是属于苗蛮集团？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经过这样一番杀戮之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9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3页。可是非常有趣的是，后来的华夏族都自称是“炎黄子孙”，反而把失败者的名号加在自己祖先的名号之前，而且炎黄子孙还把蚩尤也尊为战神。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其中第三个就是兵主蚩尤。10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第1367页。刘邦起兵之初也“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11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第350页。还有记载说：黄帝“制服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12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第4页。“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蚩尤明天道，故使为当时。”13《管子·五行》，四部备要本，卷14，第10页。把被征服的对手和敌人吸纳到自己的族群里来融为一体，这就是华夏族和汉族之所以越来越庞大的原因。在河北逐鹿县还有许多与蚩尤相关的遗迹，如蚩尤寨、蚩尤井、蚩尤墓等等，但是逐鹿只是黄帝与蚩尤最后决战的战场，并不是蚩尤生活的故乡，所以当地并没有与蚩尤相关的考古文化及遗址。

距今4200年左右分布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突然消失了，以后在当地出现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文化断层，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692页。但是就在同时许多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例如陶寺文化中却出现了不少良渚文化的因素，2拙文：《良渚文化去向蠡测》，《良渚文化（余杭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而且这些文化因素在以后的夏商时代还得到了发扬光大，成为三代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3拙文：《从夏商文化的渊源看华夏文明的形成》，《安金槐先生纪念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绝非巧合，它暗示我们从太湖地区消失的良渚文化先民可能就是传说中与黄帝发生冲突的蚩尤。4拙文：《良渚文化北迁与蚩尤的传说》，《苏州铁道师院学报》，1989年第1－2期。

（二）华夏与蛮夷戎狄融合成汉民族

经过夏商周三代的交流与融合，苗蛮、蚩尤、东夷和华夏的夏人、商人都消失了，他们和周人一起融合为一个新的大族群，这个族群仍然叫做华夏族。“华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与凝聚力，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的诸侯都认为自己是华夏之后，所以称为“诸夏”。周边的蛮夷戎狄也都攀龙附凤想成为华夏的一员，例如吴人的主体是断发文身的江南土著荆蛮，但是夫差在黄池争霸时却当仁不让地说：“于周室我为长。”5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第1474页。南方的于越明明是百越的一支，却自认“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6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1739页。北方的匈奴也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7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第2879页；索隐引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第2880页。能否成为华夏的一员并不取决于血缘的同一，而在于文化的认同。例如楚人的先祖出于颛顼，当然应该属于华夏族，但是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8司马迁：《史记·楚世家》，第1619页。不仅中原华夏把楚人视为荆蛮，连楚人首领熊渠（熊绎四世孙）也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9司马迁：《史记·楚世家》，第1692页。然而当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楚国又成为战国七雄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视楚国为蛮夷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和秦王嬴政征服六国，尤其是秦始皇实行了一系列统一文化的措施，大大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虽然秦王朝只持续了15年，但是在大一统帝国的内部，华夏族和蛮夷戎狄的文化迅速地趋于统一。汉王朝建立以后他们就融合成为一个拥有2000万人口的巨大的社会共同体，并且在200年后发展繁衍到将近6000万人。由于汉朝人口众多、国势强盛、国祚长久，周边的国家和少数民族都称汉朝军队为“汉兵”，称汉朝使者为“汉使”，称汉朝的人为“汉人”或“汉子”，于是“汉”就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名称了。10吕思勉：“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2页；吕振羽：“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中国民族简史》，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第19页。

（三）百越融入汉民族

先秦时代在江南乃至岭南的广大地区散居着许多土著居民，他们被称为“百越”。“百”是多的意思，百越是指越人有众多的部落方国，具体地说有生活在今浙江北部的于越、生活在今浙江南部的瓯越、生活在今福建的闽越、生活在今江西的扬越、生活在今广东的南越、生活在今广西的西瓯与骆越等等。在先秦时代只有建立了越国的于越与华夏有所交往，百越的其他各部与华夏族都很少接触。秦始皇翦灭六国以后乘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岭南。秦朝先后在东南地区设置了会稽郡和闽中郡，在岭南设置了南海郡和桂林郡、象郡。秦王朝完成了江南国土的统一，但是没来得及实现民族的融合就灭亡了。百越融入汉族的过程是在汉代完成的。

战国中期（前339年－前329年）“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1见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1751页；但杨宽先生认为楚灭越之时应当是楚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见《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0页。楚国灭越国后越人四散离去，一部分越人向东南方向迁移，建立了闽越和东越（瓯）两个小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2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第2978页。还有一部分越人则避入深山老林，他们后来被称为“山越”。

公元前223年王翦率军攻入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次年王翦平定了楚的江南地，降服越君，设置了会稽郡。公元前217年秦又征服东瓯、闽越，设置了闽中郡。为了控制吴越地区，秦王朝强迫当地越人大规模地移民：“乌程、余杭、黔、歙、芜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刻石徙之。”3袁康、吴平：《越绝书·记吴地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页。“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南海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4袁康、吴平：《越绝书·记地传》，第65页。“秦始皇至会稽，徙于越之人于乌程。”5《太平寰宇记》卷94引《越绝外传》，乐祖谋校点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秦徙大越鸟语之人置”于潜县。6阚骃：《十三州志》引《吴越春秋》，金陵书局刊本，光绪八年。把越人迁到了今浙西、皖南、赣东北一带的山区里去了。

因为越人深受秦朝的压迫，所以当秦末大起义爆发之时他们也纷纷起兵反秦，继而又佐刘邦攻项羽，因此汉初许多有功的越人被封为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摇毋余被封于海阳为齐信侯，连敖被封于煮枣为端侯，吕博被封于贳为齐侯。海阳在今河北滦县，煮枣在今山东荷泽，贳在今河北束鹿，这表明汉初已经有一部分越人移居到北方去了。《汉书·地理志》说左冯翊云阳县有“越巫姑襄祠三所”，孟康曰：“越人祠也。”《史记·河渠书》记载汉武帝曾数万士卒穿渠引河溉汾阴、蒲坂下，作渠田数千顷，“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可见当时在关中和河东一带也都有越人居住，所以西汉后期能够从三辅、河东、弘农三郡征调越骑。但是无诸和摇仍被封在南方故地，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今福州），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温州）。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求救于朝廷，汉武帝从会稽“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7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第2980页。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东越王余善自立为武帝，汉武帝派兵进剿，越繇王居股和闽越诸将杀余善降汉，因此繇王被封为东成侯、在九江郡，建成侯敖被封为开陵侯、在临淮郡，越衍侯吴阳被封为北石侯、在济南郡，东越将军多军被封为无锡侯、在今无锡。汉武帝又因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之故“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8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第2984页。这些迁入江淮地区的越人和当地汉人杂居一处渐渐地就汉化了，不过他们也把本族的文化带到了那里，使得汉代寿春、合肥一带的民情风俗和闽中、干越颇为相似。

经过秦汉之际的这三次大迁徙，被迫迁往江淮地区的越人渐渐融合到当地的汉人中去了，而遁入浙、皖、闽、赣等地山区的越人仍然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他们被汉人称为“山越”。山越“椎髻鸟语”，“好武习战”；居住在幽邃深山，白首林莽，既没有再组织自己的国家，也不纳王租，不服从汉人郡县长官的统辖，只有叫做“宗”、“宗伍”、“宗部”的部落组织；他们也能种稻织布，山区也“出铜铁，自铸甲兵”，但技术水平比汉人低下，交换也不发达，没有货币，也无城市，“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1胡三省注《通鉴》曰：“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三国时东吴派兵围剿山越以后，“强者为兵，羸者补户”，2陈寿：《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993页大量山越人被迁徙出山，山越才最后融入汉人之中而消失了。

百越生活的区域极其广大，而且他们没有建立统一的国家组织，在一部分越人融入汉族的同时，还有许多越人继续向西南方向渐次迁徙，遁入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之中。江南地形崎岖复杂，交通极为不便，那些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地区的越人后裔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诸多文化面貌与汉族不同的少数民族（包括因为同样原因遁入深山老林的部分苗蛮后裔）。

百越并不在传说的东夷与苗蛮族团之内，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应该属于蒙古人种的南亚亚种。韩康信、潘其凤先生认为：“南方时代较早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人的长颅，较低的面，宽而很平的鼻骨等特征很明显，它们很可能代表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居民而与中原的古代族群有明显的区别。时代较晚的昙石山、河宕等濒海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可能与这种长狭颅型有更多接近关系。甑皮岩新石器时代居民具有很大的颅长，属典型的长颅型，颅高稍低，低面、阔鼻、上齿槽突颌明显，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组群有明显的差别。其总的组合特征可能和华南的其他长颅类型比较相近。笼统地讲，传说中的苗蛮集团大概和这类长颅并有比中原同类更明显接近南亚或赤道人种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有关。”3韩康信、潘其凤：《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实际上河姆渡、甑皮岩、昙石山、河宕组资料所反映的长颅型人群应该与百越集团有关而非苗蛮。因为南方汉族是南迁的汉人与百越融合而成的，所以南方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遗传距离比南北方汉族之间的遗传距离要更接近。

（四）匈奴融入汉民族

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是游牧民族的分布区，其中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商周时代被称为熏粥（育）、鬼方、狁、犬戎、山戎、白狄、赤狄等等，春秋时统称为戎狄。戎狄有众多的部落，但是没有统一的国家组织，所以有“五戎六狄”之称。4《周礼·夏官·职方氏》，林尹注译：《周礼今注今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344页。秦汉时称之为匈奴，魏晋时统称为胡人。

韩康信、潘其凤先生对吉林西团山、沈阳郑家洼子、内蒙古完工、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出土的可能是匈奴或鲜卑族的人骨材料进行研究后指出：“在东北和北方草原地区较早的时期就已经存在着不同体质类型的族群。可以分辨的两种类型是一种主要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接近，另一种主要与东亚蒙古人种接近，同时可能存在某些混合的性状，而且时代越晚的材料在体质上的混合现象似乎更明显。”5韩康信、潘其凤：《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属于北亚亚种的游牧民族的体质特征与东亚亚种的华夏族有所不同，他们身材高大、体格强健、方面大耳、头颅圆硕，特别是男人的胡子比较浓密，常见络腮胡，而汉人的胡子比较稀疏，叫做鬚（须）、髯，甲骨文写作，即“而”字，是须髯的象形，《说文》解释为“颊毛也。”汉人把长有浓密须髯的胡人叫做“胡子”，久而久之就把须髯叫作胡子了，或者叫作胡须。

北方的匈奴一直是中原汉人的劲敌。汉朝刚刚建立时，刘邦为了解决匈奴的骚扰亲自率兵征伐匈奴，不料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马铺山）被围七天七夜，最后采用陈平之计贿赂匈奴阏氏（冒顿单于夫人）才得以脱身。白登之围以后刘邦不得不采取刘（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把宗室女嫁给冒顿单于。从刘邦到汉武帝，汉匈之间总共进行了十次和亲。对于和亲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否定者认为和亲是一种屈辱妥协的政策，肯定者认为和亲是维持民族友好的办法。其实各次和亲的性质并不相同。汉初的这十次和亲完全是因为无力与匈奴抗衡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并不是为了民族友好。虽然折了兵又赔夫人，但是毕竟可以化敌为友。如果和亲是为了民族友好，那么为什么当国力强盛之后汉武帝就放弃和亲而改为武力进攻了呢？汉元帝时王昭君出塞和亲，是因为匈奴呼韩邪单于臣服汉朝主动要求和亲的，与前十次和亲的性质不同。

和亲只是汉朝皇族和匈奴单于之间的通婚，并不意味着两个民族就和好了，不过正是因为有了和亲，所以汉族与匈奴高层的血缘开始融合。西晋时南匈奴单于于夫罗的儿子就因为“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1房玄龄：《晋书·刘元海载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766页。而改姓刘氏，于夫罗的孙子刘渊还把自己建立的王朝称作“汉”。建立大夏国的匈奴人赫连勃勃还刻碑自称：“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2房玄龄：《晋书·赫连勃勃载纪》，第2159页。言之凿凿，自认为是华夏之后。真正导致汉族与匈奴融合的并不是高层的和亲，而是两族人民之间的交流。一方面有汉人被匈奴掳掠而去，或者有汉人避难降逃匈奴而融入匈奴，另一方面也有匈奴归降汉朝被迁居塞内而逐渐融入汉族。通过汉人与匈奴人杂居通婚，匈奴人逐渐接受农耕生活方式与汉文化，这才是民族融合的主要途径。南北朝以后，入居内地的匈奴渐渐融入了汉民族之中。据何光岳先生考证，匈奴后裔有呼延、刘、金、卜、贺、郭、潘、万俟、盖等45姓，3何光岳：《汉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43—149页。隋唐以后连匈奴之名也消失了。

（五）东胡融入汉民族

东北地区最早与华夏接触的少数民族是肃慎，据《竹书纪年》记载：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肃）慎氏来朝，贡弓矢。”周武王十五年“肃慎氏来宾。”肃慎氏进贡的是“楛矢石砮。”4《国语·鲁语下》，邬国义等译注：《国语译注》，第176页。但是汉代史书中只见挹娄而不见肃慎，《后汉书·东夷传》曰：“挹娄，古肃慎之国也。”“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其土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5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628—629页。南北朝时的勿吉，6魏收：《魏书·勿吉传》：“旧肃慎国也。”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501页。隋唐时的靺鞨都出于肃慎，7李延寿：《北史·勿吉传》：“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肃慎氏也。”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073页。后来的女真与满族也与肃慎有渊源关系。

生活在肃慎以西的室韦是蒙古族的祖先，生活在肃慎以南的夫余、高句丽是朝鲜族的祖先，而生活在今辽宁一带的族群因为地处匈奴之东所以被统称为东胡。东胡在汉初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一支退居到乌桓山（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以北大兴安岭南端），称为乌桓，另一支退居到鲜卑山（今内蒙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大兴安岭北麓），称为鲜卑，乌桓与鲜卑成为东胡的两大部族。

乌桓被匈奴打败后只能臣服于匈奴。汉武帝时霍去病击败匈奴，遂把乌桓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并设置护乌桓校尉，利用乌桓来防范匈奴。东汉晚期朝廷衰落，乌桓经常骚扰东汉的北方诸郡。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率大军征服了乌桓，从此乌桓就融入了汉民族之中，不复为识别。汉代的乌桓人都用汉姓，有乌、桓、王、张、鲁、审、展、薄、郝、库等姓氏。8何光岳：《汉源流史》，第123页。

鲜卑族是另一支生活在大兴安岭的东胡部族，东汉时北匈奴被打败后西迁，他们就向西扩张占据了匈奴故地并逐渐强大起来。338年什翼键即位代王，424年拓拔焘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北魏王朝。孝文帝时期（471－499年）冯太后和孝文帝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推进了鲜卑族的汉化。对于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学术界通常都持肯定态度，然而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孝文帝死后不久，523年就爆发了六镇起义，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而灭亡；从民族的角度来看，经过孝文帝改革以后鲜卑族迅速汉化，很快地鲜卑族就消失了。据何光岳先生考证，鲜卑族的后裔有元、慕容、卢、楼、穆、鹿、扈等一百多个姓氏。1何光岳：《汉源流史》，第132－141页。

（六）契丹、党项、女真融入汉民族

契丹之名始见于北魏，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唐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首领摩会率其部落附唐，唐朝灭亡后契丹迭刺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916年称帝，建立了契丹国。938年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割让给契丹，契丹人与汉人杂居，关系更加密切。1125年辽被金所灭，1218年西辽又亡于蒙古，契丹人流入周围各国与各族之中，其中一部分融入了汉族。汉人中的契丹后裔有刘、王、萧、罕、穆、罗、易、狄、原、服等姓氏。2何光岳：《汉源流史》，第220－221页。

党项的族源或曰出于西羌，或曰出于鲜卑，“西夏本魏拓跋氏后。”3脱脱：《辽史·西夏外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43页。隋唐时党项族逐渐集中到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居住，唐朝在党项族聚居地设立羁縻州进行管理。唐初拓跋赤辞降唐，被赐姓李，迁其族人至庆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唐末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因平黄巢起义有功再次被赐姓李。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1227年蒙古灭西夏后对西夏文化进行了毁灭性破坏，西夏从历史上消失，党项人也不见了。融入汉族的党项后裔有郑、郝、折、杨、李、樊、裴等50个姓氏。4何光岳：《汉源流史》，第231—242页。

女真为肃慎之后，6至7世纪称“黑水靺鞨”，9世纪起更名为女真。女真在辽代曾向契丹称臣，但是1115年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后很快就攻下了辽都上京，然后又于 1127年灭北宋建立了金朝。金王朝不仅从中原地区掳掠了大批汉人供自己奴役，而且还统治北半部中国长达百余年，这就加速了女真人与汉人之间的融合。1234年蒙古灭金以后留在东北的女真人成为后来满族的祖先，而居住在中原的女真人逐渐与汉族融合，汉族中的女真族后裔有王、颜、刘、李、乌、张等45个姓氏。5何光岳：《汉源流史》，第222—229页。

还有许多古代的民族融入了汉民族，例如羯、氐、羌等等，此处不再一一赘叙。

五、血脉相连的庞大族群——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构成的巨大族群，由于汉民族在历史上不断地融合与吸纳了许多古代的部族与民族，因此形成一个由蒙古人种的东亚、北亚和南亚三个亚种构成的人口占全部中国人的 93%的民族，其他55个少数民族虽然人口数量大大少于汉族，但是同样属于蒙古人种的这三个亚种，他们和汉民族血脉相连。

袁义达和杜若甫用Nei氏法计算了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柯尔克孜和锡伯族，藏族（西藏和居住于印度等地的原西藏藏民），内蒙古的蒙古族，宁夏的回族，云南的彝、苗、白、景颇、傣和佤族，以及广西的壮族等16个少数民族，加上全国各地的汉族和旅居美国和印度的华侨，共18个群体间的遗传距离（依据ABO、MN、P和Rh四个血型系统和ABH分泌型）得出了17个民族遗传距离的系统树（图八）。从图中可以看到，新疆的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和塔塔尔等民族聚类在一起，其他14个民族聚类成两大部分：北方的蒙古、回、维吾尔、哈萨克、锡伯、西部的藏与汉等民族及华侨聚类在一起，南方的壮、傣、白、景颇、彝、苗及佤等民族聚类在一起。汉族与华侨首先聚类，其次与蒙古及回族聚类，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遗传距离要比与南方少数民族的遗传距离更近一些。1袁义达、杜若甫：《中国十七个民族间的遗传距离的初步研究》，《遗传学报》，1983年第5期。

图八 十七个民族遗传距离系统树

张振标先生调查了16个省、市、自治区（黑、吉、辽、京、冀、鲁、皖、陕、湘、鄂、闽、粤、桂、黔、滇和蜀）的汉族和11个少数民族（黎、壮、藏、朝鲜、彝、布依、蒙古、维吾尔、哈萨克、回、苗）共 10997人，以及其他14个少数民族的有关资料，总共41组男性和38组女性，运用聚类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他们的体质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湖北、江苏、河北、山东、北京、陕西、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地的汉族，以及朝鲜族、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赫哲族、哈萨克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锡伯族和藏族等 20个组聚在一起，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和湖南等地的汉族，以及布依族、彝族、白族、傣族、羌族、壮族、黎族、瑶族、苗族、土家族、高山族、基诺族、布朗族和哈尼族等21个组聚在一起（图九）。根据这种分析，可以以长江为界把当代中国人分为南北两大类型，北部类型共同的体质特征为眼裂上斜、眼裂的开度较窄，大多数人有蒙古褶，鼻根较高、鼻翼发育弱、鼻形高而窄，红唇薄，头短而宽（短头型），下颌角间较宽，整个面形高而宽，身材较高；南部类型共同的体质特征为水平型眼裂较多、眼裂开度较宽，通常没有蒙古褶，鼻根较低、鼻翼发育显著，红唇较厚，头略长且偏 窄（长头型），面形低而窄，身材较矮。2张振标：《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及其类型的分析》，《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4期。南方的汉族与江南少数民族聚类在一起，北方的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聚类在一起，说明他们之间的遗传距离更近，具有共同的根源，分化为不同的民族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而南方的汉族与北方的汉族虽然遗传距离较大，但是因为具有相同的文化，所以就融合成一个民族。

图九41个男性组聚类分析数状图

赵桐茂等先生调查了我国24个民族、74个群体的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Gm、Km分布，测定了9560例个体的Gm（l，2，3，5，21）因子和9611例个休的Km（l）因子，根据Gm单体型频串计算了遗传距离并绘制了系统树。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群体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类型，北方类型包括居住在我国北方的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鄂伦春族、蒙古族、朝鲜族、裕固族、满族、藏族、回族、锡伯族和保安族；南方类型包括南方汉族、土家族、白族、彝族、苗族、布依族、水族、畲族、仡佬族、壮族、侗族和京族。北方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同在一个集群，南方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同在一个集群，这说明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种族是生物共同体，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民族从形成、发展、分离或合并，可以发生很多变化，但是他们种族的遗传特征被顽强地保留下来了。因此，同一个民族可以来源于不同的种族，反过来，不同的民族也可以属于同一个种族。1赵桐茂、张工梁、朱永明、郑素琴、顾文娟、陈琦、章霞、刘鼎元：《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Gm因子在四十个中国人群中的分布》《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中国人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的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的一个假说》，《遗传学报》，1991年第2期。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之外还有：赵桐茂等人用白细胞抗原（HLA）的基因频率计算了中国11个民族和其他人种与国家的6个人群间的遗传距离；2赵桐茂、张工梁、袁义达、杜若甫：《用HLA基因频率计算人群间的遗传距离》，《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2期。刘武等人对19组中国人的颅骨测量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3刘武、杨茂有、王野城：《现代中国人颅骨测量特征及其地区性差异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2期。张振国运用方差分析法对16省汉族和23个少数民族的身高进行了分析研究；4张振国：《现代中国人身高的变异》，《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2期。张海国对28个民族52个群体的11项肤纹参数进行了分析研究，还对17个汉族群体的指纹参数进行了分析研究。5张海国：《肤纹参数在52个中国人群中的分布》，《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1期；《汉族人群指纹综合分析》，《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2期。由于选取样本具有偶然性，因此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总的来说大同小异。上述事实证明，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民族是血脉相连的。

六、结语：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护民族独立与地方文化

从最早的华夏族团到今天的汉民族就是这样象滚雪球一样逐渐发展壮大的。历史上所有加入汉民族的族团、部族和民族（包括本文未曾提及的部族与民族）都为汉民族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汉民族的形成是一个融合与被融合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却始终离不开征服与被征服——既有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征服，也有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征服。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苦难，然而正是这双无形之手象揉面一样把各个族团、部族与民族揉合在了一起，成为今天的汉民族。

其实汉民族最终成为今天这个模样，并不是靠男人们的征服来实现的，而是靠妇女们的婚姻来实现的。无论是残暴的掳掠还是无奈的和亲，无论是政治的联姻还是浪漫的爱情，人种与族群的融合最终都是通过基因的交流与结合实现的。汉民族不仅族源是多元的，而且人种也是多元的。然而民族并不是一个血缘相同的社会共同体，而是一个文化一致的社会共同体。汉族学者对汉文化怀有极大的优越感，总是认为即使是汉族被别的民族征服，最终也还是汉人同化了征服者。恩格斯曾经说过：“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6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6—527页。于是这句话常常被拿来当作遮羞布为羸弱的汉民族的军事失利与政治失败辩护。民族形成的过程不只是基因融合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文化融合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决不是单向的传播与接受，而是双向的交流与吸收，在少数民族接受汉文化的同时汉民族也在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所以汉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也是汉文化发展演变的过程。汉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文详细讨论。

汉民族的形成发展、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结成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的演变发展是同步的。尽管汉民族在逐渐壮大的过程中融合了众多的部族、民族，但是在中国大地上仍然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汉民族人口众多，而且分布地区极其辽阔，因此在汉民族内部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东西南北地方文化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民族正因为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才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地方也正因为具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在众多的地方中享有一席之地。国家是社会的组织形态，文化是民族的存在方式，国家的统一和文化的多元是不矛盾的，保持自己的文化即生活方式也是每一个民族与每一个地方的人们的主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决不能以剥夺个人与地方的主权与泯灭民族独立与地方文化为前提，所以，我们不仅要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且同时要保护民族独立与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