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支平

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人们在探寻促进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明进步有着更大影响力之道的同时，也感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整体格局中的式微。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来考察明代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以及这种碰撞与交流的历史走向和经验教训，无疑对于我们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从而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来审视明代的历史地位，有所裨益。

一

在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经济激烈变动及其与早期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碰撞过程中，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态势。虽然说，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但是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主要局限在亚洲的相邻国家，对于欧洲等西方国家的影响，极其间接且相对薄弱。但是到了明代，情景就不一样了。双方不仅在贸易经济上产生了直接并且带有一定对抗性的交往，而且由于西方大批耶稣会士的东来，在文化领域也产生了直接的交往。

在这种较为平等心态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中，中国的文化在西方受到了应有的尊重。据说到了17—18世纪欧洲哲学与政治启蒙运动的时候，欧洲的一部分哲学家以及政治家和文人，一度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我们回顾历史上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历程，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明代中后期以至明末清初，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黄金时期。而这种黄金时期的出现，正是建立在明代社会应对世界变化所持有的包容开放态势的基础之上的。

二

研究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史的学者，更多地把这种文化传播局限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政治文化之上。事实上，仅仅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文化是远远不能涵盖明代文化对外传播的固有面貌的。我以为，明代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至少还应该包含一般民众的生活方式的对外传播。

明代是中国传统朝贡贸易向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变迁的重要转折时期。16世纪初叶，西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相继东航，他们各以满剌加、吕宋为根据地，逐渐伸张势力于中国的沿海。这些欧洲人的东来，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伴随着明代中期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商人们也开始萌动着突破传统经济格局和官方朝贡贸易的限制，犯禁走出国门，投身到海上贸易的浪潮之中。于是从明代中叶以降，中国沿海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及东南亚各国，其中尤以日本、吕宋、暹罗、满剌加等地为当时转口贸易的重要据点。他们把内地的各种商品，其大宗者有生丝、丝织品、瓷器、白糖、果品、鹿皮以及各种日用珍玩等，运销海外，而换取大量白银以及胡椒，苏木、香料等回国出售。由于当时的欧洲商人已经染指于东南亚各国及我国沿海地区，因此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活动，实际上也是一场东西方争夺东南亚贸易权的竞争。中国的沿海商人，以积极进取应对的姿态，扩展势力于海外各地。

明代中后期不仅是中国的商人们积极进取应对“东西方碰撞交融”的时期，而且还随着这种碰撞交融的深化，中国的对外移民也形成了一种常态的趋向。我曾接触过许多福建沿海地区的民间族谱，其中记载的从明代中期开始向海外移民的资料不在少数。这里仅举一部族谱为例，就足以说明当时沿海商民向外移民的一般情景。

这种带有家族、乡族连带关系的海外移民，必然促使他们在海外新的聚居地，较多地保留着祖家的生活方式。于是，家族聚居、乡族聚居的延续，民间宗教信仰的传承，风尚习俗与方言的保存，文化教育与艺能娱乐偏好的追求，都随着一代又一代移民的言传身教，艰难存继，而得到了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由民间传播于海外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逐渐在海外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象征。因此，我们在回顾中国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在明代后期向西方传播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明代中后期以来一般民众生活方式对外传播的文化作用及其意义。

三

综上所述，明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具有两个层面与两种途径，即由西方传教士及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翻译介绍到欧洲的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以及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的基层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界文明格局的变化，这两种文化传播层面与途径，并没有殊途同归，形成合力，而是经历了不同的艰辛挣扎的发展历程。

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对外传播，经历了明清易代之后，其开放的局面，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然而到了清代中期，政府采取了较为保守封闭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逐渐采取压制的态势。在这种保守封闭的政策之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不断胜利和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欧洲中心论”的文化思维已经在西方社会牢固树立。欧洲一般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也逐渐失去了对于中华文化的那种平等的敬畏之心，延至近代，虽然说仍然有一小部分中外学人继续从事着中国文化经典的对外翻译介绍工作，但是在绝大部分西方人士的眼里，所谓的中华文化，只能是落后民族的低等文化。尽管他们的先哲们，也许在不同的领域提及并且赞美过中国的儒家思想，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大概也没有多少人肯于承认他们的高度文明思想，跟远在东方的中国儒家文化有着什么样的瓜葛。时过境迁，从19世纪以后，中国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在世界文化整体格局中的影响力大大下降，其对外传播的作用日益衰微。

反观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基层文化的这一途径，则相对的通畅一些。清代政府虽然采取了较为保守封闭的对外政策，但是对于海外贸易，一方面是相对宽容，另一方面也无法予以有效的禁止。在这种情景之下，沿海居民从事海外贸易和移民的活动一直被延续了下来。特别是在向海外移民方面，随着国际间交往的扩大和资本主义市场的网络化，其数量及所涉及的地域均比以往有所增长。到了近现代，中国东南沿海向外移民的足迹，已经深入到亚洲之外的欧洲和美洲各地，甚至于非洲。

如前所述，中国沿海商民向外移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够在相当高的程度上保留和传承其在祖籍的生活方式。于是，经过数百年来中华海外移民的艰难挣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世界各地逐渐形成了具有显著特征而又不可替代的“唐人街”、“中国城”。我们走遍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中国城”，其充满着中华文化浓郁气息的建构与特征，几乎都是一致性的。这种一致性的建构与特征，正显示了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基层文化在海外的成功传播与发展。到了20世纪上半叶，在一般西方人眼里的中华文化，基本上就是等同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中国城”了。即使是到了今天，遍布在海外各地的“唐人街”、“中国城”，依然在传播中华文化的道路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而这一重要桥梁纽带的形成与发展，是由明代社会奠基起来的。

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来考察明代社会，以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基层文化的文化传播途径，实际上成了18世纪以后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主流渠道。我们只要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对于明代历史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就不能不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崭新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