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许纪霖日前在答问时认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从理论角度而言，是新左派大胜，自由派大败。为什么这样说？汪晖如今已经国际化了，国外都想听听来自中国的不同声音。但自由派至今没有建构出一套完整的全球化时代中国问题的说法。自由派主动放弃了理论战场，降一个层面，换一个战场，转移到公共媒体去争取“微观维权”。不与论敌在大的问题上纠缠，而是针对具体的、特殊的微观事件，点点滴滴争取人权，有点像胡适提倡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这样的策略改变，一方面使得公共媒体的自由派声音占压倒性优势，另一方面也使得在宏观理论上自由派更加苍白。

许称：1980年代大学的氛围，与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私人空间很少，连谈恋爱都很拘束，与女同学稍为接触多一点，支部书记就会来干预。但是1980年代校园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竞选人大代表、模拟审判、讨论国家大事、上街行走……热闹极了。1980年代有一种后“文革”的氛围，“文革”中的红卫兵精神转化为一种“后理想主义”，从“奉旨造反”转向追求改革，追求自由和开放。19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年代，大视野、大思路、大气魄，这些都是1980年代人的精神特征。这种1980年代精神对我影响很深。可以说我是一个“1980年代之子”，至今的思考、写作依然保持着1980年代的风格。

1980年代不过是“文革”年代的世俗版。如果我们把毛泽东时代看作一种红色宗教，类似革命乌托邦的宗教时代，具有一种神圣性，那么1980年代不过是这神圣性的世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