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季

本栏目与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合办

“打工文学”的价值取向与发展方向

□马 季

本期话题：打工文学三人谈

马季，回族，1964年生于江苏镇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中国作家网。2001年以来，从事理论研究，发表长篇小说评论、网络文学理论文章100万字。著有《欧美悬念文学简史》《多元文化中的文学生态——新生代作家文学对话录》《读屏时代的写作——网络文学10史》等。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伊始，第一批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单位，而到“社会主义多种形式所有制”所属的企业打工者出现，“打工文学”就随之出现了，只是最初没有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的认可。假如以杨宏海先生1985年提出“打工文学”这个概念作为打工文学理论研究的发轫，至今也已经有25年之久。这期间中国当代文坛经历了诸多变化，从寻根文学、先锋写作、新写实主义到新生代作家的出现，所引发的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再到下半身写作、美女作家、80后作家集体亮相，对固有的创作理念产生的冲击，直至网络文学呼啸而来，文学的精英特质与草根特性形成强烈对撞……一个全新的文学格局，以相互包容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在上个世纪，打工文学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概念，更多强调的是文学书写的所指，而非审美对象的能指，但在社会形态复杂、多元的新世纪，以往对打工文学的界定已经与现状不符。事实上，打工群体已经从珠江三角洲的服装、电器加工厂、郊外工地的民工延伸到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职场打工阶层，甚至包括经历丰富的海归人士。我们必须承认，现实生活的容量大大超出了文学表现的范畴，面对丰富的社会生态，通常意义上指认的打工文学显得捉襟见肘。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四分之一世纪的创作积累使打工文学涌现出一批重要作品，并逐渐获得了理论上的陈述和确认。打工文学产生发展的历史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时至今日，我们也看到，除了在文学圈子（包括文学圈和理论圈）之内，打工文学没有获得应有的承认，社会知名度不高，影响力不大，或说其价值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特别是对打工文学新生形态缺乏应有的发掘，这启发我们，有必要正视打工文学的价值取向研究，以期开创打工文学新的研究空间。

“打工文学”的意义：攻打文学

《羊城晚报》“花地”版编辑何龙先生曾说过：“所谓‘攻打文学’，是说文学开头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描绘自己的生活，到了后面，那些作家就想超越前面的作家，就要把以前的文学本身作为自己的假想敌来攻打，就是突破以前文学的规则，攻打以前文学表现的方式等等”（《打工文学：身份验证后登陆社会》，黄咏梅整理，收入《打工文学备忘录》，杨宏海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126页），并提出“打工文学”应当潜心写作，不应当去“攻打文学”。这种不为文学而文学的态度十分值得肯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打工文学”对当前文学“有所攻打”也是时代变化赋予文学书写的重要特质，作为一种自然萌生的文学创新，应该予以扶植与保护。打工文学的这一倾向和网络创作颇为相似（打工文学本身就有相当一部分融入了网络写作），它们呈现出与传统文学不同的审美特征，即创作的即时性和随意性，创造了写作与生活之间的新型关系。在传统文学因脱离生活而遭到诟病与质疑的同时，近距离书写生活并直接描述生存现状，直面生活中的伤痛与艰辛、直接呈现生活的快乐与喜悦的文学写作，成为新的文学诉求，它们“攻打文学”的意义不在于“舍我其谁”，而在于对文学现场的补充，以及对文学民间性的回归。

当前的中国文坛可谓真正是 “百花齐放”，传统文学、网络文学以及各种文学群体、文学圈子、各式各样的文学组合纷纷呈现。但是，支撑这个繁荣局面的根基却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在严肃文学期刊凋零而网络、手机等新型传媒手段发达之后，作家们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虚无主义、自我意识等一些观念披着庄重的外衣侵入作家的思想；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发达之后，文学渐渐成为一种市场控制之下的资本攫取，供养人从传统文学的高端读者蜕变为市场驱动下的乌合之众，导致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成为其第一属性，并迅速演变成现代经济体制操控之下的权宜之计。文学作品的价值被浓缩在出版物的那一条窄窄的“腰封”之上，茫然无措的读者只有依靠各大书店提供的排行榜来选择自己的阅读范围。文学掮客的商业操作陷阱无处不在，防不胜防，文学阅读的五味杂陈，成为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打工文学在这一点上相对单纯一些，读者可以接受不成熟的作品，但虚假却难以获得他们的认同。

据相关调查，少年和青年是文学阅读的主要人群。改革开放之后，农村青年忙碌在城市的建设工地上，没有时间阅读；闲散的城市青年将电子游戏厅、网吧等娱乐场所作为打发时间的工地。文学写什么、怎么写，普通人不去关心。但是，按照文学的发展规律，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文学存在的土壤。正因为有了上面两种人的分化，我们的文学才截然分为两类：一类是抒写性灵、描摹现实生活的文学，其中“打工文学”是优秀代表，他们是为改变命运奋斗在建设一线的作者们写的；第二类是消遣性的、充满风花雪月的文学，诸如荒诞、悬疑、穿越、游戏、情感之类的作品，他们大部分是由身居城市、衣食无忧的青年作家们创作的。

毫无疑问，以打工文学为代表的、由有着深刻社会体验的作家们写的作品才是文学的原创，而第二类只不过是前者的演绎和改编，相当于衍生产品。打工文学作为作者不受市场制约、完全发自内心世界的创作，在改变创作形式的同时，实际上继承并代表着传统文学价值在现实中的演变和发展。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他们有清醒的意识和力量的积蓄，还可以完成对资本入侵文学、利益影响创作的歪风给予严正的攻打。也许这种攻打是要付出代价的，但这种悲壮的行为代表着文学的基本功能。

“打工文学”的目标：追求理想

文学是理想的事业，打工文学尤甚，如果忽略了文学对心灵的慰藉作用，我们几乎无法解释这一创作现象。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打工文学已经经历了几代创作群体的过渡，形成了既有代表人物，也有广泛后继力量的“金字塔”结构。数不清的打工者处在金字塔的底座，他们下班之后窝在斗室里通过文学写作和阅读缓解疲劳、充实内心、批判现实、寻找理想。对理想的追求应该可以视作打工文学的基本诉求。

打工者是打工文学的主体。我个人认为，打工文学主要应以打工者自己创作的文学为主，专业作家创作的打工题材的文学作品，虽然丰富了打工文学的内涵，但是缺乏打工者以打工生活为中心创作的作品感染力和现场感。作为一个以创作者和主人公群体命名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在主题上有其独特的内核，这个内核就是直面现实，追求理想，可以理解为通过写作消化生活，以达到自我的人生追求。打工者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但是因为“打工”这种生活处境成为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这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这种对命运的期待可能是多样性的，或者试图通过积累钱财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或者试图通过自我价值发掘而实现理想抱负。总之，改变自己的生存质量，提升自己的生存空间，成为打工者在打工文学中表达的基本倾向。由于文化水平的不同和表达方式的差异，并非是每一个打工者都能够用文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理想，但是，通过大量的打工文学文本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打工者创作的文学作品都与自己的打工身份有关，与自己或远或近的理想有关。可以说，打工文学总体上表现出的特征，指向的是中国社会努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核心价值。这不仅是个人的理想，也是一个民族的理想。

从创作手法上看，打工文学以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对现实的体验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现实的批判，另一种是对理想的憧憬。但是表现在文学作品上，常常是二者兼而有之。他们对现实的批判主要来自于尴尬的身份境遇，“作为民工的社会身份，一方面他们离开了农村，从事于城市的劳动，为城市创造文明和财富，另一方面却没有被城市最终接纳，这里没有他的家，他的家在农村，城乡分治的旧体制，使他们处境尴尬”（何西来：《我看“打工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收入《打工文学备忘录》，同上，第21页）。可以说，城乡体制的差距造成了打工者身份的迷失与错位，生存的无根状态，直接导致了他们在工作之余的彷徨感和漂泊感。尽管打工者观察生活的视野具有一定局限性，但是，长期打工生活的磨砺，使他们对当代社会的认知理性而又实际，缘此而创作的作品，带有显著的时代烙印；非书斋能够获取的切身体验，鲜活而生动，弥补了他们在技术层面上的不足之处。正是基于作者对现实的深刻体悟，才使得打工文学中对理想的憧憬具体而纯粹，作品的人物形象生动而活泼，具备直指人心的力量。在这种情形之下，部分打工文学作品对现实的表现达到了局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形成独特的文学景观，也就在情理当中。对于中国当代生活的阐释，打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不仅仅因为它们的真实，还在于它们代表着人类对前途和命运的普遍向往。

“打工文学”的前途：固本与重建

打工文学如何发展是我们今天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从根本上说，它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连接在一起，随着国家经济方式的转变，打工人群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现阶段来看，打工者的主体正在衍化成两大部分，一是分布于社会底层的打工者，他们仍然是这个群体的主流，不仅在人数上占据绝大多数，而且也是打工文学创作和消费的主体；二是职场打工者，他们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用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理念诠释他们的职场奋斗史，以及他们所观察到的现实世界。前者的创作可谓传统的打工文学，后者的创作则代表了新兴的打工文学。显然，固本是指前者，重建是指后者。

作为创作主体，传统的打工者是指所谓的“民工”阶层，因为他们秉承着中国农民固有的朴实与吃苦耐劳，他们才得以成为高楼大厦的主要建设者。而那些摩天的高度，代表着他们在道德、精神和心灵上的高度。对他们的生存状况进行文学描述，无疑是时代赋予文学的重要使命。由于受教育少的原因，如果依照文学的技巧标准，打工者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艺术水平上显然不足。但是，这不足以动摇打工文学在中国当代社会领域的精神特色，正是由于打工文学的存在，处于建设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全貌才得以显现。打工文学当然不同于书斋里的所谓美文，它透露出的生活气息指向的正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本身。关于这一类文学，在文学史上也不乏先例，比如《诗经》多是民间的口头创作，但是我们丝毫不能质疑其艺术地位。

我们知道，打工文学是因为打工者出现才逐渐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因此，从理论上讲只有打工人群萎缩和消亡，“打工文学”才会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消亡。由于中国社会体制变革的长期性，打工者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存在，我们是否可以就此认定打工文学将长期存在？实际情况恐怕不这么简单，打工者的存在并不是保住打工文学江山的唯一途径。打工文学的实质存在和消亡，主要取决于打工文学能否发展和重建，停滞不前的打工文学，或者说是失去了回应社会能力的打工文学，也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主流文学阵营保持强大的实力，不能感召打工者，打工文学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那么，如何保持打工文学旺盛的生命力，将成为关注打工文学的焦点问题。在我看来，从固本与重建两方面着手，才能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

在固本方面，打工文学首先应该要学会“打工”。打工文学的创作者主要是打工队伍里成长起来的有一定创作能力的文学爱好者，这部分人构成了打工文学作家的主体。不是打工者的打工文学创作者并不多见。创作者首先要明白，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写打工者”，既要学会打工，要善于用文学语言表达打工生活。一方面为打工者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要为社会揭示打工生活的真相，让社会了解打工者的真实生活，从而唤起社会、国家对打工者的尊重和理解。其次，打工文学要坚持“打工”。打工文学是一种底层关怀的文学，它不能脱离打工者而存在。打工文学最适宜的阅读时间是在工间休息、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最适宜的阅读地点是车间、厂房，是工人狭窄的宿舍，甚至是在荒郊野外的建设工地上。打工文学最适宜的创作方式是在工间休息和下班后的夜色中，是在工友们的品头论足之间。因此，打工文学一定要保持“打工”的本色，不以登堂入室为荣，不以阳春白雪为求。不脱离“打工”二字，不背离现实土壤，它就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

在重建方面，打工文学应该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拓展视野，接纳新生创作力量的加入。实际上，自新世纪特别是2005年以来，网络上出现的职场文学热潮，也是打工文学新的存在形式，它们先是在网上获得旺盛的人气，出版之后也同样获得了读者的响应，紧接着又进军影视领域，占据了广阔的文学前沿阵地。我们熟知的《圈子圈套》《杜拉拉升职记》《浮沉》等作品之所以产生影响，说明以职业白领为主体的新市民阶层正在兴起，并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后诸如《输赢》《做单》《大饭店》《对决》《潜伏在办公室》 等一系列职场作品风起云涌。在这波职场文学的热潮中当然包含明显的商业包装和炒作因素，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就此否定打工文学新的发展可能性，如果商业行为仍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也可以预见打工文学正在迎接新的挑战，正在开创新的篇章。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打工文学的局面本应繁花似锦，而不应作茧自缚。我们有理由相信，打工文学在未来的文学格局中必然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