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 栖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盛行一句“理解万岁”的口号，希图年轻人能理解文革亲历者曾经的所作所为，理解他们所遭遇的痛苦，理解他们的忏悔和反思，其实，世人需要理解的并不仅仅是那个年代，此前受时代思潮浸淫而在荒唐年代做了荒唐事的人们，也是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得到充分的理解。85岁高龄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方徨便是典型的一例。

方徨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写出“放卫星”的第一条新闻的新闻记者，文称：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小麦大丰收，一块2亩9分的田地亩产小麦3530斤。6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出方徨采写的消息的同时，配发题为《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的社论，从此水涨船高，节节攀升，中国的政治上空“卫星”满天飞。恰如这位新闻界前辈所言：“对稿件引起的后果，我不能逃脱一个正直的新闻人良心上应受的责备。”而我则是更多地从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来理解之。

那个年代出现方徨及其“放卫星”新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虽说“大跃进”时期尚不如文革时期那般愚忠，那般个人迷信，但政治观念的趋同性和意识形态的同构化早已成为国人的一种思维定势，如方徨所说：“在当时那个大的社会背景下，领袖一发号召，我就追逐那个乌托邦去了”。这表现在新闻记者身上，便是争先恐后地去写关于“奇迹”的报道，追求那种政治上的轰动效应。方徨之所以能写出“放卫星”的第一条新闻，看似偶然——她是河南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