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红

选择与分离：从李汉俊与《星期评论》的关系看中共早期组织的形成

●李 红

目前学术界对于《星期评论》的历史地位已经给与充分的肯定，认为它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进步刊物之一。早期共产主义者李汉俊与戴季陶、沈玄庐等人利用该刊宣传进步思想，对于中共建党起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星期评论》毕竟非李汉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着手主办的刊物，不同政见与不同的理想追求不仅使李汉俊、戴季陶分道扬镳，也使《星期评论》仅存一年而宣告停止。

《星期评论》；李汉俊；戴季陶；中共早期组织

目前学术界充分肯定《星期评论》的进步性及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历史地位。李汉俊不但是《星期评论》的主笔，也被誉为该刊的“三驾马车”之一。本文试图通过李汉俊与《星期评论》这一视角，揭示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期望能对中共创建史的研究提供些许思路。

一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主要成员，在建党时期被马林誉为“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在哥哥李书城好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扶桑求学。在日本学习期间，中国经历了连续政局更迭的动荡局面。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忧患意识的爱国青年，李汉俊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广泛了解世界大势，苦苦寻求救国之道。在河上肇的影响下，李汉俊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始信仰和研究马克思主义。1918年李汉俊从日本带回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在上海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戴季陶1905年留学日本，1909年回到上海。1911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创办《民权报》，1912年9月，戴季陶被孙中山任为随从秘书，直到孙中山去世。沈玄庐1908年到日本，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沈玄庐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后即到上海。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沈玄庐经常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探求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当面临中国的动荡政局的时候，寻求救国之路的戴、沈在日本期间思想上也受到日本大正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所以他们在上海与李汉俊重聚时，很快找到了思想上的共同点。可以说，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追求使他们有机会走到一起，成为中国最初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这一事件的影响远远出乎人们意料，它波及面非常广泛，不但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而且极大震动了思想文化领域。五四运动后，各种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宣传、活动更加频繁，各种各样的舆论、时评不断涌现，涉及的社会诸方面问题更为丰富，中国究竟走向何处、如何改造社会、用什么改造社会更是议论之焦点，从而形成各类思潮，逐渐地，马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新文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四运动同样使处于低潮的孙中山深刻体会到了民众暗含的巨大潜能和思想舆论的威力，面对新形势，重新审视时局，考虑将来的前进方向是当务之急，他迫切需要走出革命的低谷，以完成未竟之事业。1919年6月3日，依照孙中山的意愿，戴季陶、沈玄庐和孙棣三联名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星期评论》出版公告。公告里说：“中国人渐渐的觉悟起来了，中国人渐渐知道从国家的组织，政治的内容，社会的里面，思想的根底上去打算了。但是人的究竟，国家的究竟，社会的究竟，文明的究竟，是甚么样，应该怎么样，好像大家还不曾有彻底的思索，明白的理会，切实的主张。我们出版《星期评论》就是把我们所自信的彻底的思索，明白的理会，切实的主张，写了出来，供天下人研究，求天下人批评。”[1]6月8日，《星期评论》创刊，由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编辑，每周日出版，至1920年6月6日停刊，共出53号。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是《星期评论》的主笔，被称为该刊的“三驾马车”。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年止，仅在上海一地，李汉俊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共产》、《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共发表了90余篇译文和文章，其中，在《星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与译文就达38篇之多。

《星期评论》的宣传内容顺应新文化运动发展，符合时代潮流，具有进步性。戴季陶与李汉俊尽管对于布尔什维克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上存在偏差，但在评论性的杂志上共同探讨着同样的话题，共同探索着中国的前途。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一是注意劳工运动问题，二是宣传社会主义，三是讨论当时热门的妇女解放问题。同时，该刊不忘创办目的，推崇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最值得注意的是，《星期评论》对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先后发表了《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意义》、《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等文章，对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星期评论》自诞生即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它文笔精辟、针砭时弊，销路颇广，许多读者盛赞《星期评论》，认为在五四时期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封建势力的刊物中间，“最占势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2]。

二

1920年2月，《星期评论》社的总发行及编辑所从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搬到法租界白尔路（今西门路）三益里17号李汉俊的寓所。李汉俊成为该社的主要思想领导核心。对于为何搬到李汉俊寓所，现缺少证据，不过根据当时李汉俊与戴季陶的旧识关系及李汉俊本人在舆论界的影响推测，社址的迁移当在情理之中。

中国先进分子建立共产党的思想来源与动力，不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而是从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的，只是五四运动进一步加速了陈独秀、李汉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1919年9月5日、6日，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节译了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他在后记中写道：“面对世界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我们中国怎么办？”他宣布自己是“平民、民众、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打算。”此时，李汉俊已有了向苏俄学习建立政党的初步想法。1919年10月，美国国会否认了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正确提案，使进步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期待和幻想破灭，转而重视对苏俄的评论。这不但使李汉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信仰，也促使戴季陶重新审视世界局势，思考中国的出路。1920年4月，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在中国报刊发表，消息一出，立即得到中国各阶层人士的拥护和赞扬。1920年5月，《星期评论》出版了“劳动纪念号”，发表了李大钊的《“五一”（MayDay）运动史》、李汉俊翻译的《五一》、施存统的《“工读互助团”底经验和教训》等文章。陈望道还应《星期评论》约稿，翻译《共产党宣言》。

由五四运动而导致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同样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东方的关注和重视。1920年春，维经斯基来华。维经斯基计划以新青年社为中心，把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影响较大的“《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中国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3]。1920年4月，在李大钊的介绍下，维经斯基同《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代表主流思想的杂志编辑、主编进行了座谈，向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邵力子、张东荪等与会者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俄劳农政府的现状，并希望组织中国共产党，但这次讨论未达成一致意见，没有结果。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探讨、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的改造。参加研究会的有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陈独秀、陈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李达回忆说：“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维琴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4]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共同草拟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十五条，其中有共产党员不能做资产阶级政府官员议员，乃至校长也不能做的内容。结果张东荪退出了这一活动，仍以研究系的面貌办他的《时事新报》，戴季陶说他不能和孙中山分开，也退出了。此后，陈独秀经常到《星期评论》社，与李汉俊一起谈社会改造、苏俄革命以及建党等问题。施存统、俞秀松、杨之华、恽代英、毛泽东等均与该社有联系。《星期评论》社逐渐变成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活动基地。

而孙中山、戴季陶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一直试图利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始终不忘其奋斗目标，不忘对其进行宣传。尽管戴季陶发表了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文和评论，称赞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的创造者”[5]，但是并非希望在中国建立苏俄式的政体。《星期评论》先后发表《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访孙先生的谈话——社会教育应该怎么做》、《三大民权》、《革命继续的功夫》等文章，论述了国民党对社会改造的方针看法，颇有极力宣传三民主义意味，效法苏俄建立苏俄式社会主义国家的意图丝毫未见。1919年6月，孙中山指出:“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6]在《访孙先生谈话》一文中，戴季陶说，对于上海六三工人罢工事件，“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一问题，就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应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如果“那些做煽动功夫的人，就拿了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无知识的兵士和个人里面……发生出动乱来，真是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7]创办初期的《星期评论》中缝处，赫然印有“孙文孙中山孙逸仙中华民国的妈妈中国人的先生三民主义的宣传者东方文明的曙光”等字样。后来，戴季陶谈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说：“布尔色维克的共产党，是奉马克斯主义的，而马克斯主义却不是布尔色维克的共产党。马克斯是标明共产主义的，而主张共产主义，怀抱共产主义的人，却绝不限于马克斯主义者。”[8]很显然，他的这种认识与陈独秀、李汉俊是有明显区别的。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5人在环龙路渔阳里陈独秀寓所开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社会共产党）。成立后，即着手组织建设工作，发函至全国各地，请各地共产主义者成立党的支部。紧接着，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者相继成立党的支部，上海发起组实际上起了临时中央的作用。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正式成立，最初发起人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等8人。

尽管《星期评论》的停刊另有军阀政府的干预以及新文化运动的自身转向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应归结为《星期评论》偏离了最初的办刊旨意而自行告停，陈独秀、李汉俊的理想目标是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不相符的。沈雁冰后来作了一个确切的总结：“当时讲社会主义的人很多，大约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后来成立党组织的陈独秀等人；一是研究系的，如张东荪一些人；还有国民党的戴季陶也讲马克思主义，胡汉民在《建设》杂志上，也翻译日本河上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三部分人，只有第一种人是真正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和国民党，是想借谈社会主义拉拢些青年，等到真正行动时，他们就绝口不谈，终于离开了。”[9]

[1]星期评论出版[N].民国日报，1919-06-03.

[2]李立三.党史报告[A].中共党史报告选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209.

[3]包惠僧回忆维经斯基[A].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06.

[4]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A].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

[5]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J].星期评论（第17号），1919-9-28.

[6]孙中山.复蔡冰若函[A].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5.66.

[7]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社会教育应该怎么做[J].星期评论（第3号），1919-6-22.

[8]戴季陶.革命党与革命军[A].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内部资料）[C].1983.343.

[9]沈雁冰.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A].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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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28X（2011）08-0010-03

本文为教育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专项项目（10JDJNJD189）、上海市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SJ0703）规划项目成果。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2010级专门史博士生、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