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 栖

我素来景仰文化前辈傅雷，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大量论述精到的文论和笔贯清香的散文，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向中国读者捧出诸多世界一流名著的一流译品，更在于他“文革”初期不阿权贵、以死抗争的铮铮铁骨。

近读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的《傅雷文集（文艺卷）》，意外看到傅雷于1957年夏季公开发表的三篇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比一比，想一想》（6月29日《文汇报》）、《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7月6日《文汇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7月17日《解放日报》）。这些文章的立意和题旨都截然不同于当年上半年面世的诸如《闲话新年》（1月1日）、《大家砌的墙大家拆》（5月8日）、《关于经理、编辑、选题计划的三点意见》（5月17日）等文，堪称“华丽转身”，积极配合方兴未艾的反右斗争，让人窥见这位文化前辈在那个不平常的夏季的另一个侧面：“被运动”的窘况。

《比一比，想一想》明确表态，反右斗争“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回顾自己几次在整风中对《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的批判，以示立场相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则是直斥葛佩琦的“右派”言论。这些措辞激烈、调门甚高的文章，充其量是一种情绪化的斥责，或道德上的贬抑、羞辱，几无有认真讲道理的。尽管如此，傅雷最终还是因为1957年上半年的那些直言被划入“右派”的行列（虽说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历史给这位善良而迂腐的书生开了一个大玩笑！

说实在，我极为佩服《傅雷文集》编选者不讳尊者的实事求是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