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伟志

我国很重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来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系统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标志。政治参与率高意味着国家的政治生活生动活泼，健康向前。反之，如果政治参与率低则表明社会冷漠。社会冷漠不是好事情，是“听惊雷”前夕的“于无声处”。

我国在“政治参与”前，加上了“公民”二字，鲜明地确定了政治参与的主体是所有的公民，从而结束了，或者说抛弃了“主体是一部人”的观点和做法。在古代先秦诸子那里，就使用过“政治”这一概念。在《左传》里把“政”与“治”分开。说“治”，就有个谁来治的问题。列宁讲：“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在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只能由人民来治。

《墨子》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政治参与一定要按照由人民制定的、符合人民利益的法律来参与，而不是随心所欲。人民的国家人民爱，则治。因此，我们又强调“有序政治参与”。有序就是有组织地参与，不是各行其是。

强调“有序”是针对无序来的。本来嘛！在很多活动前都应该加个“有序”，比如有序办学、有序唱戏、有序交易、有序领导、有序指挥，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都有助于更上一层楼，可是为什么在这些前面该加“有序”的地方而不加“有序”呢？道理自然很多，其中少不了有个对“无序”的看法问题，还有个对参与者的评价问题。

无序参与是历朝历代都有的，是今日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是常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