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玲

广西北部湾地区明清时期的海商文化与移民*

吴小玲

明清时期，广西北部湾地区成为中国私人海上贸易较为兴盛的地区，一批商船往来于北部湾近海和南洋各地，为广西北部湾移民海外提供了交通条件;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广泛分布，为北部湾海商建立了一个商业网络，并为广西北部湾地区的持续海外移民奠定了基础。广西北部湾海商文化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明清持续的移民潮为海商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广西北部湾;私人海外贸易;海商文化;移民

海商主要是指来往于海外各国、从事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的商人。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的私人海外贸易在禁海与开海夹缝间发展起来，成为海上对外贸易的主体。处于华南沿海一隅的广西北部湾地区，私人海外贸易也极为兴盛，一批海商活跃在海外贸易线上，一批商船往来于北部湾近海及南洋各地，为广西北部湾地区移民海外提供了交通条件;而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分布，为北部湾海商建立了一个商业网络。广西北部湾海商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色，明清持续的移民潮又为海商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研究由明清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所引发的海商、海商文化及移民问题，可以更好地把握广西北部湾文化的海洋性特征，进而全面把握广西北部湾文化的全貌。

一、明清广西北部湾地区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

明清广西北部湾的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私人海外贸易的范围为广西北部湾近海及东南亚各国，尤以越南为多。

“钦廉皆为极边，去安南境不相远”。［1］由于帆船载重量及运输条件的限制，广西北部湾对外贸易的范围主要限于相邻省区的近海口岸及东南亚各港口，尤以越南居多。商人在钦、廉沿海运出的大宗产品是“廉盐”，还有生丝、牛皮、海产品、靛青、布匹、纸张、陶器、铁锅、茶和药材等，运进的大宗物品是安南大米 (夷米)及槟榔、胡椒、冰糖、砂仁、竹木、香料和海产品等。康熙二十四年 (1685年)，清朝“复界”，开放北部湾海上贸易，从廉州冠头岭出发的航船纷纷驶往安南、占城、暹罗、真腊等国及广州、澳门等地。“在1820年代，中国每年出洋的商船总数通常为315艘，而赴越南贸易就占了三分之一”［2］，这其中有来自广西北部湾的商船，史载合浦“其出洋经商做工者以海防为多”［3］。

2.私人海外贸易人数逐步增多，规模不断扩大。

粤西“高、廉、雷、琼滨海，诸夷往来其间，志在贸易，非盗边也。故奸人逐番舶之利，不务本业”［4］。与越南一江之隔的东兴成为私贩云集之地，“钦州属之东兴街，思勒峒二处，逼近安南，民夷杂沓，私贩甚多”［5］。钦州长墩司如洪寨在宋代已是中国对越的大型贸易市场之一，明初在长墩岛设巡检司署，到嘉靖年间复设，卡往来船只收盐税和进出口货物税［6］，“及安南事动，商旅少鲜至，然每季犹可得银三四十两”，可见当时中越贸易的繁荣。从明英宗天顺四年 (1460年)的一则有关处理“安南盗珠贼范员等四名……潜与钦、廉贾客交通，盗氽珠池，互相贸易”的赦令，可反映出当时民间私人对外贸易已形成一定规模，否则不会引起朝廷下令“出榜禁约，钦廉濒海商贩之人，不许与安南国人交通，诱引盗珠……”［7］。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越南的港口城市“市中百货云集，其茶叶、药品、瓷器、故衣诸货，皆中国客船贩卖为多”［8］，在最繁盛的港口城市会安市场上，华侨除了经营越南土特产外，主要经营由海商转运来的舶来品。

3.出现了一批对外贸易的港口。

明清时期，合浦冠头岭、钦州龙门港、东兴竹山港和江坪等都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北海港成为新兴的对外贸易港口。

明洪武元年 (1368年)，北海仍属廉州珠场八寨之一的“古里寨”。随着海外贸易船舶吨位的增大，合浦港入海口逐渐被泥沙淤塞，港口主要位置便逐步南移至冠头岭一带。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已有商船不定期地从冠头岭发舟通往交趾等地，“广东海道自廉州冠头岭发舟，北风利，二三日可抵安南海东府，若沿海岸西行，……第五天抵万宁州”［9］。乾隆元年 (1736年)，粤海关在廉州口设海关，道光年间，北海已是“商贾辐辏，为海舶寄碇之所”［10］。清咸丰、同治年间 (1851～1874年)，北海拥有载重量176～295吨的头艋 (大帆船)40余艘，开辟了通往澳门、香港、海防、新加坡、广州等地的7条外海航线。同治二年 (1863年)，英轮开始定期往来于北海及广东沿海港口。同治十年 (1871年)，北海常关设立。光绪二年 (1876年)，北海设厘金厂，只向华商抽厘，洋商进出口皆免。［11］从税钞的官方数目来看，同治十年 (1871年)北海港进出口货物达85万两以上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无法统计的走私及偷漏税的数目)。［12］北海成为货物进出滇桂黔和粤西的重要集散地。

4.以小股私人海商贸易为主，出现某些资本雄厚、船多势大的海商集团。

明清广西北部湾地区的民间工商业规模较小，“民用所资，转仰于外至之商贾”［13］。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大多数是零星的、独家经营的小股私人海商，“各船所认所主，承揽货物，装载而还，各自买卖，未尝有群”。由于海上贸易竞争，同时也为了对付官兵的追捕，海商们“因各结综，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逐渐形成了个别有资本雄厚、船多势大的私人贸易集团，如以杨彦迪为首的海商集团。杨彦迪等率众移民东浦后，“奠定了今日西贡堤岸及南忻各埠商业繁荣之基础”［14］，这批移民大都从事商业贸易，拥有自己的船只，活动范围很大，形成了一个海外华商网络。

5.亦商亦盗的武装走私贸易 (海寇贸易)是北部湾海商贸易的主体形式。

明清时期，广西北部湾的海外贸易经历了前期的小股走私贸易到海寇贸易再到合法贸易的过程。但海寇贸易所占的时间较长。“濒海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骛，往往至岛外瓯脱之地”［15］。由于厉行海禁，原有通商港口被严查，沿海商民便将货物集散地、交易场所、仓储、补给基地等转移到沿海小岛与偏僻港湾之处，形成沿海走私港网络。处于中越交界狭小水道上的东兴江坪镇，是“中国人去时是渔民，出来时便成了海盗”的地方，那里密聚着来自不同省份的包括商人、小贩和渔民在内的中国人，他们与越南人混合居住，是中越海盗活动的巢穴。［16］钦州龙门岛“地枕交广之间”，与安南国万宁州江坪仅一潮之隔，为钦、廉二州门户，每当“海疆多事，则往往盗贼盘踞其中为窟宅”［17］。杨彦迪、冼彪等据之为海上活动基地，成为当时在中国东南沿海纵横捭阖的郑氏海商集团的一部分。

由于海上私人贸易是沿海人民生计所系，海商一般都具有海盗和海商的双重特性。在海禁政策下，沿海商民先是以走私贸易对付海禁政策，走私贸易被严厉打击后，则下海为寇，武力与官军对抗，甚至勾结外国走私商和海上浪民，劫掠东南沿海地区。正是所谓“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商禁则商转为寇”［18］。明永乐七年 (1429年)，钦州海盗阮瑶率船队攻长垫与林虚巡司，“焚廨舍，毁斋栅而去”，自此开始的“钦州海寇之乱”历时280余年，到清康熙二十九年 (1690年)“始得休息”。乾隆十八年 (1753年)二月，朝廷下令“以廉州府等八府渔船久居洋面，难保无抢劫商旅之弊，均应行保甲，十船编为一甲，连环互保”，目的就是为了防范一些渔船以海上贸易之名行抢劫来往商旅之举。［19］

二、广西北部湾明清时期的海商文化

广西北部湾明清海商属于当时享誉海外的粤商的一部分，它无论是经营规模还是人数都比同时期的其他商帮如潮州海商、海南海商、嘉应海商要少得多。但由于它诞生于岭南地区或受到岭南文化影响，是古骆越文化、中原汉文化和海洋文化三因素的融合体，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

1.广西北部湾明清海商文化具有较多的兼容性。

历史上，古骆越人崇海、敬海，“仰潮水上下，垦食骆田”，“饭稻羹鱼，果隋蠃蛤”［20］，农耕和渔猎经济占相当的地位。秦汉以降，中原汉族先民大量南迁，儒家文化的影响逐步深入广西北部湾民间，农耕是主要经济形式，但靠海为生的环境使人们学会贸易谋生，或以海洋产品换取农业产品，或以农副产品换取手工业品，形成了以农业为根基、以渔业为出路、以海外贸易为延伸、以手工业为补充的生产模式。广西北部湾文化既受骆越文化的影响，又受中原南迁汉文化习俗的影响和汉唐以来海外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影响。成长于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海商带有更多的兼容性，它在各种文化的交汇中，大量吸收了多种文化的元素，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如在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习俗、渔歌传说、信仰禁忌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海商的多神崇拜。他们除了崇拜妈祖 (天后、天妃、又称三婆)外，还崇拜海神、蛇神 (龙神)、雷神、飓母神、伏波神、孟尝君和镇海将军等地方海神。19世纪初，在广西北部湾华侨商人最集中的堤岸，华侨的会馆、公所、同乡会以及关帝庙、天后庙等林立，有“海外中华”之称。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传统宗教是道教，但它又是佛教从海上进入中国的地区之一。同治六年 (1867年)，法国天主教势力进入涠洲，逐步在广西沿海扩展。多元化宗教信仰特别是多样性的海神信仰，为北部湾海商的冒险与开拓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增强了海洋文化的兼容性。

2.广西北部湾海商文化具有对外辐射性和交流性。

在海外经济活动中，海商开设商行，一方面吸收当地的习俗文化，按照当地的生产经营方式发展;另一方面传承中国文化的精髓，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到其所在地，发挥积极的影响。东南亚国家的民间风俗习惯中，不同程度地有广西北部湾地区民间生活的影子。如越南的许多城镇寺庙有中国汉学书写的楹联，中国儒家的忠、孝、仁、义之道影响到越南各地，越南北部、中部，甚至南部地区的社会、家庭、居住、饮食、服饰、工艺及婚嫁、岁时、丧葬、信仰、礼仪、娱乐等习俗都与广西北部湾民间有相似之处。［21］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华侨中不约而同地开展了振兴儒教的运动，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得到积极地推崇。

海商往返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在文化传播中充当了中介和桥梁的角色，使外来文化渗入到北部湾民间，丰富了海商文化的内涵。如西方语言、生活习惯的影响渗入到广西北部湾民间，出现了中西文化融合的现象;海商带回的经验、性格、气质和财富、新的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等，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与之接触的群体及社会风尚。在广西北部湾沿海，与小农经济相联系的传统观念和传统家庭已受到一定的冲击，一些女性开始把嫁出洋去作为生活的理想。海商还通过回国投资，直接移入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如清末，归国侨商在北海兴建了高德蒸汽锯木厂，归侨黄作兴投资兴办了合浦第一个汽车公司“廉北普益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华侨还投资兴建合浦一中 (今北海中学)等，［22］更多的海商回乡建房，使中西合璧的建筑出现在民间，成为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3.广西北部湾海商文化富有开拓冒险、追求自由的精神特质。

“行船泅水三分命”，海洋商业的艰难与危险，使广西北部湾海商形成开拓冒险、追求自由的性格。即便是明清海禁，“严通番禁，寸板不许下海”，“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出洋经商或移住外海岛者，以交通反叛处暂立决。”［23］海商仍辍耒不耕，远商海外。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只有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才有勇气走向海洋，这种冒险精神与海外经商结合起来，往往取得重大成功。而由于商贸活动的拓展，迁移成为海商的一种生活、习惯和性格，甚至东南亚也仅成为移民到美洲、澳洲以及世界任何地方的一块跳板。

海洋生活造就了广西北部湾人出海的传统，区域性海上交易活动又形成了与内陆经济活动向内用力不同的向外用力的思维定势，与安土重迁的中原农耕文化相较，海商文化更具开拓性与闯荡性，形成开拓冒险、追求自由的精神特质。与陆路商帮贩运的多是土特产、原料制成品相比，海商贩运的是差异大的产品，以本地的特色产品交换东南亚等国的特色产品。海商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等与其他商帮有所区别，他们在交易过程中，往往兼具精明性与灵活性，交易行为的规则性与交易活动的豪爽性。

4.广西北部湾海商倡导了沿海人民下海贸易与移民海外的风气。

尽管明清时期向外拓展的广西北部湾海商人数不是很多，区域也局限于东南亚国家，但对扩大北部湾人的视野、促进开放的心态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海商们倡导了沿海人民下海贸易与移民海外的风气，从此，平民将下海贸易以及向海外移民看作是一条重要的生活出路。“望海谋生，十居五六”，一代又一代的平民走向海洋，在海洋中艰难崛起，奠定了海商的平民文化底色。随着移民的不断拓展，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华侨与侨眷之间经济联系的日益加强，激发了沿海社会向外开拓意识的提升，北部湾海外移民的推动力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早期海外移民属被动性质的移民，那么当侨乡社会因侨汇的影响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海外移民已经是自发性质的移民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侨乡社会的形成，为海外移民的持续作了人口上的准备，使广西北部湾地区社会更富于开放性。

5.海商在对外拓展中注重内外联结，铸造了“钦廉人”重亲的文化性格。

远离故土的海商，出于经济利益、精神生活和社会存在的原因，非团结不足以图生存，非互助不足以言发展，他们很注重以家族或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凝聚性，形成浓重的宗族观念和认同情结。广大海商注重与家乡的联系，通过祭祀祖先等各种形式的活动，加强宗族成员的联系，积极参加原宗族或家族的公益活动，如修祖坟、建宗祠、修族谱、办学校等。在海外，海商大多也依靠乡族关系立足，从事工商业或工矿及种植业。他们乐此不彼地联乡谊，叙乡情，传承乡土文化，组织会馆及同乡会，广西北部湾海商聚集地区大都有钦廉同乡会或钦廉会馆。如19世纪初，在广西北部湾华商最集中的越南堤岸，就有华侨会馆、公所、同乡会等;新加坡 (桂廉高)三和会馆在清光绪九年 (1883年)成立。“钦廉人”成为广西北部湾商人的代名词，注入了他们在不断拓展过程中重亲的文化内涵。

自古以来，广西北部湾就是“风声、文物不能齿于上国”［24］的经济文化落后之地，与广东、福建沿海相比，该地居民进取意识相对淡薄，海商的人数较少、影响力很弱，谋生和创业的压力很大，对文化、社会等事务的关注有限。但海商文化根植于广西北部湾的传统社会和文化基础之上，在历史大变动中，通过分化、开拓、融合得到不断发展，具有了越来越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成为一代又一代海外移民不断开拓奋进的精神动力。

三、广西北部湾明清海商与移民的互动

如果说，广西北部湾明清海商文化发展的物质动因是不断发展的私人海外贸易，而社会基础则是海商贸易影响下的明清移民潮。

1.广西北部湾地区是移民出洋的便利通道。“钦之西南，接境交趾，陆则限以七峒，水则舟楫可通。自钦稍东，曰廉州，廉之海，直通交趾”［25］，明朝廉州通越南的海路:“自乌雷正南二日至交趾，历大小鹿墩，思勒隘、茅头捍门入永安州，茅头少东则白龙尾、海东府界，正南大海外，抵交趾、占城二国界，泛海者每遇暴风则舟漂七、八昼夜至交趾青化 (清化)府界，如舟不能挽，径南则入占城。”［26］清代广西北部湾到越南的交通线“若广东海道:自廉州五雷山发舟，北风顺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东府，沿海岸行八日，始至海东，有白藤、安阳、涂山、多渔诸海口，各有支港以达交州，此海道大略也”，“自冠头岭而西至防城”水道皆通。［27］清乾隆年间“惟西南之东兴街及竹山村地方，均之番境之吒硭、暮采等处接壤……又多内地之民在彼开铺煎盐，每日行旅如织。”［28］

2.海外贸易的发展，来往的商船为移民出入提供便利的交通工具。“华侨与祖国的联系完全靠自己的帆船”［29］。明中期后，来往于广西北部湾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商船急剧增加，成为移民出国的经常性的交通工具。鸦片战争前，广西北部湾沿海移民以到东南亚，尤其是越南居多。如明钦州龙门总兵杨彦迪、高雷廉总兵陈上川率3000人移居原柬埔寨东浦地区，是清代广西海外移民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在1820年代，中国每年出洋的商船总数通常为315艘，而赴越南贸易就占了三分之一”［30］，这其中应有一定数量的随商船移民或滞留越南不归的商民。“1820年代，安南首都河内 (西贡)以及东京之间的国内航线上，一年中有载重50～70吨的船只，往返三趟进行贸易。其中华侨船只有60艘。暹罗与安南之间的贸易，绝大多数是由属于华侨所有并营运的暹罗船完成的。”［31］伴随着帝国主义掠卖华工现象的出现，广西北部湾地区的移民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和法国等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国家扩展，移民的规模不断扩大。

3.移民主要沿着海商航路的沿岸分布，广西北部湾海商是东南亚华侨的主要来源之一。

明清广西北部湾的海外移民最初均主要搭载商船到达南洋东南亚各地。19世纪末，由于英、法、德、日等国轮船公司纷纷涌入北海，仅1890～1899年间，外轮开辟了北海至国内外各地的6条航线，进出港达2300余艘次、116万吨位，平均每年230艘次。［32］随着对外航线的延伸，契约华工的激增及华商的发展，移民范围进一步延伸到美洲、澳洲和非洲，北部湾对外贸易航线成为移民出洋的传统航道。海商沿着贸易航线的港口组构商业网络，东南亚各地商埠涌现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华商侨居区，如越南的广南地区和占城、新加坡、马六甲、暹罗、印尼、文莱等地。“在一定意义上，海外移民潮是被海洋经济特别是私人海洋贸易牵动的，这就使得海外移民区域和传统亚洲经济圈重叠在一起，海外移民社区一般也是中国海商的落脚点和中转站”，“这些海外贸易商，有相当一部分在海外各地过冬或长期居留，成为移民的主要来源。”［33］“华侨移居越南，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通过何种方式，在定居之后，大都主要从事商业活动。”［34］

4.帝国主义以北部湾的港口为据点，掠卖猪仔 (契约劳工)，输出移民成为广西北部湾商船最重要的商品之一。19世纪末，法、英、德及荷兰等国纷纷在北海及芒街等地设点招募华工到各殖民地去充当契约华工，如1896～1897年，法国把招募的华工 (主要是钦州、廉州、防城等地农民)分四批共3003人运往非洲马达加斯加修路建桥。［35］光绪五年 (1879年)，英国从北海转运香港再卖到新加坡的劳工达500多人;光绪十六年 (1890年)七月，有1300名广西劳工从北海运往印度尼西亚 (苏门答腊);光绪十七年 (1891年)，从北海出口华工千余人，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1361名华工由北海前往新加坡。［36］据不完全统计，从1885年至1925年间，经北海海关注册出境的华工和妇女儿童不下10万人，大多来自合浦 、钦州、灵山、博白、北流、玉林和容县等地，［37］他们分别到达新加坡、文岛 (印尼)、马来西亚等地，甚至到达非洲。

5.广西北部湾移民分布广泛，但相对集中。明清广西北部湾的海外移民最初主要分布在南洋东南亚各地，19世纪末，契约华工的激增及华商的发展，移民范围进一步延伸到美洲、澳洲和非洲。据统计，至1992年止，有88.4%的广西籍华侨华人集中在亚洲各国，其中有130万人定居在越南，［38］其次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各国，形成了广西海外移民分布相当集中的特点。而广西北部湾地区现为广西的三大侨乡之一。

6.海外移民的拓展之处往往也是北部湾对外贸易所延伸之处。海外移民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不但通过劳动改造了各居住国的山河面貌，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而且传播了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密切并扩大了居住国与祖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移民对祖国物产的依赖性，使移民散居网络与北部湾地区的海外贸易圈密切联系起来，为北部湾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明清时最重要的华商型移民的主要特征，就是把中国国内的商业、手工业和矿业等技术实践传统向海外居住地引伸，并保持这种经营与祖乡的联系且世代承传。”［39］“如在越南芒街，来自合浦的高德、小江，钦州、防城等地的陶瓷工人把从家乡带来的陶瓷色料、瓷泥、机械零配件用于生产，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与增加花色品种，使陶瓷制品畅销越南各地甚至法国、古巴等国。［40］越来越多的广西北部湾人沿着商船的航路出洋，海外移民的拓展之处，往往也是北部湾对外贸易所延伸之处。持续的海外移民，是广西北部湾对外贸易获得发展的动力，为广西北部湾海商的发展壮大奠定了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广西北部湾的私人海上贸易发展催生了该地区空前的海外移民和华人社会的形成，移民散居网络与海外贸易圈密切联系起来，移民与贸易成为广西北部湾海商网络的两大支柱。广西北部湾海商的人数不多，影响力很有限，但其海商文化具有特殊的文化秉赋和鲜明特征，在发展过程中，能够通过分化、开拓、吸收、融合，具有越来越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成为一代又一代海商不断开拓奋进的精神动力。海商与海外移民的互动促进了广西北部湾的社会变迁，客观上为广西北部湾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创造条件。这一系列由明清广西北部湾人民向海洋发展所引发的文化现象，展现了广西北部湾文化所呈现的海洋性特征，是中国古代海洋区域性社会特征的体现。

［1］(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Z］.卷一.地理门.北京:中华书局.1999.

［2］陈希育.越南阮朝前期外贸政策初探［J］.东南亚学刊.1993(10).

［3］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廉州府合浦县民情风俗民事纲目册［A］.北海史稿汇纂［Z］.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79.

［4］(明)张瀚撰，萧国亮校.松窗梦语［Z］.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6.

［5］清宣宗实录(卷一五○)［A］.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590.

［6］(明)林希元著，陈秀南校.钦州志［Z］.政协广西灵山县委员会编印.1990.

［7］李国祥编.明实录类纂(广西史料卷)［Z］.卷317.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89.

［8］(清)蔡廷兰.海南杂著［Z］.台北:大通书局.1987.

［9］(明)黄佐.广东通志(嘉靖)［Z］.卷58.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誊印本.1997.

［10］北海市人民政府编.北海地名志［M］.1986.53.

［11］(清)梁鸿勋.北海杂录［Z］.官廨.香港日华印务公司.1905.

［12］黄铮.广西对外开放港口——历史、现状、前景［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28.

［13］(明)林希元著，陈秀南校.钦州志(嘉靖)［Z］.政协广西灵山县委员会编印.1990.

［14］陈荆和.十七、十八世纪之会安唐人街及其商业［J］.新亚学报.第三卷第一期.286.

［15］(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昆山顾炎武研究会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16］(美)穆黛安著，刘平译.华南海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9.

［17］(清)潘鼎哇.安南纪游［A］.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本［Z］.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70.

［18］(明)钟薇.虔台倭纂［A］.倭原二.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续集(第十七册)［Z］.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本.民国三十六年(1947).

［19］(清)周硕勋.廉州府志(乾隆)［Z］.纪事.梅苍书屋.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

［20］屈大均.广东新语［M］.介语.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582.

［21］王光荣.北部湾中越民族文化交融溯根探源［A］.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469－475.

［22］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北海市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1352.

［23］(清)刘兆麒.总制浙闽文檄(清康熙十一年刻本)［A］.中国古代地方法制文献(乙编)［Z］.影印本.

［24］(明)林希元著，陈秀南校.钦州志［Z］.政协广西灵山县委员会编印.1990.

［25］(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Z］.卷一.地理门.北京:中华书局.1999.

［26］(明)张国经.廉州府志［Z］.卷六.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2.

［27］(清)张廷玉等.清文献通考［M］.卷296.上海:上海商务出版社.1995.

［28］(清)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藏.

［29］田汝唐.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33－36.

［30］陈希育.越南阮朝前期外贸政策初探［J］.东南亚学刊.1993(10).

［31］陈希育.越南阮朝前期外贸政策初探［J］.东南亚学刊.1993(10).

［32］北海市海陆空运今昔纪要［A］．北海市文史编纂委员会编．北海文史(第八辑)［Z］．1992．176．

［33］杨国桢，郑弘甫，孙谦.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62.

［34］于向东，刘笑盈.战后越南华人四十年历史之变迁［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1).

［35］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Z］.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391－392.

［36］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北海市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1350.

［37］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北海市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1350.

［38］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侨务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204.

［39］杨国桢，郑弘甫，孙谦.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56.

［40］杨恒烈.钦州地区旅美华侨华人的现状［J］.八桂侨史.1987(2).

The Maritime Culture and Emigration in Beibuwan of Guangxi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u Xiaoli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Beibuwan of Guangxi became the prosperous area that the private maritime trade of China．A number of merchant ships came and went all over the Beibuwan coast and southeast Asia．They provided traffic conditions for the emigration of the Beibuwan area in Guangxi．The overseas Chinese distributed widely abroad，they had established the commercial networks for the Beibuwan maritime and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continuous emigration of the Beibuwan area in Guangxi．The Beibuwan maritime culture became a unique feature in the course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Guangxi．The sustained emigration trend provided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culture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Beibuwan of Guangxi;private overseas trade;maritime culture;emigration

【作 者】吴小玲，钦州学院商学院副教授。广西钦州，535000

G05

A

1004－454X(2011)02－0149－007

* ［基金项目］广西区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立项“明清移民与广西北部湾的开放开发”(08FZS002)。

〔责任编辑:袁丽红〕